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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文化對商業和經濟的影響篇一
;客戶經濟下豫商文化對企業競爭力影響研
究
【摘要】本文通過對客戶經濟下豫商文化動力分析，結合 有影響力的豫商企業成功實例來剖析豫商文化對企業競爭 力的影響，提出新豫商應發掘豫商文化內涵，樹立以客戶為 中心的企業文化理念；培育現代企業家精神，打造豫商自主 品牌文化；加強學習，培育規模經營能力和創新能力，以期 提升企業競爭力。
【關鍵詞】客戶經濟，豫商文化，企業競爭力
客戶經濟的發展對企業文化提出了新的要求，當代豫商 應以濃厚的豫商文化為基礎，以客戶價值的實現為本重新構 建其嶄新的豫商企業文化，以文化提升品牌，以文化提升品 位，以文化提升形象，以文化提升素質，以文化決勝未來的 市場競爭，以文化啟動豫商品牌經濟力，這是知識經濟時代 的必然要求，也是新豫商企業持續發展中必須解決的重要課 題。
一、客戶經濟時代下豫商文化動力分析
（一）豫商文化為''新豫商”的崛起奠定了堅實的思 想文化基礎
河南有做生意的傳統，古代有“商圣”范蠡，近代有康 百萬等，以豫商文化為核心的新豫商崛起的背后，就是悠久 厚重的中原傳統商業文明在傳承。縱觀省內外優秀的新豫商 無一不是對豫商文化精髓的現代轉現，新豫商企業家們既體 現了豫商文化和時代精神的結合，也體現了現代西方的科學 技術、企業管理技能和中國古代管理思想的統一。"吃苦耐 勞、開拓進取、傳承有脈、行商無疆”的豫商精神已成為現 代豫商文化的寶貴財富。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豫商企業如中 國最大的肉制品加工企業一一雙匯、全國最大的客車生產基 地一一宇通客車、全國最大的速凍食品企業一一三全和思 念。此外，很多優秀的河南人在外地打拼讓外界感受到豫商 的力量，很多企業成為全國的知名品牌，金絲猴、恒大集團 等都是豫商走出去的典型代表，傳承不息的豫商文化對他們 的成長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二）豫商文化給豫商企業文化建帶來了重要的啟示
河南是中國商文化的發源地，追根溯源，豫商文化主流 其實就是儒家文化，豫商企業家們把二者結合的“儒商文 化”的核心充分運用到企業文化建設中去，有力地提升了企 業的競爭力。“以仁為本”即是現代的“以人為本”，尊重 人格，以客戶價值、員工價值、社會價值實現為本形成豫商 企業文化的價值鏈。新飛、中孚等企業的崛起首要的原因就 在于“做人”上。當今新豫商深刻明白企業文化對于一個企 業競爭力的重大作用，而豫商企業的企業文化與豫商文化又 有著密不可分的魚水關系，優秀的企業文化必將植要于傳統 文化之中，豫商企業的進一步發展離不開深厚的豫商文化支 撐，現代的豫商在傳承古代豫商優良傳統的基礎上，逐步形 成了 “草根成長，傳承有脈，信用為本，行商無疆”的新豫 商文化精髓。
二、客戶經濟下豫商文化對豫商企業競爭力的影響
（一）客戶經濟下的豫商文化對企業競爭力的有利影響
艱苦創業、勇闖市場的豫商精神有利于增強企業經營 能力
河南人性情厚道、大方、吃苦耐勞、敢于拼搏，正是靠 此精神他們完成了原始的資本積累，操持著他們的企業從無 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一步步打拼成今天令人刮目相 看的企業家。比如安陽滑縣的周國允現在的北京河南商會副 會長，1984年來到北京創業，在他率領下幾十個人的小建筑 隊從干雜活、打零工一步步，逐步發展成為一家擁有7000 多名職工、具有一級資質的勞務總承包企業。金星啤酒集團 董事長張鐵山，就是靠著這種豫商精神，一步一步成為一 棵參天大樹，他敢作敢為，將22年前的一個村辦小啤酒廠, 發展成為全國最好的啤酒生產企業，連續6年穩居中國啤酒 四強。
以人為本、服務客戶的豫商精神成為企業興旺之根 本
以人為本是豫商文化傳統中最具特色之處，也是其取得 成功的一個根本條件。豫商企業家們正是以人為中心去認 識、處理問題，注重推己及人、推物及人，這些經營思想被 他們靈活運用在商業活動中。特別是在今天這個客戶經濟時 代，更是以客戶、員工、社會為本獲得商業活動的成功，而 企業利潤的最大化卻成為它們的副產品。這是多少經驗已經 證實了的真理，這點現代的新像商尤為重視。宇通人認為他 們有今天就是因為他們一直堅持“以人為本，為客戶竭盡所 能”的豫商文化理念。
重義輕利、樂善好施的豫商精神有利于形成企業良 好商譽
豫商們在縱橫商海時，深刻明白失信等于負重前行，守 信相當于乘風破浪，只有堅持“真正做人，信譽為本”的信 條，才能成功地創造奇跡。而當豫商獲得成功時又樂善好施, 時刻不忘用愛心和實際行動關懷社會、回報社會，致力于 “公益化的經營”，從而通過世俗的經商謀利來達到超越性 的經世濟民的理想目的，借財富與金錢來實現自己人生的功 名。這種“經世濟民”的商業理想，表現了豫商一種崇高的 價值取向和超越于一般商人的精神境界，為中國歷代豫商所 遵從，成為豫商的一種文化傳統。河南建業集團董事長胡葆 森，他深受豫商文化的熏陶，自幼喜讀文史，功底深厚，贏 得了 “大商至誠”、“中原義商”的美譽。胡葆森始終認為, 企業如同一個生命體，在其誕生、成長、壯大的過程中，要 從社會汲取很多資源，企業發展后，回報社會，推動了社會 的進步，企業才可以汲取更多資源，謀求更大的發展。
把握商機、開拓進取促進企業成功發展
豫商勇于開拓市場，善于發現商機。我們明白河南是 一個農業大省，農產品產銷最很大，人口眾多，如何把這些 不利因素轉化成企業發展的有利因素，這是新像商企業家們 經常思考的問題。新豫商企業家緊緊抓住河南的農產品多， 勞動力豐富的有利因素，處處留心，大力發展了以勞動密集 型為主的農產品深加工產業。在河南的食品企業中，潔河雙 匯集團和鄭州的三全集團是新豫商的杰出代表。新豫商企業 家們之所以能夠成功，就是因為他們都在發現商機、把握商 機時先人一籌。
（二）客戶經濟下的豫商文化對企業競爭力的不利影響
1.自主創新意識不強、法律規范觀念淡薄不利于企業發 展壯大
受儒家思想長期影響的豫商文化中，養成了豫商行事低 調，不張揚，思想相對保守，缺乏創新精神。時任中國發明 協會副會長、北京王碼電腦公司總裁的河南省南召縣王永民 曾總結他在尋求合作方的三次失敗時認為主要原因是雙方 不在一個思維平臺上。他認為豫商要想成功，首先要突破落 后的觀念，再就是要大膽創新。 另外在日常企業經營
中豫商企業家們過分強調道德的作用，往往排斥契約和法制 約束，使人們對企業經營活動中存在的義務和權利往往羞于 以法律和契約的形式確定下來，從而容易產生經濟利益糾 紛。隨著市場交易的日益擴大化和復雜化，僅僅依靠豫商文 化傳統這種倫理化的經營規范來協調企業經營活動，已經越 來越不適應了，構建健全的契約和法制關系就成為當務之 急。
2.學習力不足、家族觀念較強不利于企業現代化管理
"草根成長”，這是豫商最明顯的特征。他們大多數是 從小做起，一步一步不斷拓展積累起來的。在他們當中，雖 然有少數是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性人才，但創業起點也幾 乎都是零，普遍缺乏關系、經驗和資金，大部分人完全是白 手起家，從賣苦力推銷商品開始，在為別人打工的過程中積 累經驗、尋找商機并開始創業，逐步做大做強，這就出現了 后勁明顯不足的問題。學習力不足勢必帶來的思想觀念、應 變能力不足，如此進而會抑制執行力、創新力，影響到企業 整體發展水平。
再加上地處中原的豫商們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儒家文 化中關于重視家庭、基于血緣關系家庭或家族權力的傳遞、 任人唯親和裙帶關系的觀念很自然地在企業創辦和發展過 程中被引入企業中，形成了企業的家族性，并在企業運營過 程中形成了由家族成員治理企業的家族治理模式。由于有此 儒家文化的潛在影響，豫商企業家們在經營企業時不能放 權，對企業的所有權和控制權有過分強烈的保護意識，害怕 控制權旁落，害怕家族利益遭到損害和蒙受損失，導致企業 現代化的管理無法開展，企業的成長因此也受到限制。
三、客戶經濟下豫商企業文化建設的策略
（一） 發掘文化內涵，樹立以客戶為中心的企業文化 理念
企業文化是一種組織文化，作為社會文化的一部分，企 業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社會文化的影響，這種影響有積極影 響也有消極影響，所以豫商企業家們要對豫商傳統文化進行 科學辯證地分析，積極培育先進企業文化，不斷提升企業競 爭“軟實力”。特別是在今天客戶經濟下，企業應該改變觀 念，堅持以客戶為中心，尊重和關愛客戶，發現客戶需求, 提供個性化的產品和服務，滿足客戶期待與夢想，也就是說 在運營的每一個環節都要貫徹客戶價值理念，把以客戶為中 心的服務文化當作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關鍵環節來打造。豫商 企業只有對原有的消極的商業理念進行變革，建立起符合以 客戶為中心、以可預期的未來市場為導向，并適應環境可持 續發展的原則的企業文化才能保證企業戰略戰術得到有效 的實施，在未來的建設中大有作為。
（二） 培育現代企業家精神，打造豫商自主品牌文化
我們豫商現在從實力上來講，除了個別做得很大的企業 外，豫商整體的實力還不夠強大。從品牌上來講，豫商創造
了一些國內外著名的品牌，但是這樣的品牌實在太少，還沒 有象浙商那樣的知名品牌群。而要去提升豫商的影響力就要 靠企業家，企業家是企業發展的靈魂，企業家成長又深受生 長的區域文化影響。由于河南省是傳統的農業大省，工業化 進程起步較晚，因此很多企業經營管理者并不具備現代企業 家素質。再加上重農輕商、趨政避商的傳統觀念使河南人缺 乏一種創業的企業家精神，特別是現代企業家精神。要知道 現代企業家精神就其最本質特征來說，它是顧客、員工、品
牌三個忠誠度在企業第一人格代表身上的集中體現。豫商企 業家們要想提髙企業的整體素質和在市場中的競爭力，就要
從企業核心理念上抓。可以從企業家主導人格,
從企業核心理念上抓。可以從企業家主導人格,
到企業戰略
思路再到核心產品上抓核心理念。也可以從忠誠度生成上 抓，抓客戶忠誠度、抓員工忠誠度、抓品牌忠誠度，這三 個忠誠度決定企業命運同時也是形成聲譽的基本途徑。二十 一世紀是文化影響世界的世紀，這種文化的影響體現在商業 上就是品牌的影響力，因此我們要加強企業家隊伍建設，打
造豫商自主品牌文化，這對于當代豫商企業競爭力來說非常 重要。
（三）加強學習，培育規模經營能力和創新能力
