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我前往美國的伊利諾伊大學學習戲劇導演。那年，在一次留學生的聚會上，我遇見了同樣來自臺灣的留學生林惠嘉。初次見面，我就被這個笑聲爽朗的女孩深深地吸引了。這次聚會之后，我主動約她看一場網球賽，那時我的個性非常靦腆安靜，開朗的惠嘉竟很爽快地答應了。

通過相互了解我才知道，這個自信愛笑的女孩很了不起，自小非常聰明，臺大畢業后以優異的成績考到美國伊利諾伊大學攻讀生物學博士學位。跟惠嘉在一起，安靜的我好像找到知音一般，總有說不完的話。

1983年，戀愛5年之后，我和惠嘉在紐約舉行了中西合璧的婚禮。婚后我在紐約大學念電影系，妻子在伊利諾伊繼續攻讀博士學位，雖然聚少離多，但兩人的感情非常好。記得那時候我每次臨走前總會做好一冰箱豐盛的食物留給妻子，也總是隨身攜帶妻子的照片。妻子把我們分居兩地的家庭生活概括為：我的溫厚，搭配她的能干；我的感性遇上了她的理性，就好像一座天平，為這個家找到了一個最適合的平衡點。

在此期間，大兒子李涵、小兒子李淳相繼出世。妻子是位個性非常獨立的女性，自己能做的事從不麻煩別人。大兒子要出生時，她半夜感覺羊水破了，于是自己開著快沒油的汽車到醫院生孩子，醫生問她要不要通知丈夫或親友時，她說不用了，醫護人員還以為她是個棄婦。我第二天趕回伊利諾伊時才知道自己已經當了爸爸。

從紐約大學電影系畢業以后，我并沒有一帆風順地開始拍片生涯，相反卻陷入了“畢業即失業”的悲慘境地。大約6年時間里，我都失業在家，主要靠身為藥物研究員的妻子在外工作，養家糊口。現在想想，那時的家有點像“母系社會”，妻子天天外出上班掙錢，我在家帶孩子，練習廚藝，當“煮飯公”。

在6年的等待中，我每天除了大量閱讀、大量看片、埋頭寫劇本以外，還包攬了所有的家務，負責買菜、做飯、帶孩子，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凈凈。每到傍晚做完晚飯后，我就和兒子一起興奮地等待“英勇的獵人媽媽帶著獵物回家”，這一幕至今想起來仍覺得很溫馨、很感動。

見妻子肩上的負擔那么重，我過意不去，就偷偷地開始學用電腦，那時候會用電腦比較容易找工作。可沒過多久，這件事就被妻子發現了，她很生氣地說：“學電腦的人那么多，又不差你李安一個，你可以失業，只要不無所事事！”其實在妻子眼里，我永遠都像長不大的孩子。

妻子知道我真的只想拍電影，做別的事不行，也不感興趣。她鼓勵我追隨自己的夢想，并相信她的丈夫一定會成功。現在想想，要不是遇到妻子，我真可能沒機會實現電影夢了。

如果我沒有“家庭婦男”的獨特經歷，沒有6年在廚房里的臥薪嘗膽，恐怕就不會對人生這道大餐的“酸甜苦辣”感悟得這么深，也拍不出《推手》《喜宴》《飲食男女》這“家庭三部曲”了。

而在我眼中，妻子寵辱不驚的個性實在是促我成功的最主要原因了。你想，丈夫在家待了6年，全靠她一人在外打拼，她沉得住氣；當我第一次獲得金熊獎時興奮地從柏林給她打電話，誰知她只說：“嗯，知道了！”就掛了電話繼續去睡，事后還怪我小題大做。拿了奧斯卡小金人后，有一次我和妻子到華人區買菜，有位朋友對妻子說：“你命真好，先生現在還有空陪你買菜！”不料當即遭到妻子搶白：“你有沒有搞錯呀？是我今天特意抽空陪他來買菜的！”

最近，美國華裔社區的男女老少請妻子主講《牽手與推手——-談家庭溝通和簡易人生》，低調的妻子談到的幾句話很讓我折服，她說：“作為妻子，絕不要裝哪根蔥去干涉丈夫的私人空間，既然選擇了對方，就要對自己的眼力有信心！”我想妻子是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