本人選修課考古，需寫一篇關于考古的論文，3000字以上，望各位大大們施以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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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利用考古學資料研究百越民族史的相關問題來源：中國論文下載中心 [ 10-10-22 15:53:00 ] 作者：楊杰 編輯：studa090420 論文摘要：20世紀80年代是百越民族史研究的興盛時期。
在當時和其后的研究中，出現了使用材料雜蕪、牽強附會和過分強調考古學資料的兩種傾向。
考古學文化與古代族屬研究關系密切，但不能簡單地在二者之間畫等號。
在研究過程中要充分考慮到文化的層次性。
以生產工具為代表的古代物質文化史與其所處社會形態并無必然聯系。
論文關鍵詞：考古學；百越；民族史；研究 百越作為我國古代早期歷史上的一支重要民族群體，曾長久地活躍于祖國南方的大地上。
他們是當地最為古老的民族之一，與比之更早的當地新石器時代和早期青銅時代文化有著一脈相承的發展淵源關系。
關于百越民族的情況，在先秦時期就見諸文獻記載。
正史《史記》、《漢書》等也都有所敘述。
另外還有其他一些專著或章節也記述了越族的歷史情況。
這些記載是后人了解和研究越人歷史的彌足珍貴的第一手資料，但由于百越地處南部一隅，社會發展水平又長期落后于中原地區，因而古代文獻記載既簡略又帶有歧視性，百越的歷史始終撲朔迷離，眾說紛紜。
新中國成立后，歷史學、民族學、考古學等學科領域的成果令人矚目，對百越民族史的研究也甚為活躍，尤其是在20世紀80年代達到一個高潮。
《百越民族史》、《百越民族文化》一、《百越源流史》?等是其中的代表性論著。
《百越民族史》是建國后研究百越民族史的第一部專著。
全書共分l3章，分別論述了百越的名稱、分布、來源、文化特征、社會經濟、社會性質、民族關系以及百越對中華民族的貢獻等。
附有《百越大事年表》，已故著名民族學家翁獨健先生為之作序。
《百越民族文化》是同一作者群體在《百越民族史》的基礎上重新整理寫成的，兩本書并無本質區別。
何光岳撰寫的《越源流史》是于l989年底出版的，主要依據文獻記載并結合其他方面的資料寫成。
在20世紀80年代還多次召開關于百越民族史研究的全國性會議，并出版有《百越民族史論集》、《百越民族史論叢》、《百越史論集》、《百越史研究》、《百越民族研究》等論文集。
《百越民族史》等一批論及百越史的專著盡管已經出版20多年了，但作為開山之作，我們在涉獵百越民族史時不能不讀。
因為其可謂集那一階段百越史研究成果之大成，而在那次研究高潮之后，百越史研究并無大的突破。
究其原因，一是有一批“文革”前就活躍于民族史學界、造詣頗深的專家學者，經多年積聚，正當年富力強之時，迎來了建國后前所未有的學術繁榮時期。
他們的研究成果得以大量發表；二是改革開放后各地基本建設規?？涨?，考古新發現隨之層出不窮。
現在重新審視相關考古資料，不難發現為深入研究提供第一手材料、成為綜合研究支撐點的重要考古發現成果大多出自20世紀70—80年代。
這就為把文獻記載和考古發現相結合進行南方民族史研究提供了難得的良機。
誠然，我們在把握某一領域學術動態時，必須充分關注最新科研成果，但比起一些曇花一現的所謂學術著作來，那些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礎上旁征博引、論述精辟、經得起推敲而帶有經典性質的學術論著更值得我們去仔細玩味。
《百越民族史》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大量借助考古資料及成果，經過分析，得出自己的結論。
盡管其中有許多方面迄今尚無定論，但其仍不失為一家之言。
如對百越非夏民族之一支的論述，對東甌、閩越及西甌、駱越相互關系及地望的考證都言之成理，頗為精審。
《百越源流史》依托歷史文獻記載，不拘一格地運用各方面材料，對歷史上的百越民族及其各支系進行了綜合研究，立論大膽而新穎。
《百越源流史》和《百越民族史》反映了百越史研究的兩種傾向。
《百越源流史》一書使用的考古資料屈指可數，在其他材料的選用上也略顯雜蕪，有牽強附會之感。
突出表現是將作者認為屬于百越族系的各南方族群的源頭絕大部分都追根到北方中原甚至是西北地區，對各族群遷移流向的研究也過于寬泛，解釋隨意，缺乏過硬的證據。
由此可以看出，僅僅依靠文獻記載和其他更為間接的材料是難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的。