隨著中央提出中部崛起戰略，省委省政府制定了一系列 實施中原崛起的措施，豫商面臨著一個空前發展的好機會。
作為豫商企業家們在這樣的機遇面前，應不斷加強學習，迅 速提升自己的綜合素質，抓準機遇，對所在的企業進行技術、 制度和管理的創新。只有決策層具有了豐富知識，才能提高 理論分析和決策能力。此外，除了自身學習外還應將自已的 企業建設成學習型的企業，這不僅是企業創新的需要，也是 企業提高盈利能力和產品競爭能力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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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劉艷娟(1976-),女，河南禹州人， 河南商業高等專科學校工商管理系講師，管理學碩士
基金項目：河南商業高等專科學校2023年“豫商文 化研究”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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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漕運為目的的京杭大運河的開通對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會通河的開鑿促進了聊城經濟社會的大發展，經濟社會的發展帶來文化的空前繁榮。本文以地理學的視角分析了聊城市在運河中的地位及運河開通對聊城經濟、文化的影響，這對進一步開發運河文化資源，推動聊城市社會經濟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具有學術意義。
關鍵詞：聊城市；京杭運河；運河文化；經濟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252059, china)
一、大運河的開鑿及聊城在大運河中的地位
1．京杭運河變遷史。 春秋時期，吳王夫差為了爭霸中原于公元前486年在長江、淮河間利用湖泊、溝瀆開挖了“邗溝”，即現在大運河的前身。邗溝南起邗城（今揚州）城下引江，北至山陽入淮。春秋時期運河的作用就是交通、就是漕運，是戰略通道。
公元605年，隋煬帝楊堅以洛陽為中心，開挖了通濟渠，上自谷河和洛河引水到黃河，再從黃河南岸的板渚引黃河水至盱眙入淮河，連接古邗溝和江南運河。608年，開挖了永濟渠，從黃河北岸的沁口引水東北流，直達今北京。公元610年，隋煬帝重開江南運河，自鎮江直達杭州，共800余里。至此，以洛陽為中心，以北京和杭州為終點、縱貫南北的大運河已經形成。隋代大運河全長2500公里，其布局合理，線路綿長，腹地廣闊，并且渠道深廣。隋代運河的功能雖然不等同與春秋，但仍然是運輸線的作用。
元代建都大都（今北京），全國的政治中心北移，為了便于漕運以及加強對南方經濟繁榮區的控制，經水利專家的規劃，在揚州運河（即邗溝）的基礎上，南利用江南運河，北利用淮安至徐州的黃河奪淮河道，再北則利用徐州至任城（今濟寧）的泗水河道，于1282年在泗水兩岸的任城開挖濟州河至安山，一共150余里。1289年開挖會通河從安山至臨清，接御河（衛河）至直沽（天津）。聊城經濟文化的振興也從此時開始。
清咸豐五年，黃河在河南蘭考的銅瓦廂決口，致使大運河南北斷流。清光緒二十七年，漕糧折銀，漕運完全廢止，大運河大部分河段都已經淤積不能通航，伴隨運河停運的是聊城經濟地位的急遽下降。
2．聊城在運河中的地理位置。聊城并非京杭運河的起點或終點，也不是中間位置，其之所以在一千多公里長的運河航線上起重要作用，是由于其獨特的地理位置。聊城段運河所處的地勢高，使得此處運河水源不足，航運受阻。如何解決聊城段運河水源不足的問題并確保整個大運河的暢通成為了能否實現大運河所承載的歷史使命的核心問題。徐州至臨清段的運河是京杭運河全線地勢最高的河段，因此水源不足。1411年，工部尚書宋禮奉命治理會通河時，通過深入民間學習，采納了 “借水行舟”的建議，在山東東平的戴村修筑一條長達四百二十多米的大壩，攔腰橫截汶水，迫使汶水之水流向西南，注入地勢較高的南旺湖，然后再南北分流，讓其中的三分南流七分北流，南流的河水經由濟寧接濟徐州一帶的運河而北流的河水則接濟會通河和御河。
由于聊城一帶地勢相對南北兩邊都高，所有船只都不能從流飄蕩，只能借助水漲船高的原理保證船只通過京杭大運河上地勢最高的河段，而能讓水漲的辦法就是建水閘。通過閘廂水位的提高而相應地抬高船只的高度，船隨水漲，這樣過往的船只就先順利地上升到一定的高度，然后再順流而下，船只就完成了由低到高再由高到低的“飛躍”，保證了整個運河的暢通。船閘一般的規格為長100尺，闊80尺，孔間凈長40尺，凈闊20尺，高10尺，用大石條筑成各長30尺的“雁翅”，并且在地形變化較大的地方和重要碼頭用兩閘相連，形成一個有機組合，以發揮更大的作用。從濟寧到臨清的100多公里航道上，閘壩達30多處。單從政府在聊城所設船閘的數量上就可以看出聊城在大運河中所占據的重要地位。有了船閘，設立了閘官，專門負責來往船只過閘。趕上船閘不開，過往船只只好在閘口等候，少則三兩天，多則十天半月，船上人員就只好下船上岸等候，因此帶動了商業、服務業的發展。
運河的開鑿與暢通使得漕運的優勢超過了海運和陸運，漕運的發達和聊城特殊的地貌特征極大促進了聊城農業經濟的發展，農業經濟的繁榮又帶動了聊城工商業的發展和一批沿岸城鎮的興起。
1．運河開通與漕運。開挖運河的重要動機之一便是為了“漕運”。廣義的漕運是指封建王朝將征自田賦的部分糧食通過水路運往京師或其他指定地點，供宮廷消費、百官俸祿、軍餉支付和民食調配。我們現在所說的漕運僅指通過大運河運送漕糧，即所謂的狹義的漕運。我國的政治中心長期位于黃河流域中原地帶，這一地區由于連年戰亂，田園荒蕪，無法就近滿足朝廷和京都的要求。南部長江流域因自然條件較好，加上春秋以來大批黃河流域居民因逃避戰亂南遷，使得這一帶的農業和手工業發展較快，形成了國家政治中心和經濟中心南北分離的局面。自漕運興起至廢止的一千余年的時間里，運河的年漕運量平均在400萬擔，最多曾達800萬擔，差不多是京城百萬人口的全部需求。運河成為朝廷的生命線、政權鞏固的基石。
聊城境內的臨清更是成為大運河沿岸重要的糧食轉運樞紐。早在洪武三年（1370年），臨清已經設糧倉，大運河貫通后又在淮安、徐州、德州設倉，連同原先的臨清、天津、二倉，五倉合稱“水次倉”（《明史?食貨志?倉庫》）。之后，又將德州倉的一部分移于臨清永清壩。臨清倉所儲糧食，主要來自江淮一帶，亦有來自河南省，僅宣德四年，朝廷便命“應天、常、鎮、淮、揚、鳳、太、滁和徐民運糧二百二十萬石于臨清倉”，又命“南陽、懷慶、汝寧糧運臨清倉”(《明史?食貨志?漕運》)。由于漕糧不斷增加，因此宣德年間又在臨清增建可容納三百萬石的大倉。到了成化年間，臨清倉已成為運河沿岸的第一大倉，被稱為“常盈倉”。因為囤糧過多，臨清、德州二糧倉里的糧食經常發生腐爛變質的現象。
2．京杭運河的開通促進了聊城農業經濟的發展。 明清時期，山東西部運河流域，如聊城、濟寧、德州等地曾是商品經濟較為活躍發達的地區。由于商品經濟的刺激和高額利潤的誘使，處于運河地區的聊城的經濟作物種植覆蓋面積廣闊，甚至已經呈現出專業化經營的特點。
明朝洪武八年，永樂九年先后疏浚了大小清河、濟寧至臨清的元代會通河、京杭大運河全線貫通，南北的經濟交流通過大運河而得以大大加強。頻繁的商業往來，極大地刺激了聊城地區商品經濟的活躍發展。明洪武元年（1368年），太祖朱元璋大力推廣木棉種植，聊城地區的農民也由此開始種植棉花。隨著朝廷興修水利、鼓勵棉花種植等一系列政令的頒布，加之國家對棉花和棉制品需求量大增，政府除增加對原定棉花和布匠的征收外還擴大了對糧、鹽等田賦實行改折棉、布的征收。又因為聊城市地處暖濕帶季風氣候區，溫度適宜，光熱資源充沛，地勢平坦，土地資源豐富，且質量較好，土壤條件特別是與種植棉花。總之，由于以上諸多人為和自然條件的原因，大運河開通后，聊城棉產品的種植和商品化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規模。
明代，山東布政司所管轄登州、萊州、青州、兗州、濟南、東昌六府都產棉花，而這六府之中又以濟南、東昌、兗州為最多。明朝廷每年像山東地區征收棉花絨五萬多斤，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征自東昌、濟南、兗州三府，而三府之中又以東昌的棉花最多，“六府皆有之，東昌尤多。商人貿于四方，其利甚博”（嘉靖《山東通志》卷八《物產》）。根據《東昌府志》和各州縣志記載，明代東昌府所轄3州15縣均有棉花生產，不僅種植廣泛，而且大多數州縣種植棉花比率很高，有的甚至超過糧食作物的趨勢。東昌府治下的恩縣，洪武時額定課歲棉花絨106斤，到永樂年間已增至1 280斤（嘉靖《恩縣志》卷三《貢賦志》）。夏津縣洪武時棉花的歲課額僅僅99斤，永樂時以猛增至2 196斤（嘉靖《夏津縣志》卷二《食貨志》）。莘縣洪武二十四年歲課棉花絨250斤，到永樂十年則達到978斤。（正德《莘縣志》卷二《食貨志》）。明后期，由于山東運河地區生產的棉花通過運河被大量販賣到南方已經成為全國棉花的主要產地，而聊城更是棉花的主產區。
清代以后，聊城地區棉花種植及其商品化在明代的基礎上又有進一步發展。自清康熙以后，在部分棉區中出現了棉花種植面積壓倒糧食作物種植面積的傾向，棉花種植及其商品化趨勢更加明顯。清乾隆以后，高唐開始出現了棉田壓倒糧田的傾向，“種花地多，種谷地少”，“其上田皆種木棉”（《高唐州志》），在東昌府其他主要棉區專業化植棉的傾向也有明顯表現。乾隆《夏津縣志》載有：“物產為棉花而少五谷”。嘉慶《清平縣志》中亦記載“人多種木棉，連傾遍塍，大約所種之地，過于種豆麥”，農民“望木棉成熟，過于黍稷”。
為了適應世界棉花市場的需求，清光緒時政府選定東昌府棉區為試驗點引進美棉進行試驗種植，結果大獲成功。美種棉的引種推廣，更是促進了聊城棉區經濟作物的進一步發展。據宣統三年政府權威部門的調查統計表明，山東三大棉區共計125萬畝，占棉田總數的一半以上。在棉田集中的縣區，棉田占更低的比率已高達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五十。隨著棉花的普遍種植，東昌府棉農生產的棉花除了納稅和滿足生活用度外，剩下的則由商收購作為商品而出賣。臨清的白布巷、高唐的大寺等較大規模的棉花貿易市場應運而生。作為聊城主要經濟作物的棉花以其種植專業化和經營商品化而促進了聊城農業經濟的的發展。
