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高興的時候，管爸叫“酒仙”，不高興的時候，爸又變成了“酒鬼”。做酒仙時，他散淡灑脫，詩也溢彩，文也雋永，書也飄逸，畫也傳神；當酒鬼時，他口吐狂言，歪倒醉臥，毫無風度。仙也好，鬼也罷，他這一輩子，說是在酒里“泡”過來的，真是不算夸張。據爸說，他在十來歲時已經在他父親的縱容下，能夠頗有規模地飲酒。打那時起，一發不可收拾，酒差不多成了他的命根子。很難想象，若有三天五日見不到酒，他的日子該如何打發。

最初形成“爸與酒”的印象是在我三四歲的時候，那也算是一種“啟蒙”吧。說來奇怪，那么小的孩子能記住什么？卻偏把這件事深深地印在腦子里了。

保姆在廚房里熱火朝天地炒菜，還沒開飯。爸端了一碟油炸花生米和一個滿到邊沿的玻璃杯自顧自地先上了桌。我費力地爬上凳子，跪在那兒直勾勾地看著他，吃幾粒花生，抿一口酒，嘎巴嘎巴，吱拉吱拉……我拼命地咽口水。爸笑起來，把我抱到腿上，極有耐心地夾了幾粒花生米喂給我，然后用筷子指指杯子：“想不想嘗嘗世界上最香的東西？”我傻乎乎地點頭。爸用筷子頭在酒杯里點了一下，送到我的嘴里——又辣又嗆，嘴里就像要燒起來一樣！我被辣得沒有辦法，只好號啕起來。媽聞聲趕來，又急又氣：“汪曾祺！你自己已經是個酒鬼，不要再害我的孩子！”

五歲的時候，我再次領略了酒的厲害。那一年，爸被“補”成了“右派”，而我們對這一變故渾然不知。爸約了一個朋友來家喝酒。在昏暗的燈光下（也許只是當時的感覺），兩人都陰沉著臉，說的話很少，喝的酒卻很多。我正長在不知好歹的年齡里，自然省不下“人來瘋”，抓起一把雞毛撣子混耍一氣……就在剎那間，對孩子一向百依百順的爸忽然像火山一樣爆發了！他一把拎住我，狠狠地將我掀翻在床上，劈手奪過毛撣，沒頭沒腦地一頓狂抽。我在極度的驚恐中看到了他被激怒的臉上那雙通紅的眼睛，聞到了既熟悉又陌生的濃烈的酒氣。一個五歲的孩子，只能有一個反應，就是咧開大嘴痛哭一場，賴聲賴氣地哭得自己頭都昏了……后來我總是提醒爸爸：“你打過我！”他對這唯一的“暴力事件”后悔不已，說：“早知道你會記一輩子，當時我無論如何都會忍一忍。”

我對爸說：“我不記恨你，我只是忘不掉。”

爸結束了“右派”生涯，從沙嶺子回到北京時，我們家住在國會街。他用很短的時間熟悉了周圍的環境，離家最近的一家小酒鋪成了他閉著眼睛都找得到的地方。酒鋪就在宣武門教堂的門前，是一間窄而長的舊平房，又陰暗，又潮濕。一進門的右手是柜臺。柜臺靠窗的地方擺了幾只酒壇，壇上貼著紅紙條，標出每兩酒的價錢：八分，一毛，一毛三，一毛七……酒壇的蓋子包著紅布，顯得古樸。柜臺上排列著幾盤下酒菜：鹽煮花生，拍黃瓜……門的左手是四五張粗陋的木桌，桌前坐著散散落落的酒客：有附近的居民，也有拉板車路過的，沒有什么“體面”的人。

爸許愿給我買好吃的，拉我一起去酒鋪。（媽說，哪兒有女孩子去那種地方的？）跨過門檻，他就融進去了，老張老李地一通招呼。我蹲在地上，用酒鋪的門一個一個地夾核桃吃。已經有一大堆核桃皮了，爸還在喝著、聊著，天南地北，云山霧罩。催了好幾次，一動都不動。終于打算離開，可是他已經站立不穩了。拉著爸走出酒鋪時，聽見身后傳來老王口齒不清的聲音：“我……告訴你們，人家老汪，不是凡人！大編劇！天才！”回頭看了一眼，一屋子人都醉眼蒙眬的，沒有人把老王的話當真——老王后來死了，聽說是喝酒喝死的。回家的路上，爸在馬路中間深一腳淺一腳地打晃，扶都扶不住，害得一輛汽車急剎車，司機探出頭來大罵“酒鬼”，爸目光迷離地朝司機笑。我覺得很丟人。回到家里，他倒頭便睡，我可憐巴巴地趴在痰盂上哇哇地嘔吐，吐出的全是嚼爛了的核桃仁！

“文革”初期，爸被打入了“黑幫”行列，有一段時間，被扣了工資。于是，家里的財政狀況略顯吃緊。媽很有大將風度，讓我這個當時只有十三四歲的孩子管家。每月發了工資，交給我一百塊錢（在當時是一大筆錢了），要求是，最合理地安排好柴米油鹽等家庭日常開銷。精打細算以后，我決定每天發給爸一塊錢。爸毫無意見，高興地說：“這一塊錢可以買不少東西呢！”他屈指算著：“五毛二買一包香煙，三毛四打二兩白酒，剩一毛多錢，吃倆芝麻火燒！”“中午別喝酒了，”我好言相勸，“又要挨斗，又要干活兒，吃得好一點。”爸很精明地討價還價：“中午可以不喝，晚上的酒你可得管！”