在文獻不足征引的情況下，大量運用考古資料是《百越民族史》一大特色。
作者在論述族屬的來源及分布時，幾乎無一例外地借助考古學資料和研究成果來證實自己的觀點。
應當說把文獻記載和考古資料相結合進行中國古代史、尤其是早期歷史的研究，是史學研究尋求突破的一條有效途徑。
但《百越民族史》也存在過分倚重考古學資料的傾向，在與文獻記載發生矛盾時，往往否定后者。
任何學術著作都不會是十全十美的，特別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其時代的局限性就會日益顯露，但這又是不可避免的客觀現象。
那種以今天的結論和視角去恣意評判、指摘前人以顯示自己的正確的做法是不足取的。
正確的態度應當是首先觀其成果是否盡可能充分地占有了當時所能提供的材料，并在此基礎上得出較為合理的結論；其次是不苛求于前人，應盡量去吸收前人成果的合理成分，總結他們的得失，在其基礎之上吸納新的東西，力求有所突破，得出新的結論。
通過考察上述有關百越民族史研究的資料，引發出筆者對考古學資料與民族史研究方面的若干思考。
(一)關于考古學文化與古代族屬的關系 在中國，考古學是廣義歷史學的一部分。
經過新中國成立后近60年的發展，中國考古學以其數不勝數的重大發現和輝煌成果，當之無愧地成為我國最有成就的學科之一。
正因為有如此巨大的成就，所以考古學在學術界中具有了越來越多的話語權，在當今中國從事古代史綜合研究，完全不理會考古學所提供的材料是不可想象的，其研究的深度和廣度也勢必受到局限，對于先秦史的研究更是如此。
盡管隨著考古學研究的日益深入和領域的不斷拓寬，其研究成果越來越為歷史學界所重視和吸收，但由于考古學本身的特殊性和局限性，使得二者的結合難如人意，尚存在不少問題和難點。
“考古學文化”是代表同一時代的、集中于一定地域內的、有一定特征的遺跡和遺物的共同體。
這種共同體，應該是屬于某一特定的社會集團的。
但考古學文化是由人通過主觀意志對客觀存在加以判斷后確立的，因而這種主觀判斷并非總是正確的。
事實上，考古學研究只能是不斷地接近于歷史的原貌，而幾乎不可能完全復原之。
正如張忠培先生所說：“對歷史的認識只能是愈益增進，即逐漸接近歷史的真實，卻永不能達到完善的認識”，“一代一代的人們向著歷史的真實走去，可是，這一代一代的人們只能接近這歷史的真實，卻永遠摸不著它，更不能全面地認識這歷史的真實”。
在考古學實踐中，我們看到在考古學文化的認定上，就中國而言目前還沒有一支考古學文化是完全取得一致意見的。
即使像“仰韶文化”、“龍山文化”這類稍有歷史知識的中國人就知曉的名稱，對其內涵在考古學界仍有許多不同觀點。
在考古工作中，只要田野工作基礎扎實，科學可靠，并且達到一定的工作規模，那么在量化的基礎上較為準確地把握若干遺跡群的整體文化特征是完全可能的。
問題在于當這種特征，也就是差別達到怎樣的程度就可以確定為一支考古學文化?換言之，就是確立考古學“文化”、“類型”等不同層次的標準是什么?我們看到，東北地區的“興隆洼文化”、“新樂文化”、“趙寶溝文化”等都是以筒形罐為主的考古學遺存，這些文化盡管略有時間早晚上的不同，但其在特征上的差別似乎并不比“河南龍山文化”中各類型之間的差別更大。
這種情況表明，在考古學文化和類型的劃分上存在一定的人為因素。
基于上述原因，我們在借助考古學材料進行族屬研究時，就存在一個方法問題。
首先，一支考古學文化是否可以和歷史記載中的某一族屬劃等號?筆者認為對此要持慎重態度。
完全巧合并非不可能，但顯然概率極低。
一般來講，一支考古學文化所涵蓋的范圍要小于一個部族或民族共同體。
因為既然是一族屬，其分布范圍就不會過分狹窄，其內部的文化面貌也很難整齊劃一，而其內部差別在考古學研究中就極有可能被識別出來并確定為不同的考古學文化。
張忠培先生說過：“古籍記載的一族，有時恰等于一個考古學文化，有時包含著幾個考古學文化，還未見過一個以上的族共有一考古學文化的現象。
”事實上，真正從事田野工作的考古學者是不輕易把考古學文化和族屬研究相聯系的。
考古學文化面貌上的差別不一定就是族屬上的差別。
當然，在考古學研究達到一定深度和規模時，適時就其族屬問題開展研究和討論是必要的。
因為考古學作為一門成熟學科，通過人類遺留的實物資料進行歷史研究是其最高目標。
考古學分期、分區及“文化”、“類型”的研究僅僅是進行深入研究的手段而絕非目的。
然而當我們在掌握已知條件有限的情況下，對一個事物的描繪越詳細，則離其真實情況就可能相去越遠，因此筆者以為在目前情況下，運用考古資料進行族屬研究時，具體操作上宜粗不宜細。
只要我們能夠大致描繪出某一或某些族屬分布區內當時人類的物質文化是怎樣的，達到什么樣的發展水平及其主要文化特征也就可以了。
在特征上宜捕捉那些數量多、具有普遍性的最為典型的共性因素，而不能拘泥于考古學本身對遺存的過細區分與描述。