另外，作為具有聊城特色的另一經濟作物——果樹的栽植在明清時期也有很大的發展。明以前，聊城地區果樹栽植規模很小。然而聊城的果樹栽植在明清時期卻得以迅猛發展，這與明清時期聊城段運河交通運輸的繁盛有著密切的關系。在東昌地區果樹栽植中棗、梨的栽植普及度更為廣泛，甚至出現了“千畝之家，千樹棗梨”的農戶經營者。《茌平縣志》記載，棗樹以其優良的品質成為聊城地區棗品種的佼佼者，明清時期曾一直作為進貢朝廷的貢品入京。堂邑培育的梨子也曾被欽定為貢品，堂邑、博平兩縣，因廣植梨棗，“堂（邑）梨博（平）棗”之謠廣傳眾鄉里。臨清白塔窯所產的桃子，俗稱“蟠桃”，曾于清雍正九年被皇帝欽定為貢品。冠縣所產的鴨梨和陽谷所產的銀梨等在明清兩朝也都是非常暢銷的聊城水果產品。在盛產棗子的東昌地區，棗農將收獲的鮮棗加工制成“膠棗”，“牙棗”，“熏棗”等深加工產品，在全國各地都非常搶手，十分暢銷。據王培荀在《鄉園憶舊錄》中記載：“東昌之熏棗……每包百斤，堆河岸如嶺，糧船回空，售以實艙”。另據《陽谷縣志》記載，陽谷一縣，通過運河運銷南方的熏棗每年都達到數萬袋。在聊城運河各碼頭，裝包待運的各種大棗產品“有數百萬之多”，東昌熏棗成為東昌府重要的外銷商品，故東昌也贏得“烏棗之鄉”的美譽。
3．經濟的繁榮促進了聊城工商業的發展。農業經濟繁榮為商品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前提條件，而商業的發達也刺激了聊城手工業的發展。紡織業、印刷業、釀酒業、金屬制造業等都是當時較為著名的手工行業。由于棉花資源十分豐富，這就為聊城市手工業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平臺。手工紡線、織布、染色在民間一最廣泛的家庭手工業形式出現。聊城在明清時期曾呈現出一派“闔境桑麻，男女紡織”，“家家紡車轉，戶戶機杼聲，村村有土染”和“秋村棉絮落紛紛，紡織聲聲滿城聞”的繁忙景象。隨著手工紡織業的發展，其產品除了用作日需用品外，還有余下的可拿到市場去銷售，并且大部分都銷往濟南等地。一些較大規模的紡織中心和棉布交易市場在這一時期也涌現了出來，除臨清的白布巷，蘇州、南翔、信義三會館也成立了“左元號”白布收莊，并且“歲入布百萬有奇”。單是臨清一地在萬歷年間既有商行38家、綢緞店鋪32家。布綢主要來自江南，臨清則是北方主要的棉布中轉市場。大量的布綢貿易使得臨清享有“冠帶衣覆天下”的美稱。
4．運河沿岸工商業重鎮的興起。明清時期，聊城作為沿河沿岸繁華都市，其城市規模已相當可觀。城內知名建筑比比皆是，處處彰顯著其沿河重鎮工商業之繁華。城內有以山陜會館為首的“八大會館”，它們是來自全國各地的商人在聊城所建的家鄉人士范圍內的交友、娛樂、經商的聚集之所。
山陜會館位于聊城東關古運河西岸雙街南首，建于清乾隆八年（1742年），是一座廟宇和會館相結合的古建筑群。它坐西朝東，面河而立，南北寬43米，東西長77米，占地3 313平方米，殿閣堂樓一百六十余間，雕梁畫棟，金碧輝煌，布局緊湊得體，做工精細。會管內的戲樓尤其顯得新奇別致，極富文化史料價值，戲樓內壁還保留著清道光二十五年在此演出戲班藝人題壁及京劇、陜西梆子、河北梆子等劇種一百二十多個傳統劇目，這些遺跡對研究并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城內又有光岳樓、昊天閣、魯仲連臺等眾多的崇樓高閣。
光岳樓位于聊城古城中央，公元1374年建成，古時稱為“余木樓”，后改稱“東昌樓”，當地居民習慣是上稱其為“古樓”。光岳樓是明初的重要遺物，通高33米，臺高九米四層樓高二十四米，全部為木質結構，并具有地方民族傳統形式，方形外帶回廊，四面斗拱排檐，歇山十字脊。光岳樓與“黃鶴樓”、“岳陽樓”齊名，是我國現存古代建筑史上從宋元向明清過渡的代表作，有著極高的科學價值。
另外，城內建有的名剎也是眾多，如護國隆興寺、敬業禪寺等。護國隆興寺內原有鐵塔一座，該塔建于北宋時期，為八角十三級仿木結構閣式佛塔，其通高達15.5米，是我國現在為數極少的金屬古建筑，因此鐵塔在建筑風格以及石刻藝術上都有很高的科學價值。城內還建有我國歷史上最著名藏書樓之一的“海源閣”藏書樓，它是由清代著名藏書家楊以增創建于清道光二十年，昔日其藏書達二十二萬卷，收藏之豐富實乃“為海內之甲觀”，與北京的文淵閣，寧波的天一閣同為中國歷史上公私藏書的典范。此外，城內還有大小清真寺、傅氏祠堂、楊氏祠堂、運河碼頭等眾多的宏偉建筑。在四平方公里的城區內，建有如此眾多規模宏大富麗堂皇的建筑，這在全國范圍內也不多見，由此也可以想象聊城當年的輝煌。正是由于聊城的經濟之發達、城市之繁華、宏偉建筑之多而吸引了沿河過往的帝王相卿、文人雅士來此游覽觀光，清康熙曾四次來聊城，而乾隆帝東巡、南巡更是有九次駐蹕聊城，五次登臨光岳樓并留下了大量的詩詞墨寶真跡達十三首。聊城作為沿河之重鎮的重要地位可見一斑。
在聊城由于運河暢通而興起并呈現出空前繁榮的商業重鎮有臨清、張秋、東昌等，她們就像一串璀璨的明珠鑲嵌在大運河上。歷史上聊城一向為政府所設的州郡治所，但是其并沒有成為全國知名的商業重鎮，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京杭運河開鑿疏通。自從會通河經聊城而過，才確立了其江北重鎮的地位。
臨清以其漕運之咽喉，全國鈔關稅額之首，南北物資集散中樞的特殊地位，素有“小天津”之美譽。在明初臨清還只是一個千戶人家、八千人口的偏僻小縣。但是到了明嘉靖年間，已經發展成為城區延伸方圓二十里、人口二十萬，并橫跨汶水和衛水的繁榮城鎮。南方之竹，江浙之絲茶，東北之松木，京津之百貨，皆由衛河、運河輸入；聊城當地所產的棉花、紡織品、皮貨、竹器、醬菜之類的商品也由衛河、運河運往四川、廣州、云南、北京、天津、上海等地。
臨清工商業繁榮、客商云集、貨物堆積如山，與全國各地有著頻繁的貿易關系，成為名副其實的重要商埠。《臨清縣志》中記載：“至元、明建都燕京，全國經濟端賴運河，臨清處汶、衛流域，每屆漕運之時，帆檣如林，百貨山積，經數百年取精用宏，商業遂勃興不可遏……綿亙數十里，市肆櫛比，有肩摩轂擊之勢”。明代臨清每年商稅額已達四萬余金，到了清代其商稅收入比盛京五關的總收入還多一二倍。臨清以優越的地理條件，繁盛的經濟，成為我國北方著名的商業都會、江北五大商埠之一。
5．運河的開促進了文化的大發展。運河的開通對聊城文化發展的促進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聊城的書香世家大族大多數興起于明中期，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運河的開通對運河文化的孕育。自元代會通河通航，聊城便成為黃、運兩河的交匯處。運河將南方的文化融合后傳到北方，與北方的地域文化相結合，極大地充實和豐富了聊城區域文化的內容，使得聊城運河文化具備了開放、融匯、功利的特點，其科舉文化發達，影響了聊城及周邊地區，為這些地區的文化發展與繁榮創造了條件。明中后期以后，聊城及其周圍各州縣私塾遍地，書院林立。文人墨客云集于此，或會客訪友，或講學解眾生之惑，傳播學術，交流信息，促進了儒學教育的普及，陶冶了無數才華卓越之士，成就了眾多官宦書香世家。清朝開國狀元傅以漸就是其中最典型代表，從傅以漸到近代文人杰出代表傅斯年，傅家歷經滄桑，仍為名門望族。另外還有開創海源閣的楊以增及其楊氏家族。明清兩代錄取的東昌府的進士290人，狀元3人。
文化交流的加強特別是南方商業文化的影響對當地居民的思想意識，行為觀念也發生了一些潛移默化的轉變。“重義輕利”是傳統文化積淀和沿河居民的固守信條。但是當運河貫通，人們逐漸棄農經商，棄義逐利，運河文化濃重的商業氣息也逐步為運河沿岸的居民所接受。商業的興起，致使聊城的皮革業、醬菜業、日用器制造業等手工業蓬勃興起，這就客觀上吸引更多的從業人員從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中解脫出來，在生產更多的商品參加南北物資大交流的同時也推動了南北文化的更大范圍內的融合。
此外，伴隨著運河的興盛聊城在文化藝術方面也取得了不少卓有成就的成績。運河開通后，聊城就文化繁榮，文化界名人輩出。史料記載:“清原在昔作家林立，四溟山人集固傳布海內，其他縉紳先生覃精極慮自成一書者不少”（乾隆十四年《臨清州志》）。聊城詩人眾多，初四溟山人謝榛外，還有張天瑞、林瓊、任大年、王臣、徐學彩等。書畫方面聊城歷史上也出了不少名家，如方元煥、邢泰吉、董其昌、張瑞圖、米萬鐘、陳誥等。現在的高唐被稱為中國的書畫之鄉，而東昌府的葫蘆雕刻，茌平的剪紙等已成為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
三、研究運河文化現實意義
通過以上分析不難發現，正是因為有了京杭大運河穿聊城而過，有了大運河航運的興起，有了交通運輸的發達，才有了聊城經濟的繁榮、城鎮的興起，以及文化一切皆因運河而興。聊城昔日的輝煌也都伴隨著運河的淤塞、航運的廢止而陷于衰退。時至今日，公路、鐵路、航空運輸網四通八達，運河在國家交通運輸中所起到的作用也不會再如以前那樣重要，但是現在我們研究運河文化、開發大運河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1.對運河沿線的人文景點進一步開發，從陽谷的張秋到臨清的鈔關連線開發，將山陜會館、光岳樓、鐵塔、清真寺、季羨林紀念館、張自忠紀念館、鰲頭磯、舍利寶塔、鈔關等連接起來形成水路、陸路都可參觀的具有恢宏氣勢的線路。下一步可把蚩尤文化在運河沿線開發布局。
2.做好聊城在運河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宣傳，通過影視作品，將乾隆皇帝八次下江南在聊城駐足故事傳說、傅以漸、傅斯年家族的興衰，張獻忠、孔繁森、季羨林等在中國近現代世上具有舉足輕重影響的人物搬上熒屏，提升聊城的文化影響力和競爭力，為聊城的經濟社會的發展鳴鑼開道。
3.做足水文章。江北水城已經成為聊城的一張響亮的名片，應進一步把東昌湖、徒駭河、馬頰河和黃河等水資源開發利用好。從水和生態做文章，建立沿湖濕地、沿河濕地的開發，把整個聊城建成生態之城、花園城市，爭取成為北京、天津、石家莊、鄭州、濟南等大城市的休閑別墅區。
4. 進一步提升聊城在全國交通網中的地位。運河的開通使聊城在全國交通網絡的地位迅速上升，從而帶動了經濟文化的繁榮，今天的聊城處于山東西部，交通與經濟地位都不發達，為了進一步推動區域經濟的發展，應該借助國家和山東省擴大內需的強大愿望和巨大財政支持，構建聊城的交通網絡，爭取濟南-西安，天津-鄭州高速公路或高速鐵路經過聊城，下一步爭取聊城加入到京滬高鐵體系，聊城至廣州有高速公路或鐵路連接，為聊城的進一步發展奠定基礎。
參考文獻：
［7］ 陳寧駿.大運河漕運的興衰［j］． 文史春秋, 2007 .