一天早晨，已經發給爸一塊錢，他還磨磨蹭蹭地不走。轉了一圈，語氣中帶著討好：“妞兒，今兒多給幾毛行嗎？”“干嗎？”“昨兒中午多喝了二兩酒，錢不夠，跟人借了。”我一下子火了起來：“一個黑幫，還跟人借錢喝酒？誰肯借給你！”爸嘀咕：“小樓上一起的。”（小樓是京劇團關“黑幫”的地方）我不容商量地拒絕了他。被我一吼，爸短了一口氣，捏著一塊錢，訕訕地出了門。

晚飯后，酒足飯飽的爸和以往一樣，又拿我尋開心：

胖子胖，

打麻將。

該人錢，

不還賬。

氣得胖子直尿炕！

我也不甘示弱，不緊不慢地說：“胖子倒沒欠賬，可是有人借錢喝酒，賴賬不還，是誰誰知道！”爸被我回擊得只剩了臊眉耷眼的份兒了。第二天，爸一回家，就主動匯報：“借的錢還了！”我替他總結：“不喝酒，可以省不少錢吧？”他臉上泛著紅光，不無得意地說：“喝酒了。”“嗯？”“沒吃飯！”

我剛從東北回北京的那段日子，整天和爸一起待在家里。他寫劇本，不坐班;我待業。一到下午三點來鐘，爸就既主動又迫切地拉著我一起去甘家口商場買菜。我知道，買菜是他的責任，也是他的借口，他真正的盼頭在四點鐘開門的森隆飯莊。出門前，爸總要檢查一下他的小酒瓶帶了沒有。買了菜，馬上拐進森隆。飯莊剛開門，只有我們兩個顧客。爸給我要一杯啤酒，他自己買二兩白酒，不慌不忙地嘬著。喝完了，掏出小酒瓶，再打二兩，晚飯時喝。我威脅他：“你這樣喝，我要告訴媽！”爸雙手抱拳，以韻白道：“有勞大姐多多地包涵了！”有次他自己去買菜，回來倒空了菜筐，也沒找到那只小酒瓶。一個晚上，他都有點失落。第二天我陪他去森隆，遠遠看見那瓶子被高高擺在貨架頂上。爸快步上前，甚至有些激動：“同志！”他朝上面指指，“那是我的！”服務員是個小姑娘，忍了半天才憋住笑：“知道是您的！昨天喝糊涂了吧？我打了酒一回頭，您都沒影兒了！”

爸喝酒的事一向受到媽媽的嚴格管制，后來連孫女們都主動做監管員。汪朗的女兒和我女兒小的時候，如果窺到爺爺私下喝酒，就高聲向大人告發，搞得爸防不勝防，狼狽不堪。一次老頭兒在做菜時“偷”喝廚房的料酒，又被孩子們撞到，孫女剛喊奶奶，老頭兒連忙用手勢央求。她們命令爺爺彎下腰，張開嘴，倆孩子踮著腳尖嗅來嗅去，孩子們對黃酒的氣味陌生，老頭兒因此躲過一頓痛斥。

多年以后的一個星期天，我們回家看爸爸媽媽。爸縮在床上，大汗淋漓，眼里泛出黃黃的顏色。問他怎么了，他痛苦不堪地指指肚子，我們以為是肝區。唉，喝了那么多年的酒，真的喝出病來了。送爸去醫院前，媽非常嚴肅地問：“今后能不能不再喝酒？”爸縮作一團，咬著牙，不肯直接回答。

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好歹把爸弄到診室的床上，醫生到處摸過叩過，又看了一大沓化驗單，確診為“膽囊炎急性發作”。大家都松了一口氣。我蹲下為爸穿鞋，順便問大夫：“今后在煙酒上有什么限制？”話音未落，很明顯地感到爸的腳緊張地僵了一下。大夫邊填處方，邊漫不經心地說：“這個病與煙酒無關。”

“嘻嘻……”爸馬上捂著嘴竊笑，簡直像是撿了個大便宜。剛剛還擠滿了痛苦皺紋的那張臉，一瞬間綻出了一朵燦爛的花兒，一雙還沒有褪去黃疸的眼睛里閃爍著失而復得的喜悅！剛進家門，爸像一只蝦米似的捂著仍在作痛的膽區，朗聲宣布：“我還可以喝酒！”

然而，科學就是科學，像爸這樣經年累月地泡在酒里，鐵打的肝也受不了。在他晚年時，他的酒精性肝炎發展為肝硬化，醫生明確地指出問題的嚴重性。爸在他視為生命的寫作和酒之間進行了折中處理：只飲葡萄酒，不再喝白酒。在一段時間里，他表面上堅持得還算好，當然免不了小動作。

1997年4月底，爸應邀去四川參加“五糧液筆會”。臨行前，我們再三警告他不準喝白酒。爸讓我們放心，說他懂得其中的利害。筆會后爸回到北京，發現小腿浮腫，沒過幾天，5月11日夜里，爸因肝硬化造成的食道靜脈曲張破裂而大量吐血。這次他真的知道了利害。在醫生面前，他像一個誠實的孩子：“在四川，我喝了白酒。”爸費力地抬起插著輸液管的手，用拇指和食指比畫著，“這樣大的杯子，一共六杯。”

爸喝酒的事一直是我們全家的熱門話題。無論誰怎樣努力，都沒有辦法把他與酒分開。和爸共同生活的四十多年里，我們都明白，酒幾乎是他那閃光的靈感的催化劑，酒香融散在文思泉涌中。記得有一次和爸一起看電視，談到生態平衡的問題，爸說：“如果讓我戒了酒，就是破壞了我的生態平衡。那樣活得再長，又有什么意思！”也許，爸爸注定了要一生以酒為伴。酒使他聰明，使他快活，使他的生命色彩斑斕。這在他，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