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感想

莫高窟（敦俗稱千佛洞，被譽為20世紀最有價文化發現，“東方盧浮宮坐落在河西走廊的西端，甘肅省敦煌市，敦煌，在一個不錯的著名的壁畫和塑像。

它始建于前秦時期的16個國家，十六國，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朝代的建設后，形成一個龐大的規模，現存洞窟735，45000平方米的壁畫泥質彩塑2415年，是世界上現存規模最大，最豐富的佛教藝術圣地。

現代發現的藏經洞，有5萬多件古代文物，由此衍生的，專業的藏經洞典籍和敦煌藝術 - 敦煌學的學科。

1961年，被公布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1987年，被列為世界遺產。

敦煌莫高窟的感悟

敦煌莫高窟的感悟也就是感受到古人的。

傳奇的力量。

對于敦煌文物的流失你的看法是怎樣的

敦煌藝術是佛教的藝術。

敦煌文物的大量流失國外，始終是近百年來中國人揮之不去的一塊心病。

文化的發掘、傳播、借鑒、融合有其偶然性，更有其的必然性。

圍繞著敦煌文物流失國外，被國人認定的“文化強盜”的，可已列出一串長長的名單，斯坦因、伯西和……,但有意思的是,在當時國外普遍認為，以及當代中國的少數學者看來,除個別采用卑鄙的手段獲取者如美國人凡爾納之流外，大多數考古、探險者，特別是斯坦因、伯西和等人，被公認為是世界上最偉大東方文化的學者之一，而且具有為考古和文化發現的獻身精神和高尚的人格。

與斯坦因、伯西和們形成強烈反差的是，往前追溯1200多年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擔當學法求經的大量的僧人們，前往天竺佛教學習和傳播的佼佼者者，卻成為中華文化史上彪炳史冊的大師。

在經濟全球化、國際文化交流日趨豐富的當今，把兩者加以比較，便引出一個嚴肅而沉重的話題。

這就是，我們應當以怎樣的眼光看待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以怎樣的心態對待文化的傳播

我們不妨先從幾個歷史人物說起。

在幾千年里，走出國門走向世界的只有上僧人、商人和軍人。

商人的趨利性打通了陸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絲綢、茶葉和陶瓷的輸出，客觀上為中外文化交流創造的條件。

作為成吉思汗的子孫們的軍人，在馬背上揮師西征，但只在歷史上留下一個瞬間的定格。

而只有僧人，憑著對宗教的虔誠和熱情，以其堅忍不拔的毅力，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歷經千難萬險，九死一生，取得真經，在某種意義上看，這些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化的交流者和傳播者。

僧人的宗教熱情和執著卻為中外文化的交流融合做出了更直接更重大的貢獻。

自2500多年前，與老子、孔子同時期的釋迦牟尼創立佛教，并經阿育王于1500多年前的護法弘法，古印度（天竺國）佛教興盛并逐步跨越帕米爾高原、翻越喜馬拉雅山傳入西域、中原。

自魏晉以來，中國的統治階層便不斷派遣大德高僧前往天竺，求取真經，拉開了“佛法西來”和佛教中國化的歷史序幕。

最著名的僧人至少有三個不同時期的代表人物。

東晉時期西行求法最著名的僧人是山西人法顯，公元339年他率10人從長安出發，經30余國，到達北印度犍陀羅國都城（今阿富汗白沙瓦帝），這里是天竺國的佛教中心。

后又到中印度，再經海路獅子國（今斯里蘭卡），歷時15年，于412年，九死一生，僅他一人返回。

獲得經書若干，撰寫了《法顯傳》、《佛國記》。

北魏時期高僧宋云，是敦煌人，比法顯晚近180年到天竺國。

公元518年11月，從長安出發，一年后到達波斯，再轉向南到達北天竺的犍陀羅國都城。

歷時五年，帶回大乘妙經170余卷，于522年2月返回洛陽，并將所見所聞及風土人情寫成《宋云行記》。

唐僧西天取經的故事在中國家喻戶曉晚。

于宋云晚100多年赴天竺國學、取經的大唐玄奘，629年（貞觀三年）從長安出發，歷時17年，行程5萬里，歷11國，據說帶回佛舍利150顆，梵本佛典657部，回到長安。

而在1000多年后的20世紀初，在中亞古代文明的考察、發現、發掘和研究的過程中，也走來了這樣一些的探險家和學者。

斯坦因，有人把他譽為偉大的考古學家、探險家，也有人說他是絲綢之路上的盜賊和魔鬼。

評價出現如此鮮明的反差，給斯坦因的一生賦于了傳奇色彩。

他一生獲得的榮譽和唾罵，都與尼雅和敦煌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斯坦因是匈牙利裔英國人，曾就讀于英國倫敦大學和劍橋大學，精通考古學、語言學、歷史學。