（責任編輯：陳樹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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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平原幾千年的社會經濟發展中，曾幾何時，其先進的農耕文化是其他地區無法比擬的，它為成都平原燦爛輝煌的歷史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然而，隨著歷史的變遷，社會經濟的發展，農耕文化的內涵及其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也在發生著變化。
一、農耕文化樸實性思想的歷史變遷
樸實性作為成都平原農耕文化的重要特征，是指它的內容以及研究方法都比較簡單樸實，是對自然現象、社會現象等的簡單描述，并不具備現代社會下的科學理論和科學的試驗方法，是當時人們在長期的社會實踐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對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的共識。而一旦一種思想意識得到了大多數人的普遍認同，它就具有普遍的約束力和指導性。正因如此，這種樸實的農耕文化成了當時成都平原人認識世界和解決問題的有力工具，廣泛運用到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對尚處農業社會時期的成都平原的社會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第一.農耕文化的樸實性思想是成功建筑都江堰水利工程的重要思想保證。戰國末期，秦國蜀守李冰及其兒子治理岷江水患之所以能夠成功，一方面在于他們吸取了前人的治水經驗；
另一方面則在于他們在治水過程中巧妙地結合了當時成都平原流行的陰陽五行學說。陰陽五行學說是成都平原農耕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農耕文化樸實性的重要代表。它是成都平原人在當時落后的生產條件下巧妙地運用事物之間的聯系來解釋自然和社會未知領域的一種學說。這種學說在當時看來是非常先進的，而相對于當前的科學理論而言它卻是一種非常樸實的農耕文化。這種樸實的農耕文化是當時成都平原上的主要制度安排，它指導和規制著整個區域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李冰父子將陰陽和五行巧妙的運用到對江水的治理中，按照學說中的“土勝水”、“水土相克”、北斗星“齊七政”和“杓星”“主西南(1)”等樸實的思想逐漸形成了一套獨特的治水理論，從而建筑起了舉世聞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將上游來勢兇猛的岷江水分為內江和外江，從此成都平原“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成為全國著名的“天府之國”。
第二.農耕文化的樸實性思想是人們人生觀和價值觀的重要指導。宋王朝時期，成都平原教育事業的迅速發展就主要得益于樸實的農耕文化對人們人生觀和價值觀的塑造。從需求理論的角度思考，需求的多寡以及需求的內容在很大程度上受著人們的需求心理偏好的影響，而需求偏好正是人們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念在需求方面的集中體現。不同的需求偏好決定了不同的需求。同樣，對于教育的需求偏好就決定了教育發展的不同方向。宋王朝時期，成都平原上的“士大夫雖好學，但多以靜退相高，淡薄榮利，讀書的目的為修身固道而已(2)”，這與成都平原流行的道教思想是統一的，也正是這種樸實的農耕文化形成的教育偏好使當時成都平原人對功利性質的科舉并無明顯的需求，“不事科舉反而成為時尚(3)”是當時社會的真實寫照。相反，在當時宋王朝的其他地方，“望子成龍”、“福蔭子孫”、“光宗耀祖”等功利性的教育需求偏好就決定了其對科舉考試的樂此不彼。但是，成都平原樸實的教育需求偏好并沒有妨礙其教育事業的發展，反而起到了相當大的促進作用。因為在當時，文人賢士大都樂于興辦書院，而他們興辦書院的主要目的不再局限于應付政府的科舉考試，而是傳授文理學說或修身養性。這樣一來，教育的內容比以前就更加廣泛和豐富，同時受教育的人群也得到了大幅度的增加。致使在宋王朝時期成都平原的書院得到了最為迅速的發展，數量和規模在當時都是首屈一指的。如成都的滄江書院、眉州的東館書院以及涪州的北巖書院等。諸如蘇軾、蘇轍這樣的著名學者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產生的。
二、農耕文化自私性思想的歷史變遷
自私性是小農的典型特征，也是農耕文化的重要特征。在生產力并不發達的農業社會，小農出于自身需求的最大限度滿足，從自私的角度保護和擴大自身的財產是人性的必然驅使。這種情況在秦漢時期的成都平原得到了充分的體現。農耕文化的自私性為秦漢時期成都平原社會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從當時的環境分析，成都平原人的自私性主要體現在土地私有觀念上。
第一.農耕文化的自私性思想是促使土地私有制最早在成都平原產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秦國移民以前，成都平原沃野千里，人人都可以開墾到足夠的土地，土地私有觀念并不是非常的突出。但是，隨著秦人的南下，越來越多的土地被外來人口占據。第一生產資料的減少直接威脅著生存安全，于是，成都平原的原著居民就不得不考慮土地的安全性問題。由此，自利思想開始得到加強，土地私有觀念在成都平原產生并確立了起來。一方面土地原始產權的確立，既保護了土地的私有性又提高了人們的生產積極性。正如舒爾茨指出：“一旦有經濟利益的刺激，小農便會為追求利潤而創新(4)”；
另一方面通過搭便車侵占他人土地的行為得到了遏制，促進了人們對荒蕪田地的墾殖，使資源得到了合理的配置，進而出現了“溉田疇之渠以億計，然莫足數也(5)”的恢宏場面，農業生產力得到了迅速的提高。在秦始皇三十一年(公元前216年)，土地私有制被上升到國家法律的地位，并在全國推廣開來。從而，成都平原上一次重要的自下而上的制度吻合取得了成功。發展至西漢，成都平原的土地私有制已經有了相當的發展，土地買賣也日趨成熟，土地集中現象逐漸明顯，大土地私有制初現端倪。
第二.農耕文化的自私性思想是導致大土地私有制在唐朝時期得以合法化的重要原因之一。農業社會最重要的生產資料就是土地，而作為農業社會主流文化的農耕文化，其核心問題也是圍繞土地展開的。秦漢時期成都平原人民為了保護自身利益不受外來移民的侵犯而自發地形成的土地私有觀念，進而發展起來的大土地私有制是對成都平原農耕文化的一個重要發展。同時，因為它對封建時期社會經濟發展的巨大推動作用，在唐朝時期終于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肯定，遂上升為國家意志，完成了成都平原上又一次重要的自下而上的制度吻合。這一次的制度吻合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主要在于大土地私有觀念代表了當時社會經濟發展的方向，符合當時大多數人的利益，得到了廣泛的認同和支持。按照科斯的產權理論，土地私有化產權的界定節約了因模糊產權而產生的不必要的交易成本，對于交易的各方都是有利的，是一種帕累托改進。因此，大土地私有制的最終合法化，一方面，使土地資源的配置更加合理化，促進了土地資源的集中和整合，使大量的土地集中到那些有足夠經營能力的“莊主” 手里，有利于農業生產的集約化經營和集中管理，實現土地效用的最大化；
另一方面，提高了土地資源的綜合利用率，減少了資源的無為浪費和閑置。由于現有土地資源配置方式的改變，現有的土地不斷集中到對其效用評價最高的所有者手里，導致了大量無地和少地的農民對長期閑置的大量荒蕪土地的墾殖，從而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擴大了耕地面積，促進了農業的發展。例如，榮州人張武等，就在成都平原的眉州請田開荒，并建立水利設施，灌溉田地二百余頃。像張武這樣的人在當時的成都平原非常普遍，一時間，成都平原的農業生產力得到了極大地提升，成為全國農業發展最快也是最發達的地區之一。唐人更是稱這里是“土地膏腴，物產繁富”的天府之地。當時的著名詩人陳子昂說，成都平原 “人富粟多，順江而下，可濟中國”，足以證明當時成都平原的富庶程度。
第三.農耕文化的自私性思想是導致整個平原經濟結構在清朝中后期畸形化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成都平原不同于中國其他幾大平原，它是處于四川盆地盆底的一塊狹小平地。在農耕社會時期，由于交通、信息的落后，成都平原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因此，農耕文化的自私性雖然是小農自私性的產物，但是在沒有外力作用的情況下其行為存在外部正效應，在促進小農自身利益擴大的同時，擴大了整個社會的利益。但是，從清朝中后期開始，由于外敵的入侵，改變了成都平原相對獨立的狀況，價廉物美的“洋貨”充斥著整個成都平原。農耕文化自私性的負面效應開始顯露出來。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人們不約而同地拋棄了傳統家庭作坊生產出來的產品，紛紛追逐“洋貨”。從而出現了外來商品“即僻壤窮鄉，亦暢銷無滯(6)”的局面。在這種情況下，成都平原曾經繁盛一時的家庭手工業趨于凋敝，如什邡地區，過去“婦女紡績縫織為普遍職務，自洋紗而來而紡車聲漸息(7)”。沒有了家庭手工作坊的經濟收入，大量農戶為了維持生計開始大批地種植鴉片，小農意識的自私落后性和狹隘性在這個時候表現得淋漓盡致。據史料講，“當時鴉片價格昂貴，一兩約值白銀一兩三四錢，種植罌粟比種植農作物的收入高許多”(8)，所以“細民漁利，往往棄麥而種之(9)”。鴉片的種植一方面過分地排擠了日趨衰敗的傳統農業生產，使農業畸形化發展，更加惡化了本已千瘡百孔的成都平原經濟和社會，導致整個社會也畸形化發展；
另一方面，鴉片大量種植和交易的更大外部負效應是使農耕文化的主要載體——人——受到了嚴重的摧殘，從而給農耕文化的傳承和發展帶來了沉重的打擊。
三、農耕文化封建性思想的歷史變遷
農耕文化的封建性從春秋戰國時期就開始得到了發展，到了秦漢時期就更為成熟，如道家思想（無為而治等）、儒家思想（仁、義、禮、智、信等）等等，在成都平原已經非常流行，并成為人們日常行為規范的重要約束力量。因此，在封建社會里發展成熟的農耕文化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封建的烙印。這些封建的思想觀念對人們的行為規范形成了一種看不見的軟約束，并成為人們評判他人價值觀念的重要依據。同時，由于在封建的農業社會里強制性的制度機制（如法律機制）并不健全，社會經濟秩序的維持主要依賴的不是法律等強有力的國家機器，而是帶有強烈主觀色彩的意識形態，人治勝過了法制。在這樣的一個人治社會里，非正式制度的約束力遠遠地勝過了正式制度，封建的農耕文化理所當然地成為了當時統治性的制度。
第一.封建的等級制度是制約成都平原絲織業快速發展重要的一個重要因素。唐朝時期是我國封建社會發展的最高峰，封建的農耕文化也在這個時期發展成熟，階級性是當時農耕文化封建性的重要表現之一。針對不同的階級制定嚴格的等級制度和繁復的限制性規則是統治階級統治整個國家的一個重要手段。當時有一個重要的等級制度對成都平原人的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念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那就是封建的章服等級制度。為什么這樣說呢？主要是因為成都平原從秦漢時期開始就是中國的重要紡織中心，絲織業特別的發達，這一點從前面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發達的絲織業為成都平原人優先享受絲織品提供了便利的條件，但是由于章服等級制度的限制，絲織品一直是中央政府壟斷貿易，并且只有皇親國戚或高級的朝廷命官才能享用。原本屬于一般消費品的絲織品，由于中央政府的等級制度限制，成了可望不可及的奢侈品，普通的成都平原人即便能夠生產也不能作為己用。同時，生產力的發展也受到相當程度的限制。直到唐朝中后期，由于安史之亂的打擊，皇權式微，限制性的等級制度受到了極大地破壞，章服等級制度也隨之逐漸崩潰，絲織品的壟斷貿易被打破，市場重新回復到自由競爭狀態，絲織品也由奢侈品恢復為一般消費品，成都平原人終于可以自由地追逐“舊時王謝堂前燕”，一時間需求陡增。大量的需求使絲織品的產出和規模得到迅速的擴張，極大的解放和促進了成都平原絲織業的生產力。史書上也記載，安史之亂后，由于人們對高級絲織品的大量需求，導致專門從事織造的手工業者迅速增加；