嚴文明先生說：“考古學資料雖然不可能反映當時社會的全貌，總還是那個社會的直接遺留和縮影。
通過它不僅對當時社會的許多方面可以有形象的真切的認識，也能了解整個社會大致的輪廓及其發展軌跡，從中得出一些規律性的認識。
這應當是現代考古學所追求的主要目標。
” 《百越民族史》認為廣泛分布于東南部地區的有段石錛、有肩石器及幾何印紋陶器等屬于百越族物質文化特征的一部分，就是針對最典型因素來說的。
(二)文化及其層次性與國家、民族的關系 廣義的文化可以分為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個層面。
考古學文化所反映的主要是物質文化方面的情況。
文化是區分不同民族的最核心的內容，一個民族失去了自己的文化，也就失掉了自己的特性。
同時，“民族是文化的載體，文化都具有民族性。
民族性是文化的基本特征。
”一個古代國家是否就只有一個民族(即單一民族)、一種文化(此處指廣義的文化)?一種文化是否就只能由一個民族所擁有?答案顯然都是否定的。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種文化的情況不是不可能存在，問題是當我們由一支考古學文化反推族屬甚或國家時，就不能簡單地去畫等號，實際情況可能要復雜得多。
嚴文明先生指出：“考古學文化同族的共同體盡管有密切的關系，畢竟還不是一回事，不能在二者間畫等號。
要通過考古學文化來研究與族類有關的問題，還需要從實踐和理論上來加以論證。
” 從理論上講，考古學文化所反映并主要研究的是古代物質文化層面的東西，在此基礎上也會討論更高層面上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的問題，但嚴格意義上說，這已經超出了純粹考古學所研究的范疇。
任何一支考古學文化無疑都屬于某個族群，但其所屬族群不一定都在歷史上留下記載。
因此，只有一部分考古學文化可以和古代文獻記載的族屬相關聯，而且我們看到的考古學文化內容只是該族屬全部文化的一小部分。
這些因素都是通過考古學文化研究古代族群的困難所在。
《百越民族史》從考古學材料出發，認為“句吳”、“于越”、“東甌”……都是由新石器時代居民發展而來的土著居民，幾乎否定了人口遷徙對文化的影響。
誠然，從考古學編年譜系角度看，在文獻記載中提到的百越民族分布區內的青銅時代文化和新石器時代文化之間是有不少文化繼承因素，但也不應無視來自中原地區的文化因素(尤其是青銅器方面)對南方文化的影響。
對中國古代文獻記載也不應因暫時找不到考古學證據而一概加以否定。
文化是有層次的。
平民和貴族的文化從古至今都是不一樣的。
考古學文化中除大中型墓葬、宮殿衙署、宗教祭祀、禮器等遺跡遺物屬貴族文化外，用以確定考古學文化屬性的最為重要的陶器、石器、聚落形態、墓葬習俗等，大都屬于平民文化。
因此，我們現在看到和歸納的考古學文化特征所反映的遠非當時社會的全部內容。
用占主流的平民文化來否定統治階層可能存在的另有族源和遷徙現象，同樣是缺乏說服力的。
總之，在文獻資料有限、百越之義眾說紛紜的情況下，充分利用考古學研究成果是尋求突破的有效途徑，而將二者有機地結合起來還需要一個艱難而漫長的探索過程，同時也有賴于考古學理論與實踐的提高和豐富。
(三)物質文化與社會形態的關系 社會形態發展階段論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重要論述，長期以來被奉為圭臬。
在此我們不打算對社會形態論本身發表評論，只是對以考古學文化為代表的早期物質文化史與社會形態的關系進行簡略的討論。
社會形態的表述是以生產關系的狀況為基礎的，而生產關系又受到生產力的制約，但這只是社會發展的一般狀況，生產力某些要素的變化并不一定迅速導致社會形態的變化。
因此可以說，以生產工具為代表的古代物質文化史與其所處社會形態并無必然聯系。
有些學者認為廣東發現了青銅文化，其發展階段當屬奴隸制社會。
《百越民族史》一書也認為西甌使用青銅器，青銅器時代即奴隸制。
我們認為，青銅器和奴隸制不能簡單地畫等號。
落后民族在先進民族的影響下，使用一些較先進的生產工具，但不一定就會立即引起社會性質的改變。
從目前發現的嶺南青銅文化面貌觀察，當時確實出現了明顯的貧富分化和等級差別，但沒有確切證據可以證明那些富貴者就一定是奴隸主，在原始社會末期就已經出現了等級和貧富差別，而且這種差別貫穿于其后的所有社會發展階段，因而也不能以此作為當時就是奴隸制社會的證據。
需要指出的是，我們這里反對的是青銅文化直接等同于奴隸制的觀點，至于嶺南青銅文化的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