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十年風雨情》一書,章含之和喬冠華的一段忘年戀被傳頌一時。然而章的前夫洪君彥認為她在此書中隱瞞了他們當年婚變的真相。2004年,洪在香港《明報》連載文章《我和章含之離婚前后》,披露他們離婚的實情。當時,章正病重住院,加上女兒洪晃請求,便中止了連載。2006年,在得到女兒的理解后,洪下決心要在有生之年澄清真相。2007年,《我和章含之離婚前后》一書在香港出版;2009年,《不堪回首——我和章含之離婚前后》一書在大陸出版。

猶憶兩情相悅時

第一次見章含之是在1949年的圣誕舞會上。當時,章穿一襲紅旗袍,頭發微卷,打扮得很成熟、入時,頗有大家閨秀風范。后來才知道她只是個14歲的小姑娘。

圣誕舞會過后不久,章給我寫了封信,當時我不太在意,也沒有回信,后來聽說章還因為我沒回信而傷心落淚。有同學還勸我不要辜負她的一片真情,也有同學說:“一個大學生,一個初中生,要等到什么時候啊,還不如找一個年齡相若的。”最后,我被她的純真和誠意打動,開始與她交往。

1950年,抗美援朝運動開始,我和章各自參加學校的政治運動,見面的時間變少了。次年,我隨燕大土改工作隊到廣西土改一年。那一年,我雖遠離北京,但我倆的感情反而近了,因為我定期收到她的情書。不過,再幸福的愛河,也會出現幾起不和諧的波瀾。1955年春天,章突然提出要和我分手。我一時摸不著頭腦,就問她:“我倆相處得好好的,為什么突然提出分手?是不是有了新對象?”她說沒有。我接著問:“那是為什么?”她的理由是:她讀的是外語學院,將來要從事外交工作,肯定有機會出國。而我只是個教馬列主義經濟學的教員,不可能出國。章說得輕巧,卻不知我為這段情已經癡癡等了6年,我一時想不明白。之后,章老是找我談分手的事,她甚至要求我在履歷表上把章含之三個字從愛人關系一欄中刪去……

讓我意外的是,就在提出分手不久,章急忙到北大找我,哭著對我說:“我后悔和你分手,請原諒我的幼稚。”章真誠的眼淚軟化了我,最終和她重歸于好。

1957年,章大學畢業,我終于等來了盼望已久的婚禮。1961年7月19日,我們有了女兒妞妞,她就是今天的洪晃。從妞妞出生到“文革”前的那段時間里,雖然政治形勢已十分嚴峻,但因為家庭和睦,使我忘卻政治斗爭的紛擾和工作中的煩惱。

雙雙陷入婚外情

“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全國各地的紅衛兵紛紛搞跨省跨市的大串聯,互相傳授反封、資、修,反走資派的革命經驗。 1966年底的時候,章也加入了這個隊列,和她一同去的張某是外國語學院英文系的教員。他們要去的地方有杭州、寧波和上海。章到了上海后,就住在我大姐洪君慧家。沒過多久,大姐發現章與張某在她家臥室發生不軌行為。當時大姐恨不得馬上把此事告訴我,不過,大姐怕我知道后受不了打擊會尋死,最后含淚對我的兄弟姐妹說:“這件事千萬不能讓君彥知道。”

1967年3月,章串聯回北京,對我冷冰冰的。當時我總以為章是革命群眾,而我是批判對象,跟我劃清界限是必然的。然而,一次偶然的機會,我從章的手提包里翻出了一幀張某的照片,還有安全套。我和章自“文革”后根本沒有夫妻生活了,我當場要她把事情說清楚,她一時慌了手腳,在慌亂間章突然下跪認錯,表示悔改,并喃喃自語地說了一句:“我愈來愈像我的媽媽(指她生母談雪卿,年輕時是上海灘有名的交際花)了。”我憤怒過后冷靜下來,我想我和她結婚已10年,女兒也6歲了。只要她真能與張某了斷關系,我再不會提起這件不愉快的事。

然而,章仍然我行我素,視我為陌路人,而與張某的婚外情一直斷不了。從那以后我們常常為這事爭吵,這在洪晃《我的非正常生活》里有記載:“從小時候就老覺得他們倆要分手,老覺得要出事,從小就是那種很恐怖的感覺。小時候最深的記憶就是我躺在床上假裝睡著,聽我爸我媽往死里那樣地喊著打架。等我一推門進去,兩個人的感覺就是話已經說完了,有一個在哭。這是我唯一的父母在一起的記憶。”

1968年,北大校內兩派斗爭日趨激烈,甚至發生了“武斗”。我們這些被審查的對象整天提心吊膽過日子。“牛棚”里的那些時日,讓我體會到人生的無助和悲苦。我原本是個熱情好客的人,但自從紅衛兵把我打成“陸平黑幫”后,我被徹底孤立了。一天,“牛棚”里又多了幾名難友和我們一起勞動,和我分配在一組勞動的是西語系的一位女教師,應該是我的學生輩,但我沒有教過她,她對我十分敬重。我們天天在一起勞動,并且很快從難友變成可以訴說心事的知心朋友。不久,女教師先離開了“牛棚”,但她仍不時關心我的處境,經常到宿舍探望我,我一時未能克制感情沖動,步上了婚外情的歧途。

這件事情很快傳到章的耳中,她氣沖沖地責問我,說我丟了她的臉,跟我吵架。我理直氣壯地說:“是啊,現在我和你一樣也有了外遇。不過你做在先,我做在后;你做的是暗的,我做的是明的。咱們扯平了,誰也不欠誰。”說得她啞口無言。

離婚激怒老丈人

1969年10月,我去了江西鯉魚洲的北大五七干校勞動。1970年夏天,我休假兩星期回北京探親。當時,我的臉曬得漆黑,衣著邋遢,經常獨自坐在屋里看書,而章已是外語學院的“通天人物”。

我們離婚的事,章根本不敢當面對她的父親說起,而要我轉告給章老,我也遲遲沒有去說。不久,聽說章老受毛主席重托,即將啟程赴香港促成國共和談,我不得不硬著頭皮去和老人談了。我到北京醫院章老的病房,先向他請安,問候他的健康狀況,猶豫了好一會兒才開口說:“爸,我和含之長期感情不和,已經辦了離婚手續了,這件事必須和您說一下。”章老當時非常吃驚,繼而大為震怒。他提高嗓門激動地說:“這么大的事情怎么可以先斬后奏,事先不跟我商量一下?你們離婚后妞妞怎么辦?”接著又問我:“是誰提出來要離婚?”我說是章含之先提出來的。章老馬上問:“含之是否有人了?”我說:“有了,是喬冠華。”章老馬上說:“你們的離婚過程一定有文章,這件事不能這么了結。我要找毛主席,等我香港回來再說。”說罷他氣吁吁地閉上眼睛。

1973年7月1日,章老就在香港仙逝了。我與章離婚一事,也成了章老心中一直未打開的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