機織技術不斷改進，生產率得到了空前的提高。
第二.封建迷信思想是成都平原茶葉生產和茶葉貿易迅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封建迷信是農耕文化的一個重要內容，是一種不科學的思想意識，是人們對認識和了解未知世界的強烈需要而形成的錯誤觀念，這一點是與農耕文化樸實性有著本質的區別。同樣，作為人們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封建迷信也對人們日常行為產生了重要的指導作用。這種指導可能導致一個荒謬的結果，也可能導致一個合意的結果。如五代至宋朝期間成都平原的茶葉生產和茶葉貿易的興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益于農耕文化的封建思想。成都平原人對茶葉的需求最初是從道教人士開始的，而他們種食茶葉的主要目的不是為了交換獲利，而是為了從茶葉中提取出能羽化成仙的“仙丹”，帶有明顯的封建迷信色彩。據當時的文獻記載，“蒙頂上的中頂茶，在春分時節，俟雷鳴之時，并手采摘，三日而止。若獲一兩，用本地水煎服，即能祛宿疾；
得二兩飲后，就能不生百病；
得三兩飲后，就能脫胎換骨，返老還童；
得四兩飲后，就能成仙。因此，人們把蒙頂茶當作能除病祛疾、延年益壽、返老還童、羽化成仙的靈丹妙藥。(10)”正因為在封建社會時期人們對解釋某些自然現象和自然規律的知識嚴重匱乏，追求長生不老成了許多人夢寐以求的愿望。道教的這種帶有封建迷信色彩的思想正迎合了當時的大眾心理，得到了人們的普遍認同，從而導致了茶葉生產和茶葉貿易在成都平原的許多地方（如彭州、眉州、蜀州、邛州等地）迅速發展興盛起來。
四、農耕文化閑散享樂性和兼容性思想的歷史變遷
第一.農耕文化閑散享樂性思想是推動農耕社會非農產業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得益于良好的地理、氣候環境等，成都平原人的農耕時間遠少于全國其他地區，相應地，閑暇時間就遠多于其他地區。這就使得當地人有了更多的時間去從事非農耕活動，農業副業開始出現并迅速發展，比如紡織業等。一方面因為栽桑養蠶付出的成本較少，收益大，人們都樂意在閑暇時間從事絲織業；
另一方面因為衣服是生活的必需品，需求量大，按照需求決定生產的原理，當時最主要的副業就非它莫屬了。到西漢時期，成都平原就已經發展成了全國的紡織中心。男耕女織是當時社會的真實寫照，所謂“一夫不耕或受饑，一女不織或受寒(11)”，就清晰地體現了當時絲織業在成都平原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到西漢晚期，成都平原的絲織業已經是“覆衣天下(12)”，成為全國著名的“錦官城”，社會經濟的發展遠遠高于全國其他許多地區。
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勞動技術也得到了改善和創新，勞動技術的改善和創新導致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勞動成本的降低，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勞動成本的降低帶來的是一個單位的勞動可以獲得比以前更多的收益，收益的增加使人們可以追求更多的享受。于是，花卉種植等休閑產業在成都平原逐漸發展起來了。特別是五代時期的成都平原，在前后蜀的統治之下，社會安定，經濟繁榮，休閑享樂的風氣更加嚴重，以種植花草來美化生活、休閑享樂成了當時的一大時尚。正如杜甫在《江畔獨步尋花》中寫道：“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13)。”當時的成都因為城里城外到處種滿了芙蓉，而被帶上了“蓉城”的桂冠。人們對花卉種植和欣賞的熱衷，帶來了花卉交易活動的興起和繁榮，并逐漸發展成為每年春季蠶市的重要內容，為成都平原商業交易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補充和促進作用。
第二.農耕文化兼容性思想是導致農業生產方式變遷的重要原因之一。元末明初，連年的戰爭使得成都平原的人口急劇減少，中央政府不得不進行大規模的移民，這就是有名的“湖廣填四川”。這些外來移民與當地人的不斷融合，形成了新一代的成都平原人，至今在成都平原的洛帶等地還生活著大量的客家人。外來人口的融合，使成都平原原有的農耕文化發生了較大的變化，既繼承了原來農耕文化的思想，又吸收了外來文化的精髓，其中就包括了浙江安徽一帶的商業文化，從而推動了成都平原社會經濟在明末清初時期的短暫恢復和發展，以及商品經濟的萌芽。在這種的融合了新元素的農耕文化影響下，人們不再局限于只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給自足”的小農，他們開始把填補閑暇時間的非農耕活動擴大發展成為專門以獲利為目的的家庭手工業，這就直接導致了傳統自然經濟的解體。比如在新津等地就出現了“男女多紡織”、“男女皆優為之(14)”的新型工作方式，打破了男耕女織的傳統觀念，使紡織業與農業逐漸分離，成為了相對獨立的產業。同時，人們的耕作觀念也有了較大的變化，在種植一般農作物之余種植一些具有經濟價值的農作物成了當時普遍的現象。比如郫縣等地的人們就學會了“鋤田先種淡巴菰(15)”，使得當時的福建人李馨發出了“最與吾鄉風土近(16)”贊嘆。
總之，農耕文化的變遷直接導致了農業生產方式的改變，促進了農村商品經濟的繁榮，從而帶來了整個成都平原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使得成都平原在清朝前期出現了短暫的繁榮。
注釋：
(1)陳世松，賈大泉：《四川通史》，第二冊，四川大學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63頁。
(2)陳世松，賈大泉：《四川通史》，第三冊，四川大學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71頁。
(3)陳世松，賈大泉：《四川通史》，第三冊，四川大學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71頁。
(4)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中華書局，1986年4月版，第2頁。
(5)陳世松，賈大泉：《四川通史》，第三冊，四川大學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53頁。
(6)陳世松，賈大泉：《四川通史》，第五冊，四川大學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16頁。
(7)陳世松，賈大泉：《四川通史》，第五冊，四川大學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71頁。
(8)陳世松，賈大泉：《四川通史》，第五冊，四川大學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20頁。
(9)陳世松，賈大泉：《四川通史》，第五冊，四川大學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20頁。
(10)陳世松，賈大泉：《四川通史》，第三冊，四川大學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44頁。
(11)陳世松，賈大泉：《四川通史》第二冊，四川大學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86頁。
(12)陳世松，賈大泉：《四川通史》第二冊，四川大學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88頁。
(13)陳世松，賈大泉：《四川通史》，第三冊，四川大學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44頁。
(14)張學君，張莉紅：《成都市史》，成都出版社，1993年版，第100頁。
(15)陳世松，賈大泉：《四川通史》，第四冊，四川大學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67頁。
(16)陳世松，賈大泉：《四川通史》，第四冊，四川大學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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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魏源作為晚清著名思想家，編纂了時代巨著《海國圖志》，這部鴻篇巨制集中表達了魏源提出的要全面、客觀地看待西方并向西人學習的思想、學習西方軍事以及科技各方面的思想等。雖然存在著特定的階級局限和時代烙印，這此思想對近代的哲學理論以及近代思想文化的發展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并對實學的形成與發展功不可沒，當然對中國當今的經濟發展也有重要的作用。
《海國圖志》 師夷長技 實學 文化
晚清思想家、近代地主階級改革家魏源的《海國圖志》是一部時代的巨著，它是近代時期首部由國人編寫的百科全書，它詳細系統介紹了當時世界上各個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宗教、歷史、軍事、地理、技術等方面的情況。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陽人，是晚清時期著名的啟蒙思想家。魏源一生治學勤奮，讀經學史，常常苦讀到深夜。他的著作頗為豐富，其主要代表作有《詩古微》、《書古微》、《海國圖志》、《老子本義》，其中《海國圖志》最為世人矚目。
一、《海國圖志》的成書
魏源與當時作為地主階級開明代表的林則徐是為摯友，林則徐是有遠見的思想家，他們都有強烈地向西方學習的愿望，以期通過借鑒海外國家的先進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來改革國內的封建政治體的弊端。在1864年，林則徐因虎門銷煙一事被掌權者以種種理由詆毀加罪，被發配至新疆伊伊犁，在揚州與魏源見面，將其在譯書局翻譯的《四洲志》、《澳門日報》以及在國外制造槍械船炮所手繪一些圖紙留給了魏源，并叮囑魏源一定要把這些資料編纂成書以向國人系統詳細地介紹國外的先進制度、人文地理、風物人情等情況，給國人以警醒，使其明白國家的真實處境。魏源利用這些資料編纂的同時，又參考歷代的典章制度及各地史志的典籍，焚膏繼晷，嘔心瀝血，第一版50卷的《海國圖志》終于1842年付梓刊行。以后又于1846年、1852年分別將其擴展為60卷與100卷。魏源一書的編纂完成開闊了國人的眼界，增長了他們對世界各國情況的了解，激發了人民的愛國之情，同時對于改變當局的閉關鎖國政策，扭轉人們故步自封、因循守舊的思想有重要的促進作用。特別是其中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思想，可謂是全書的總綱，這一思想開啟了中國先進知識分子代表為拯救國家大廈于將傾而引領國人向西方尋求救國良方的大門，即使在當代，這部書對于促進近代思想文化的發展以及哲學理論的建構都有不可磨滅的重要的意義。
二、《海國圖志》集中表達的思想