他為印度政府工作時，便相信在中國干燥的沙漠中，定會保存著當時歐洲學界苦思不解的東方學問題的證據。

于是在十九世紀的最后一年，他毅然走上東方探險之路。

四次進入尼雅、兩次到達敦煌，把他的事業、名聲推向輝煌的頂峰。

斯坦因探險成癖，終身未娶，直到八十多歲時還率對進行著探險壯舉，穿越當年亞歷山大率軍由印度河向波斯狼狽潰退時的路線，并把生命最后一息留在這條路上。

伯西和，被公認為人類歷史上空前絕后的東方語言學天才。

除了其歐洲母語外，他還精通古漢語、梵語、藏語、突厥語、蒙古語、波斯語、回鶻語、粟特語、吐火羅語、龜茲語、西夏語、安南語等十幾種語言。

27歲即作為法蘭西中亞考察隊的隊長，是敦煌學的開山鼻祖。

現在看來，一千多年前的法顯、宋云、玄奘與一千多年后的斯坦因、伯西和們的本質是一樣的，都是文化的探尋者和傳播者，他們的共同點是，都歷經艱難險阻和身心磨難之后，滿載而歸，并在文化研究、交流和傳播上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所不同的是，前者是在漢唐盛世的物質文化基礎之上，在天竺國佛教鼎盛時期去朝圣、學習的，而后者是在包括犍陀羅文化、尼雅文化、樓蘭文化、西夏文化等古代中亞文化衰敗、毀滅一千多年之后，在晚清政權搖搖欲墜，國人無暇顧及也無力顧及，甚至是冷漠麻木的情況下來探險、發現和挖掘。

可以說，兩者都是當時的時代選擇、成就了他們。

馬克思在他在1853年寫的《論英國對印度的統治》一文中說過：印度社會完全沒有歷史，至少沒有被公認的歷史。

意思是說，歷史上多次被外族的殖民統治毀滅了印度的歷史和文化傳承。

而正是法顯的《佛國記》、《法顯傳》，宋云的《宋云行記》、玄奘的《大唐西域記》以及大量的翻譯經書，佐證了犍陀羅佛教中心的輝煌，梳理、填充了世界佛教史，也為彌補、修訂古印度歷史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斯坦因的《中亞腹地考古記》，伯西和的《敦煌石室訪書記》及其對敦煌學的研究、對元史的系統研究的巨著，向世界揭示了中華文化的近千年的輝煌。

一部世界史，便是一部循環往復，不斷殺戮、征服、創造、毀滅的歷史。

而在數千年的人類文明史中，最具有終極力量的，不是戰爭。

當一切侵略、戰爭、殺戮，都被歷史風干了血腥之后，留下來的卻是文化。

宗教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一部世界文明史，在今天看來，保存最完整、最有秩序和傳承意義的大多是宗教文化。

一個民族，惟其具有博大的胸懷，才更具有海納百川的氣魄和厚重；一種文明，只有具有兼容并蓄的品質和氣魄，才更具有生命力、傳承力和創造力。

在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希臘文明、古印度文明，大都支離破碎了，惟有中華文明在幾千年的歷史演進中，脈絡清晰，沒有斷層，未被肢解，這也許與中華文明超長超大社會歷史有關，也必定與其有著巨大的內斂性和包容性特質有關。

孝文帝的變革，使北方鮮卑族的游牧文化和中原農耕文化迅速融合，為后世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繁榮奠定了基礎。

佛教的傳入與中國化，并與儒學、道教相互影響，成為中華文化的重要一脈。

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與中國化，揭開了中華文明歷史嶄新的一頁。

包括敦煌文物在內的大量文物流失海外，有其特定的社會歷史背景，這是盡人皆知、無可回避的事實。

然而我們的歷史學家、文化大師們都怎么了

何以在對待諸如斯坦因、伯希和們的問題上，竟然犯了如此低級的錯誤

反思這一文化現象，歸結起來無非兩條：一是堅持唯物史觀還是唯心史觀，是看待歷史事件、褒貶歷史人物的分水嶺；一是在站在人類文化傳播的廣闊視角看待民族文化，還是囹圄于狹隘的民族情感旋渦不能自拔，就會得出不同乃至相悖的結論。

揭開歷史的面紗，以科學的態度和勇氣，拋開狹隘的民族主義的羈絆，校正史論的偏差，為仰之彌高的大師們正名，是史學家和學者們的應有的態度。

摘自：強盜與大師-------從敦煌文物的流失說開去（西北寒山）

敦煌莫高窟的歷史

四個字：流連忘返

敦煌莫高窟的起源

那就自己認真看看《敦煌》，發表自己的感想，這樣寫出來的作文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