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洲與愛娜的分別是在四十七年前，那時她們還是紹興魯迅小學三年級的同學。然而，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很快就傳播到她們所在的古城。雖說上課還在斷斷續(xù)續(xù)地維持，但只要是報刊有重要社論發(fā)表、或有最新最高指示問世、或有驚天地泣鬼神的社會動態(tài)、或有……已經是紅小兵的余洲和愛娜她們所有同學，都得聞風而動上街游行。

那一次學校又要組織游行了，頭天在教室里有老師通知：“明天所有同學都要統(tǒng)一著裝，即一律藍褲子配白襯衫。另外，每人都得手持紅纓槍。”

藍褲子、白襯衫不難辦到，各家各戶的家長早就習以為常地常備不懈。但紅纓槍的配備就不容易了，一時間各個雜貨店的白蠟棍、竹竿子、甚至拖把（也是要用它的把柄）都被搶購一空，因為那都是制作紅纓槍的主要部件。有的孩子匆忙之中還有把竹質的蚊帳架子拆下來鋸斷的，畢竟這革命不能溫良恭儉讓么。有了槍桿子之后，再做一個木頭的槍頭子裝在槍桿的頂端，槍頭子油漆成白色或正宗銀色的。桿子上先裱糊一層白紙，白紙上再用紅紙條纏繞。紅纓子則基本是用紅紙條做成，個別也有用白紗纖維染紅而成的。

可是，第二天的游行恰遇天公不作美，不大不小的降雨淅淅瀝瀝了整整半天。一個上午的游行結束，余洲、愛娜等全班同學都被淋了個落湯雞不算，從紅紙頭包括染紅的纖維上浸漬下來的紅色顏料還把所有的白襯衫統(tǒng)統(tǒng)染成了花里扒拉的紅襯衫。這就為原本滿大街的紅海洋又增添了幾分壯觀。

只是不久后，文革的邪火眼看著就要燒到余洲家里來了，余洲一家不得已只能轉場到了位于福建建甌的地質單位暫避禍害。

轉入建甌的小學校后，那里的情況也是邊革命邊學習，余洲依然還是紅小兵革命隊伍中的一員。除了隔三差五還要象征性地接受一點點課堂教育之外，紅小兵的革命活動似乎占據著白天的大部分時間。余洲到福建后保持著與愛娜的通信，余洲向愛娜表述的她的紅小兵生涯是：

由于建甌的師生只說當地方言，余洲無法與他們溝通交流，更難以隨著他們一起上街從事革命行動。因此，只要是不上課的間隙，余洲就都會去父母所在的流行普通話的地質單位，都會在那里用國語發(fā)揮革命小將應有的作用。余洲會用標準的普通話，不厭其煩地向大人們宣讀并傳授毛主席語錄；她還會載歌載舞教授長輩們演習跳忠字舞。有一次，地質隊要上演活報劇——不忘階級苦，余洲主動請纓，擔任領唱。

在地質隊頗具規(guī)模的大禮堂里，在濟濟一堂觀眾的注目下，一個稚嫩的女生如泣如訴，那就是余洲在領唱：“天上布滿星，月兒亮晶晶，生產隊里開大會，訴苦把怨伸……不忘那一年，爹爹病在床，地主逼他做長工，累得他吐血漿……”一名由男性地質隊員扮演的長工躺在一旁的木板床上，先是演繹由病態(tài)而吐血、繼而在裝扮成活閻王狀的地主老財逼迫下，長工命赴黃泉。“不忘那一年……地主闖進我的家……狠心強盜搶走了我的娘……”余洲的詠唱委婉凄涼，引導著身后的扮演者假戲真做，現(xiàn)場氣氛真正是悲憤至極、群情激昂。

等到地質隊進入到抓革命促生產且將內斗暫歇時，余洲一家這才從福建搬回浙江的長興。但即便是到了長興，余洲的紅小兵身份依然沒有蛻色。每天的早請示、晚匯報，她都會帶領整幢樓里的爺爺、奶奶、叔叔、阿姨揮舞著語錄高呼“敬祝偉大領袖萬壽無疆、祝副統(tǒng)帥身體健康！”。今天的一天要怎么過？他們會對著墻上的毛主席畫像背誦毛主席語錄；今天的一天過得怎么樣？他們還會對著墻上的毛主席畫像背誦毛主席語錄。可以毫不夸張地這么說吧，身為紅小兵的余洲當時對于語錄的熟識程度，簡直是堪比語錄作者本人都還要運用自如和記憶深刻了。

現(xiàn)在想想，幾十年過去彈指一揮間，真是往事如煙、情感紛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