魏源編纂《海國圖志》一書的目的可從其為此書所做的序中可見一斑，《海國圖志》開篇提出此書是“以西洋人談西洋”，“為以夷制夷而作，為師長技以制夷而作”[1]207。即是說，通過此書了解西方國家的詳情，是為了能振興民族、富國強軍，最終戰勝外族的入侵。鴉片戰爭的失敗給國人帶來一場巨大浩劫并讓國人從唯我獨尊的“天朝上國”的迷夢中清醒過來。可是權力當局卻依然頑固不化，依舊閉關鎖國，以煌煌大國自鳴得意，排斥傲視所有外國人，對其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不屑一顧。而在戰敗之后，卻一反戰前盲目無知、自視甚高的形象而顯露出奴顏婢膝、卑躬求和之態。這也是頑固派必然的結局。而魏源卻對不同的眼光來看待西方人，他稱他們為“奇士”、“良友”，肯定他們各方面的長處，認為值得國人來深刻反省學習。面對西方的侵略，當務之急就是中國要及時、全面地了解西方國家的實情，學習他們的長足之處而結合自己國家的情況靈活運用，才能使中國強大，戰勝外敵。把西方人稱為夷人而歧視他們是大錯特錯。魏源認為對外國的情形了解與否會使最后的利害結果有天壤之別，所以他才投入了全部精力編纂了《海國圖志》，在這個百卷巨著中，他不僅收錄了各種珍貴資料，而且撰寫了大量的按語并作序，他在書集中表達以下觀點。
首先，要尋找一切機會，積極全面地認識西方。在這方面，他提出要設立譯館，廣泛翻譯西方各種書籍，培養具有西方技術的人才，這是將來取得反侵略斗爭勝利的重要一步，因為欲制外夷，必先悉知夷情。
其次，要引進西方先進的科技與軍事技術。魏源認為，西方長技中重要的一項就是軍事器械，這其中又包括戰船、火炮、器械的制造以及專業人員的培訓以及武器軍械的使用。中國當局應設立兵工廠、輪船廠，聘請西洋人員來華傳授技術，制造先武器武裝中國官兵。面對著軍隊戰斗力的低下，魏源提出應注重練兵。英人在戰爭中也不是只憑借船堅炮利，也注意養兵、練兵之法，應該使用西方的新式訓練方法對軍隊進行改造，建立一支新式的強大海軍。魏源主要是從改良武器與提高士兵素質與戰斗力方面入手而提出走中國的強軍之路的。
當然，魏源提出學習西方的長技以壯大國力，抵御外侮，有其倡導之功。但由于客觀方面的限制，他的洞察力還不夠，沒有看到西方發達科技背后根本的政治制度問題。孫中山認為：“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于船堅炮利、壘固兵強，而在于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此四事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2]71畢竟，學習西方的軍事以及技藝制造方面只是一種表層的變革，還未涉及國家政治層面的根本性變革，這種單純的技術層面的改革不一定能取得十分理想的效果。此外，魏源還提倡應把學習西方人知識的范圍擴大到科學技術的各方面，而不僅僅是局限于軍事技術與裝備的領域內。他認為，西方擅長的東西不僅僅在于堅船利炮，還要學習其他技術領域，如測距標尺、望遠鏡、火車、蒸汽機等都要學習，它們則是“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3]39。這些技術都是可以在以后經世濟民的基礎技術，必須給予高度重視。
雖然以今人的視角來看魏源的《海國圖志》仍然有不少幼稚笨拙之處，如一些地圖的繪制和今天的準確地圖比起來相差很大等等、某些制造程序顯得過于簡單或不連貫，但這部書的編纂確實從以下方面對中國近代哲學的發生、發展與進步產生了重要影響。
首先，“師夷長技以制夷”是一種進步的具一定程度資本主義色彩的思想，對近代的哲學理論以及近代思想文化的發展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魏源所指明的方向，是在封建專制文化之外的世界范圍之外尋找經世濟民之方。正是由于魏源的開啟了這個先河，充當時代的領路人，此后一代一代的愛國知識分子才繼續沿著這個方向不懈的探索前進。與此同時，所學的“長技”也因時代的發展和主體認識的加深而不斷得到豐富完善，但向西方尋求真理的總趨勢一直未曾改變。并且在很多次的失敗和教訓之后才找到了指導無產階級革命的思想馬克思主義，用它解決了中國革命過程進行中所遇到的形形色色的難題，使中國穩步向前發展。
第二，《海國圖志》一書的刊行開啟了晚清時期重實學、興實功以及重時效的治學風格，魏源提出應“以實事程實功，以實功程實事”，要重視聯系社會的實際情況， 以實事求是的態度、方法治學辦事，經世濟民，治國理政，它要求人們走出書齋而投入實際生活，遠離空談并重視實際，擺脫空疏無用的理學、經學而轉向經世致用的實學，從根本上祛除人心上的病患。《海國圖志》的編纂、刊行與普及，為社會樹立了一個新的范例，人們精神面貌為之一新，并為后學繼續對抗封建舊學奠定了牢固基礎。
第三，“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對近代中國有深遠的影響。如日本曾由此思想的啟發實行了資本主義改革的明治維新。中國曾是世界上的海洋大國，如今正重新崛起，并為維護海洋主權和權益、收復各海域本屬于中國的島礁以及為走向深藍做好充分準備。我們從國外引進先進技術和戰機等武器，發展和大國地位相適應的軍力，并在此基礎上研究創新，如從外國購入廢棄航母改裝為新航母，并在此基礎上研究創新，并開始制造研發國產航母。
雖然魏源屬于封建地主改革家，他的思想難免銘刻上其時代的痕跡與階級的局限，他的思想體系仍然沒有出離封建地主階級的思想范圍，他在學習西方的技術層面的同時未深入到制度層面，這都是不容否認的事實，但作為處在封建時代的改革家，已經能超前地提出全方位地關注學習西方、放眼全球的思想，確實不愧為晚清時期著名的改革家和時代潮流的引領者。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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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芮宗金.孫中山傳[m].中國工人出版社，2023.
[3]魏源.海國圖志[m].岳麓書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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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文化對商業和經濟的影響篇五
;鄉村旅游業作為鄉愁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改善農村經濟狀況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本文首先介紹了寧波鄉村旅游的整體發展情況，然后分析了優勢所在，同時剖析了寧波鄉村旅游整體的薄弱環節并分析其原因，并分五步予以逐步解決和提升。
最新的兩會報告中，全域旅游再次被提及，“旅游+”再次被給予高度重視，而傳統的大眾旅游已不能滿足人們精神文化的訴求。因此，本文以延邊州佛教文化旅游為研究對象，首先分析了延邊州佛教文化旅游的發展現狀，然后通過比較分析，說明佛教文化對延邊地區經濟的影響，最后，提出促進延邊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建議。
引言
在“關于促進全國旅游業發展的指導意見”中指出，為了加快旅游供給方的結構改革，從封閉的旅游自循環向開放的“旅游+”轉變。在“旅游+”背景下，各地區要加強產業融合，促進旅游新功能的發展，達到構建全域旅游的旅游新格局。佛教文化旅游對促進旅游業和區域經濟發展起著重要作用。從經濟效益上來看，通過旅游產業發展引領其他產業發展會給區域經濟建設帶來可觀的經濟收益和產業支撐。不斷提高佛教文化旅游經驗水平，深化區域旅游合作，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一、延邊州佛教文化旅游
延邊州佛教文化旅游作為延邊州旅游業的重要組成部分，越來越受到游客的關注。目前延邊州的佛教寺院共有43處（如圖1），其中，敦化市的佛教寺廟最多，共有10處，六鼎山文化旅游區是延邊地區唯一的佛教文化旅游目的地，它影響了延邊地區佛教文化旅游的發展。因此，本文以敦化市六鼎山佛教文化旅游區為例，闡述了延邊地區佛教文化的發展現狀。
敦化市六鼎山佛教文化旅游區作為延邊地區主要的佛教文化旅游區，融合了渤海文化、佛教文化和清代祖傳文化。正在開啟以旅游為平臺的“1+12”模式。以一核兩廊四板塊的空間結構，實現敦化旅游產品全域覆蓋，協同發展，打造“大德敦化旅游+”。目前，主要以朝拜祈福、佛教文化體驗、禪修養生為核心。區內有金鼎大佛、正覺寺、清始祖祠等優質佛教旅游資源，是敦化市唯一的國家級aaaaa景區。六鼎山具有獨特的文化資源與壯觀的自然環境，不同于省內其他單獨的寺廟，它具有佛教旅游的優勢，因此，敦化市的佛教文化已成為延邊州佛教文化旅游的核心。
二、延邊地區佛教文化旅游對旅游效應影響
（一）周邊服務設施的影響
在敦化市開發六鼎山文化旅游區的同時，也促進了周邊經濟的發展。根據“乘數效應”，周邊服務設施的建設，為游客提供便利的同時，帶來幾倍投資額的經濟效益。以賓館為例，對六鼎山文化旅游區周邊的基礎設施經過實際調查發現，據旅游區直線距離5km內共有208家賓館，包括酒店、賓館、民俗、公寓和招待所。據表1統計，隨著距六鼎山文化旅游區直線距離的增加，賓館的數量逐漸減少。目前，旅游區內有一家五星級酒店，兩家四星級酒店和一家禪修主題酒店。旅游區5km內價格從幾十元一晚的青年旅舍到上百元一晚的國際酒店，滿足游客的不同需求。在旅游季節，游客可通過手機預訂房間，以確保順利旅行。同時賓館數量影響著本地居民的就業情況，近幾年來，旅游區周邊的賓館數量逐漸增多，就業需求增多，帶動著本地經濟發展。
隨著一系列精品自駕游旅游線路的推出，自駕車旅游產業體系不斷完善，自駕車游客數量和私家車數量逐步增加。在六鼎山文化旅游區內建立了4個停車場，位于旅游區的南北兩側。其中，入口服務區修建了45 600km2的生態停車場，滿足了旅客需求的同時，打造生態綠色的旅游區文化，提高旅客的旅游滿意度，自駕游增多。由于六鼎山佛教文化旅游區處于長吉圖交通要地、旅游中轉地，對外交通優勢巨大，而從長春、吉林到敦化的高鐵每天多達20多列。在佛教文化旅游發展的同時，交通收入將增加，從而促進延邊地區經濟的發展。
在旅游廁所改革的大政策下，國家旅游局局長李金社表示，旅游廁所是游客不可或缺的生活設施。它不僅反映了一個地區的旅游公共服務水平，也反映了該地區旅游業的發展水平。因此，敦化市六鼎山文化旅游區對旅游廁所進行了完善，并且六鼎山文化旅游區還配套了第三衛生間，現基本能滿足高峰期游客的需要。
旅游收入受到旅游區門票價格的影響。六鼎山文化旅游區于2023年被評為4a級景區，并于2023年升格為5a級景區。與此同時，門票的價格也發生了改變。敦化六鼎山文化旅游景區管理部門為吸引更多的游客，先后實施了一系列門票惠民政策。門票價格已由原來的120元/人降至90元/人，也為各類不同人群提出相應的優惠政策，包括軍人、老人、學生以及當地居民。不僅如此，還針對不同人群提出門票優惠政策，大大提升了對各個人群的旅游吸引力，提高延邊州的旅游收入，促進延邊州的區域經濟發展。
旅客交通量影響旅游收入水平，反映了該地區旅游業的經濟效益，旅游業的經濟效益與旅游業的經濟影響呈正相關關系。對于該地區的經濟發展，旅游業在促進旅游收入方面可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這是反映旅游業的重要指標之一。據表2可知，敦化市旅游人次和旅游收入隨著六鼎山文化旅游區的發展而逐漸增長，證明六鼎山文化旅游區的發展促進著敦化市經濟的發展。作為延邊州佛教文化旅游的主導產業，六鼎山文化旅游區對延邊州的區域經濟有一定影響。
三、結論與建議
本文對延邊州的佛教文化旅游與區域經濟的相關關系進行了研究，分析得出“旅游+”背景下的產業融合，以佛教文化為核心，加強佛教文化體驗產品的優化。在“旅游+”背景下，延邊地區的佛教文化旅游應不斷投入關注度，以期獲得長足發展，基于以上分析與結論，提出以下幾條發展建議。第一，“旅游+”背景下的協調統籌。由于全域旅游發展涉及到各部門、各行業，需要進行全面協調、統籌發展。第二，發展佛教文化更適應現代人的需求，增加游客的體驗度對延邊州區域經濟發展具有重要作用。第三，加強長吉圖地區旅游業佛教文化旅游合作。由于延邊州正大力發展長吉圖地區的區域聯動，通過區域間的合作更有利于佛教文化的宣傳，使得受眾面更廣，拉動延邊州區域經濟的發展。第四，增加佛教文化旅游的社會旅游景點，形成更加完整的佛教文化旅游區。
