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功臣的制衡

光武“以征伐濟大業”,故建武元年(25年)六月初即位時,非但不“退功臣”,反而任之以顯職。據萬斯同《東漢將相大臣年表》,其時除太傅卓茂外,大司馬吳漢、大司徒鄧禹、大司空王梁、驃騎大將軍景丹、建威大將軍耿弇、虎牙大將軍蓋延、建義大將軍朱祜(大將軍杜茂與以上四大將軍官次相當,亦應入表)、前將軍耿純、右將軍萬修均為開國功臣。

建武二年正月又以“功次輕重”為標準分封,功臣自然是主要的受益者。《光武帝紀》:“封功臣皆為列侯,大國四縣,余各有差。”博士丁恭引古制以諫,光武竟宣稱:“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遂遣謁者而授印綬。相形之下,文吏尚未能獲得與功臣同等的優待。《后漢書侯霸傳》:霸以“明習故事”,累遷至大司徒,建武十三年(37年)卒于官,光武下詔吊曰:“惟霸積善清潔,視事九年。漢家舊制,丞相拜曰,封為列侯。朕以軍師暴露,功臣未封,緣忠臣之義,不欲相逾,未及爵命,奄然而終。嗚呼哀哉!”文吏爵賞不得超越功臣,直到11年后仍為一項通行的原則。功臣在東漢新政權中的地位遠遠高于文吏,由此略見一斑。

建武功臣擁戴光武稱帝,同時對皇帝權力又有所干預,他們最初在國家事務中擁有極大的發言權,有時甚至有壓倒光武的趨勢。《后漢書王梁傳》記載,建武二年,光武遣大司空王梁與大司馬吳漢俱擊檀鄉,軍事指揮大權歸大司馬吳漢,而王梁為了取得戰爭主動權,既不稟大司馬,也不向朝廷請命,多次征發野王境內的軍隊參戰。光武以梁“前后違命”,派尚書持節往軍中斬梁,但最終又將其赦免。

盡管功臣并非都像王梁那樣肆意妄為,然而他們無疑要比文吏難于控制。范曄論光武“退功臣進文吏”事,著眼于他從武功到文治的轉變,固然不錯,但其中還有另外一層背景:光武為了確立絕對權威,需要對功臣有效地加以制約,以文吏為施政的爪牙。但是,功臣畢竟已在政治上尤其是在軍事上取得了舉足輕重的地位,光武開始只能通過南北功臣相互制衡以達到強化皇權的目的。

光武轉戰河北時,手下功臣大致有南北的分野。“南人”即從南陽、潁川追隨光武進入河北,充當其大司馬、破虜大將軍府早期僚佐的人物,見于記載者有鄧禹等十余人,除朱浮為沛人,陳副原籍不明外,其余均出自南陽、潁川二郡。袁宏《后漢紀》謂光武剛到河北時,“官屬腹心皆南方人”,這些“南人”地域觀念十分強烈,身在異鄉,總是懷念桑梓。

“北人”則泛指光武抵達河北前已活躍于該地,后又相繼投入光武幕府的人物。“北人”以河北土著居多,其中王梁等六人在《后漢書》中有傳。而耿況、彭寵、景丹、吳漢等人,籍貫雖不在河北,但由于長期滯留此地,大多已供職郡縣,鄉土意識逐漸淡漠,在政治上與河北人士趨于認同。

光武“誅王郎、銅馬于河北”,奠定其建國的基礎,而北人特別是上谷、漁陽諸將,在平定河北的大小戰役中尤為光武所倚重,軍功也比南人更顯著,所以他們在建武元年的權力分配中占有突出優勢。三公、諸大將軍為當時最高官階,其中北人5名,南人僅3名;而且,大司馬位居三公之首,群臣所推薦的大司馬人選又都是北人。值得注意的是,光武特別提及景丹“北州大將”的身份,似乎僅憑這一點,理所當然應該入選。景丹作為上谷長史,在往援光武的同郡僚佐中位次最高,故獲“大將”之名。此事又反映了一種輿論,即北州諸將在選官時是普遍要優先的。

北人權勢凌駕南人,光武的基本對策就是借助南人鉗制北人,《后漢書鄧禹傳》載,光武遙授鄧禹大司徒之策,其中只字未提河北戰事,證明鄧氏在河北的軍功微不足道。事實上鄧禹于河北平后始拜前將軍,位在北人吳漢、耿諸大將軍之下。光武即位5天之后,建武元年六月甲子,鄧禹破更始將王匡于安邑;僅過了7天,七月辛未,光武便匆匆以“平定山西”之功,發表鄧禹為大司徒。