（作者單位：延邊大學理學院地理系）
相關熱詞搜索：;不同文化對商業和經濟的影響篇六
;摘 要：民族文化品牌是一個特定的民族區域形態標志，文化品牌蘊含著歷史、文化、政治、經濟等元素。打造民族文化品牌，能夠深化旅游文化內涵，提升旅游品質，形成特色鮮明的民族文化品牌，促進區域旅游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實現區域經濟更好更快發展。以云南大理州巍山為例，對當地具有代表性的民族文化品牌進行簡單的介紹，對該民族文化品牌的對經濟的促進作用進行簡單分析。
關鍵詞：民族文化品牌；文化品牌建設；經濟效益；品牌形象
近些年來，文化與旅游產業發展呈現融合的趨勢。首先，文化已經成為旅游產業發展的一個新的經濟增長點，積極利用區域所擁有的資源優勢如紅色文化、歷史文化、民俗文化發展成旅游文化產業已是大勢所趨，而如何利用好文化，樹立文化品牌形象，對于提高旅游產業服務業經濟效益是必由之路；其次，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人們生活水平逐漸提高，旅游已經成為人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人們對于文化內涵的需求程度也日益提升。由此可見，文化成為旅游產業發展的支柱是大勢所趨。以下主要以巍山民族文化品牌建設為主要對象，就其民族文化品牌進行分析。
一、得天獨厚的文化產業
（一）南詔古都，彝祖故里
公元738年，細奴邏的曾孫第四代王皮羅閣在唐王朝的幫助下，在巍山實現了六詔的統一，建立王城蒙舍城，創造了云南歷史上最為燦爛的古文明。直至公元902年，南詔古都滅亡，共傳位13代。巍山作為南詔古都的發源地，在這塊土地上所供奉南詔始祖的祖廟，時至今日，依然吸引著全國散落在各地的彝族同胞來此尋根祭祖，延綿著悠久的歷史文脈。除此之外，巍山不僅是南詔古都，同時也是云南推行土司制度最長的地區之一，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巍山推行土司制度，任命彝族首領左禾為土知州。此后，巍山彝族左氏承襲蒙化土知府一直至清光緒二十三年，歷任知府18人，時間長達514年，是云南土官承襲制度最長的一家土府。
（二）道教圣地
據史料記載，巍山是多民族遷徙并在此定居的地方，主要有彝族、白族、苗族、漢族等多個民族在此聚居，共同創造了獨特而悠久的民族文化。各民族有著不同的信仰，不同的宗教寺廟也由此而建。經過歷代的修復重建，許多宗教寺廟仍保留至今，全縣共有道觀、佛寺、基督教堂、天主教堂等大大小小寺廟大約300座，其中孕育并傳承著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和原始宗教等多種宗教文化。
（三）彝族打歌之鄉
世居在巍山的各個民族在生產和生活中用智慧創造了悠久的歷史文化。尤其是民間歌舞獨具特色，形式多樣，以彝族打歌最為獨特。“打歌”可以說是在巍山地區歷史最悠久、分布范圍最廣、影響力最大的民間舞蹈，是彝族人民用智慧在歷史長河中創造的一種民間藝術形式，具有典型地域特征和民族色彩，是當地彝族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項娛樂形式。正如當地所流傳的那樣：“山山嶺嶺舞火紅，村村寨寨踏歌聲”“家家戶戶有火塘，彝山處處是歌場”。由此可見，打歌是彝族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項活動。此外，打歌類型的多樣性、起源的傳奇與豐富性及其文化的適應性為產業化發展提供了資源。
以上作為巍山民族文化的代表，目前已經初具規模，成為當今巍山縣文化產業的重點發展方向。作為民族文化，有著無法低估的潛力，關鍵在于如何利用文化資源打造出地域特色，成為當地的民族文化品牌形象，這也是為當地旅游服務業提升經濟效益的重要途徑。
二、民族文化品牌建設經濟效益
云南省十三五發展規劃，對當前的旅游發展主要任務指明了方向：第一，根據當地區域特色，實現區域特色發展，與文化產業相結合，樹立民族文化品牌，并對一些地區實行旅游扶貧戰略。當地政府結合政策發展方向，巍山縣委、縣政府確立了“農業穩縣、工業強縣、文化立縣、旅游興縣、和諧安縣”的發展方向，全縣依托豐富的旅游文化資源，以“一城一山”為重點，即巍山古城和巍寶山，推出“南詔古都、彝祖故里、道教圣地、鳥道雄關、紅河之源、和諧回村”六張名片，以此為基礎，對于古城文化街區、古建筑群落、古城人文風貌進行綜合性全方位的維修與整治；第二，進行省級歷史文化名村旅游開發項目，致力于打造4a級旅游景區建設，并重點推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申請、傳承與保護，巍山彝族打歌已于2008年2月被列入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推薦項目名單》，獲得了“彝族打歌之鄉”的稱號，并不斷地走出國門，走向世界；第三，在旅游招商方面，引進了丹彤集團、雄詔公司等企業參與當地旅游項目的開發；此外，獲得“中國低碳旅游示范縣”等多種榮譽稱號，對于城市品牌建設具有重要推進作用。并且，據資料統計，在2010年，巍山縣共接待海內外游客約65萬人次，實現旅游社會總收人5.5693億元、年均遞增29.15%的經濟效益。
以上這些經濟效益的取得，主要是民族文化品牌知名度的提升，對經濟的促進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有利于樹立巍山古城的歷史文化名城的品牌形象，形成以永建鄉為代表的歷史文化名城南詔故都，彝族故里的巍寶山，以及以五大打歌為代表的打歌之鄉——這些將成為巍寶山的帶頭性民族文化品牌。以此為基點，帶動當地旅游服務業的發展，樹立當地的民族品牌文化，以當地的六張名片作為文化品牌建設的重心，不僅有利于城市形象的宣傳與推廣，而且可以有效地整合當地民族文化資源，形成民族文化品牌的產業鏈，以此增強巍山民族文化品牌的市場覆蓋面和凝聚力。其次，有利于實現“旅游興縣、和諧安縣”的發展思路，全縣依托豐富的旅游文化資源，以“一城一山”為重點，探索出了一條符合縣情實際的文化產業發展之路。從理論上看，巍山是一個旅游資源和文化資源大縣，有著豐富的歷史文化底蘊，是土司制度唯一較遲久的地區，是多民族文化的融合地，是歷史上道教建筑保存較好的地區，棋盤式的建筑格局等都是它所擁有的資源。最后，是促進巍山經濟的快速發展：形成“一城一山”，即巍山古城和巍寶山，重點打造“南詔古都、彝祖故里、道教圣地、鳥道雄關、紅河之源、和諧回村”六張名片，從而帶動第三產業的快速發展，主要包括景觀聯動效益，形成區域型發展，此外還對酒店餐飲服務業起到一定帶動作用。
三、文化品牌建設中問題的解決
首先是民族文化品牌的定位問題，品牌定位是品牌經營的首要任務，也是品牌建設的基礎。以消費者為中心，重視消費者物質需求背后的文化內涵的挖掘，提供能滿足旅游者的文化享受，實現旅游的文化價值和旅游者的文化滿足是文化旅游品牌建設的根本任務。品牌定位不準確，文化旅游產品比較單一，就難以滿足當前顧客多樣化和多層次的需求。對此，挖掘文化內涵，體現地域特色、產品個性是品牌定位的出發點。建設旅游文化品牌首先要理清地域文化主打的核心，形成地域獨占優勢，例如臺兒莊天下第一莊等。
其次是品牌宣傳力度不夠，品牌宣傳是擴大品牌影響力的重要手段，發展旅游產業，宣傳推介和市場營銷必須先行。許多旅游發達省份也都安排了很高的旅游宣傳促銷經費，以政府宣傳為主，打造包裝地域文化，推介優勢旅游產品，廣泛開展旅游宣傳活動，以求在區域旅游市場競爭中占據優勢地位。但是，由于旅游管理體制的限制，仍然存在著宣傳經費投人不足、宣傳推介方式單一、旅游企業營銷人員缺乏等多種弊端，造成整體形象不夠鮮明突出，限制了旅游文化產品知名度的提高。資金投入不足是制約旅游文化品牌建設的重要因素，要打造旅游文化品牌，可以從以下方面加強政策引導，解決資金問題：一是加大政府扶持力度，爭取金融部門支持；二是幫助爭取國家扶持政策、資金，積極參與中國文化旅游主題年、中國國際文化旅游節活動，爭取參選《國家文化旅游重點項目名錄》，及時公布相關申報信息，提醒企業關注，聘請專家為企業提供申請技術支持；三是建立多元融資渠道，引導外國、民間資本投資。
綜上所述，民族文化品牌的建設對于當地旅游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文化品牌作為現在乃至未來的旅游經濟的重要支撐點，尤其是帶動第三產業的發展，產業鏈的延伸，將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而在此過程中，如何去樹立民族文化品牌，開發地域特色，占領地域優勢，是至關重要的環節，品牌建設無疑將為旅游經濟的發展帶來強大的生命力。建設旅游文化品牌，塑造文化旅游精品，必然能夠促進旅游經濟的發展方式轉變，實現旅游經濟的全新升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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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
云南藝術學院藝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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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2000年我國開展金融改革以來，國內商業銀行的收入結構發生了顯著的變化，非利息收入比例不斷上漲，且逐漸成為銀行的主要收入來源之一。在商業銀行經營管理模式不斷轉變的前提下，銀行的非利息收入已經成為下一個利潤增長點;因此，“把握中國商業銀行的非利息收入規模的發展情況，探尋宏觀經濟、商業銀行特征與非利息收入之間的關系”已經成為重要探索方向。本文簡要分析了商業銀行非利息收入規模發展情況，對宏觀經濟和銀行特征對中國商業銀行的非利息收入規模的影響進行深入探究。
【關鍵詞】宏觀經濟 ?銀行特征 ?中國商業銀行 ?非利息收入規模
在現代社會商業銀行經營管理過程中，非利息收入主要包括：信托收入部分、投資收益、存款賬戶的服務費用、投資活動之外獲取的收入、貸款收入及其他非利息收入。隨著現代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越來越多的經濟活動形式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且國民經濟結構發生一定的變化，傳統產業的經濟收入增長趨勢緩慢，新興產業飛速發展，比如：互聯網經濟、外貿經濟等。宏觀經濟的發展趨勢直接影響了商業銀行的經營結構，對非利息收入規模的發展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此外，商業銀行特征與國有銀行之間存在一定的差異，進一步促進了非利息收入規模的發展。在本篇文章中，作者主要根據當下的商業銀行非利息收入增長形式與現存問題，對宏觀經濟、銀行特征及二者對于商業銀行的非利息收入規模的影響進行探討，且結合影響情況，提出相關建議，以期能夠為商業銀行經營模式的良性發展提供有價值的參考。
一、商業銀行非利息收入規模發展情況
（一）商業銀行與國有銀行的非利息收入規模發展對比分析
結合圖1（國有控股銀行在2011-2023年間的非利息收入額度表），圖2（非國有控股銀行在2011-2023年間的非利息收入額度表）內容可以發現，在2011年-2023年之間，非國有可控股銀行與國有控股銀行的非利息收入數額不斷上漲;相較于非國有控股銀行而言，國有控股銀行的收入規模更大、收入額度更高，但是這主要是取決于國有控股銀行自身基本特征，而非是其非利息收入比例更高。
在表格中可以看出，國有控股銀行的非利息收入規模增長較為緩慢;且華夏銀行等非國有控股商業銀行的非利息收入規模增長速度較快，這主要是由于商業銀行的規模較小，導致非利息收入在總營業收入中占有較大的比重。從國有銀行與商業銀行的結構角度進行分析，商業銀行的經營結構沒有國有銀行完善，但是其具有較大的發展空間。
（二）商業銀行非利息收入規模發展現存問題
根據上述的國有控股銀行與商業銀行的數據，結合商業銀行分非利息購入結構（結構為“手續費、傭金”等收入為主，其他部分收入為輔），可以發現商業銀行的收入來源主要為“手續費、傭金”部分;這也在側面體現了我國商業銀行的非利息收入結構單一，且有待優化與調整。