鄧禹就任后,其他功臣才陸續得到安置。雖然光武迫于壓力,容忍眾多北人占據軍政要職,但南人中仍有鄧禹、朱祜、杜茂等數人躋身最高統治層,光武扶持南人以便盡快駕馭新政權的意圖顯而易見。

南人憑恃皇權與北人抗衡,皇權則利用南人遏止北人權力的膨脹,由此構成建武前期政治的一大特色。

光武大力提攜南人,在當時人們的議論中也有所體現。如《后漢書郭伋傳》:建武十一年(35年),郭調任并州牧,過京師謝恩,光武引見,“因言選補眾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史云光武“納之”,表明所謂“選補眾職”“專用南陽人”,已是人所共見的事實。郭西漢末任漁陽都尉,王莽時又拜上谷大尹,與北州人士有著特殊的淵源。光武在漁陽郡平息彭寵叛亂后,立即將郭轉為漁陽太守,大約是想借助郭在當地的聲望以安定局面。因此,郭批評光武用人也有可能代表了一些北人的看法。

光武此后的做法的確有所更張,《后漢書寇恂傳》敘其建武十二年(36年)死前之事曰:“時人歸其長者,以為有宰相器。”但光武并未順從“時人”的意愿,選寇恂為相,寇氏最終卒于執金吾任上,由此可以看出光武與功臣間地位的消長變化。又據《后漢書賈復傳》載:建武十三年,賈復罷左將軍官,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朱祜等薦復宜為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并不用。”賈復為南人,力薦賈復的朱祜也是南人。寇恂系北人,推舉寇恂的“時人”是否亦為北人已不得而知,但至少我們知道南北兩大功臣集團,一直在設法維護自身的利益。然而,光武將北人寇恂、南人賈復統統排斥于三公之外,又是借南北功臣權力的制衡,為其他新興的政治勢力,進而也為君主專制的發展開辟道路。

光武在建武中后期相繼解除功臣的兵權,是其處理功臣問題的另一項重大舉措,此事的開端在建武十三年四月,光武帝“罷左右將軍官,建威大將軍耿罷。”左右將軍分別為賈復和鄧禹,而這次罷官事件的內幕為:“(賈)復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眾京師,乃與高密侯鄧禹并剽甲兵,敦儒學。帝深然之,遂罷左右將軍。”“功臣擁眾京師”是東漢初年的普遍現象,光武頗為憂慮。功臣帶將軍名號,就有權領兵,故光武解決“功臣擁眾京師”之隱患的關鍵就在于削奪功臣的軍職。

其時,中都官中地位最高的武官是建威大將軍、北州大功臣耿,但光武并不是從耿開刀。南人賈復、鄧禹揣度人主心思,率先“剽甲兵”。光武“深然之”,遂罷其左、右將軍。盡管無從斷定光武同賈復、鄧禹是否密謀在先,然而賈、鄧二人的免官,無疑給包括耿在內的其他功臣造成巨大壓力。耿于“時之度數”,范書本傳說他不久便“上大將軍印綬”,拱手交出了兵權。這實際上是耿為形勢所迫而采取的不得已之舉。此事清楚地表明:南北功臣間彼此制約,真正獲利的是光武本人。

新臣與舊臣的興替

《后漢書竇融傳》:隴、蜀既定,光武命竇融與河西五郡太守奏事東都,“融到,詣洛陽城門,上涼州牧、張掖屬國都尉、安豐侯印綬。引見,就諸侯位,賞賜恩寵,傾動京師。數月,拜為冀州牧,十余日,又遷大司空。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以此愈親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數辭讓爵位。”

竇融進京在建武十二年,當時東漢朝臣有新舊之別,那么,“新臣”與“舊臣”是如何界定的呢“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一句,使人易產生誤解:仿佛“舊臣”就是“功臣”,而“新臣”則不是“功臣”。但同樣據《竇融傳》載:建武八年(32年),融率河西諸郡兵,配合漢軍共擊隗囂,及“囂眾大潰,城邑皆降,帝高融功,下詔以安豐、陽泉、蓼、安風四縣封融為安豐侯”。由此可見,卑恭以“新臣”自居的竇融其實正是一位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