其次，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快速發展的背景下，商業銀行的綜合經營體系不斷發展，銀行收入體系中存在一些具有混業性質的收入，比如：保險商品收入，這一部分雖然沒有占有較大的比重，但是由于我國對保險業務的監督管理較為嚴格，混業性質業務發展較為艱難;因此，商業銀行的非利息收入內容有待調整。
最后，在現如今的商業銀行非利息收入中，手續費與傭金收入之所以占90%左右的總收入比重，是由于手續辦理業務屬于傳統業務，且是基于原有的信貸業務產生的;這也導致非利息收入的規模增長缺乏獨立性，對存貸款業務具有較強的依賴性，不利于商業銀行非利息收入規模的健康增長。
二、宏觀經濟和銀行特征對中國商業銀行的非利息收入的影響
（一）宏觀經濟及其對中國商業銀行的非利息收入的影響
縱觀我國宏觀經濟的發展與經濟環境變化，可以發現當下我國經濟正處于快速發展時期，但是由于通貨膨脹帶來的壓力，我國經濟結構調整難度逐漸加大，因此，當前宏觀經濟調控的首要任務就是“保持經濟平穩增長”、“優化調整經濟結構”、“改革相關政策”，從而實現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又好又快發展。
在宏觀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我國政府強化調控，提出了多項政策，以此優化經濟結構，帶動新興產業的發展。在這一過程中，宏觀經濟下的國際貿易因素、投資方向因素、消費發展趨勢因素、產業結構因素與自然資源因素均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產生一定影響，間接影響了我國商業銀行經營模式的調整。舉例分析，在互聯網經濟快速發展的條件下，我國商業銀行的信息化經營程度逐漸提高，有效提升了銀行的經營效率;但是互聯網金融與商業銀行的非利息收入具有競爭關系，這也對商業銀行的經營與發展造成沖擊。
要想實現商業銀行的穩定發展，進一步實現非利息收入規模的擴大，就要結合商業銀行的實際情況，調整業務模式，重新尋求市場定位。根據宏觀經濟環境及宏觀經濟與非利息收入之間的關系，商業銀行要重點強調“科技”與“創新”，一方面，要不斷提升自身創新能力，了解客戶需求，開展個性化服務，調整產品結構，推出更符合現代社會經濟發展的產品體系;另一方面要加大科技引進力度，建立完善網絡銀行及在線服務平臺，以此增加非利息收入額度。
（二）銀行特征及其對中國商業銀行的非利息收入的影響
關于商業銀行的基本特征，在上述的“商業銀行與國有銀行的非利息收入規模發展對比分析”與“商業銀行非利息收入規模發展現存問題”就能夠看出，其經營規模較小，且功能較為全面，能夠為客戶提供金融服務。
對于非利息收入規模的發展而言，商業銀行本身的特征對其具有直接影響，比如：銀行規模直接限制了非利息收入額度的上漲、銀行收入體系與收入渠道直接限制了非利息收入規模的發展上限。
基于此商業銀行就要明確自身特征與非利息收入之間的關系，在現有收入結構的基礎上進行調整，加大非利息收入業務，拓展收入范圍。在實際操作過程中，銀行可以適當減少對貸款方面業務的資源投入，加大非利息業務資源投入，以此促進非利息收入規模的擴大。此外，還要加大業務深度，要結合傭金及手續費業務進行延伸，比如：信托、擔保等，構建多樣化的非利息收入體系，拓寬銀行的經營范圍，從而實現商業銀行經營模式的健康發展[6。
三、結語
綜上所述，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飛速發展的背景下，我國商業銀行的經營模式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非利息收入已經成為銀行的主要收入來源之一，且呈現出收入規模不斷擴大的發展趨勢。在此基礎上，相關人員要深入分析商業銀行的經營結構變化情況，分別從宏觀經濟與銀行本身特征的角度出發，探尋外部環境變化與內部特征的影響，從而提出具有可行性的建議，比如：強化金融創新能力、提高金融科技水平、優化收入結構、增強業務深度等，以此促進商業銀行在新經濟形式下的健康、穩定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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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區域文化是指處于某一區域的人們在長久的歷史、文化演化中逐漸形成的具有自身特色，有別于其他區域的獨特文化。區域文化存在“文化無意識性”，所以通過對經濟主體和經濟發展環境產生作用，進而對區域經濟的發展產生影響。陜西省因為所處的地理位置以及獨特歷史地位，相較東南沿海一帶形成了保守型文化，重農抑商，缺乏創新。這種文化對區域經濟的產業結構、企業家數量、技術創新及制度創新產生了深刻影響。
關鍵詞： 保守型文化 區域經濟 陜西
（一）區域文化的涵義
“一方水土養育一方文化”。英國學者愛德華認為，“文化（文明）從民族學上來說，是包含知識、信念、道德、藝術、習俗以及作為社會成員理解和接受的才能和習慣的構成體。”文化的創造主體是人，而人又生活在不同的區域內，那么文化的范圍則受到區域的限制。對于區域文化，學術界沒有統一界定。有學者將區域文化理解為在一定的區域內產生和成長起來的具有自我特色的文化形態，對國家和民族來說處于主體文化。本文中的區域文化為生活在某一區域的人們在漫長的社會生活、物質生產、精神生產中所產生的帶有地域特色的民族藝術，傳統習俗等物質文化和價 值理念，思維方式等精神文化的總和。
區域文化與區域經濟的關系十分密切。張佑琳研究了浙江省的經濟發展模式，發現該地區的創新文化與該省的經濟發展密切相關，創新型的區域文化通過技術和制度的創新路徑在經濟發展中發揮作用。區域文化對區域經濟的發展具有積極方面的作用，但是有學者指出區域文化在某些方面也會阻礙區域經濟的發展。張麗研究表明，區域經濟發展的智力和精神支撐是區域文化，也是旅游產業繁榮發展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區域文化由于其自身的保守性未能將創新融入其中，阻礙了區域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在面對相同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條件下，陜西的經濟發展現狀與東南沿海一帶相比差距較大，到底是受什么因素影響呢？本文將從區域文化的視角進行刨析。陜西省地處西北，受自然地理條件和歷史地位的影響，形成了非常明顯的農耕文化，具有保守、重農抑商、規避風險、安于現狀、墨守成規等特點，與市場經濟所需的創新型文化截然相反。所以陜西的文化從文化特征上屬于保守型。
區域文化資源的豐富與否對區域文化產業的發展起到不同的作用，同時也會影響到該地區產業結構的調整。一個區域內的文化資源豐富度與本區域的文化產業數量成正比。文化產業屬于第三產業范疇，隨著文化產業的發展，它所產生的財富也在上升，為經濟的發展提供動力，所以文化產業在某些方面能夠推動第三產業的發展。除此之外，區域文化精神對區域產業來說也是非常重要的，主要體現在產業發展水平和結構調整中。
（二）對區域企業家的影響
企業家可以有效地組織區域性創新和經濟的發展，進而促使區域經濟的增長。企業家的數量直接影響著經濟的發展。企業家隊伍越強，經濟發展越快，但企業家的形成離不開區域文化。特定的區域文化造就特定的企業家。保守的，重視仕途的，與當代經濟發展不相符的文化則會影響企業家的產生與企業家隊伍的壯大。
技術創新是經濟和技術的結合，實現潛在的生產力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的重要環節，也是結構、要素、資源等進行重新整合的關鍵。鼓勵創造，鼓勵發展的文化環境中，各類人才能根據自身條件匹配合適的工作，留住了人才也就是留住了創新的資本。文化環境造就了創新者，創新者繼續在良好的文化環境中進行技術創新，技術創新將產生大量的創新成果，創新成果又將帶來巨大的經濟價值，進而促進區域經濟的發展。
制度是一種文化的體現，也是文化的一種表現形式。制度創新對于區域發展來說，也是一種生產力。新經濟學指出，文化中所包含的價值理念和道德倫理以及意識形態等，都會對經濟體制的變遷和制度創新的路徑產生非常重要的影響，也就是說文化背景對于制度的塑造至關重要，在某種文化環境下會產生與此相對應的制度系統。在一個支持改革創新的文化環境中，才能對社會政治、經濟以及管理等制度進行創新，對人們的行為和關系進行變更。
區域文化資源影響該區域文化產業的形成和發展。陜西省歷史悠久，自古以來都是帝王選擇建都之地，所以擁有深厚的歷史文化，所以陜西的旅游業是比較發達的，與此同時也促進了餐飲、零售、住宿、交通等相關產業的發展。旅游業屬于第三產業，如表3-1所示，2007-2023年間，陜西省第三產業的生產總值在不斷的上升，與第二產業生產總值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小。2007-2023年間，第三產業的占比在35%左右徘徊，2023年更是突破了40%，達到42.2%，未來可能還會更高。
陜西省區域文化也會對就業結構產生影響。從表3-2可以看出，雖然2006-2023年間，陜西省第一產業的從業人員處于一個下降的趨勢，但是相較二三產業，農業的從業人員還是遠遠高于二三產業的。這是因為陜西省的區域文化趨向于保守，重農輕商，小農意識非常濃厚，側重于發展農業，對新興產業的興趣不是特別濃厚。
如表3-2所示，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2006-2023年間陜西省的個體工商戶和私營企業數量在逐年增多，規模在不斷擴大。2023年的個體工商戶更是達到149萬戶。雖然陜西省經濟發展處于上升時期，相較于東部地區，東南沿海一帶的企業家數量和企業家階層遠遠高于陜西。浙江省2023年的個體工商戶和私營企業數分別比陜西省多出202.97萬戶和101.4萬戶。這是因為陜西地區深受儒家傳統文化思想的熏陶，重農輕商，樂于考取功名，并不認為商業是一種非常高尚的職業，認為從商為恥。
（三）陜西區域文化對區域技術創新的影響
技術創新推動經濟發展，經濟的發展反過來又需要更多的技術創新進行支撐。技術創新依賴于創新意識，冒險，探索是創新意識的組成要素。陜西省重農輕商，安于現狀，重視仕途，創新意識較弱，相較于東南沿海一帶開放創新型文化，陜西保守型文化深深影響了區域創新。2007-2023年陜西省的國內專利申請受理量（3451項-98935項），國內專利申請授權量（3451項-34554項），總體上呈不斷上升的趨勢（除2023年外），但是與東南沿海一帶相比差距非常顯著。以2023年為例，江蘇省的國內專利授權量為23.1萬項，是陜西省的4.8倍。
文化對制度變遷產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陜西省的文化類型是屬于保守型的，所以它的制度變遷路徑與沿海地區開放型制度變遷路徑有很大差別。陜西省在歷史上一直處于政治中心，是皇家建都之地，三綱五常、皇權天授的保守型，不予反抗的文化思想的正好滿足了統治者“服從與和平”的統治意愿，所以改革開放多年以來，陜西省的制度變遷路徑受保守文化的影響非常深刻。
經濟的發展受受制于科學技術及市場、政府、社會等方方面面的原因，但最本質的則是人才因素。所以要關注人才的培養。文化作用于人才，進而對經濟的發展產生影響。在文化的熏陶下抓住市場規律的人才，這樣形成的文化才能更好地推進本地區的經濟發展。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在文化交流中至關重要。每一類文化作用于經濟發展時都有其自身的優點和不足。所以我們要加強與其他地區文化的交流與合作，開拓視野、輸入新鮮血液，不斷完善本地區的文化、力求更好的服務于市場經濟。建立完善的制度是非常有必要的，制度的變遷受到文化的影響。建立制度需要了解本區域文化、區域環境、地方社會，需要相關人員的密切配合。一個好的制度能夠引導人們擁有正確的價值取向，采取正確的經濟行為，進而促進經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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