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中學的時候，我們的語文課本上有道題：魯迅先生寫過“我的院子里有兩棵樹，一棵是棗樹，另一棵還是棗樹”，這句話反映了魯迅先生的什么心情？

我有個朋友叫老羅，當年念到這兒就退學了。他說：“我他媽的怎么知道魯迅先生在第二自然段到底是怎么想的，可是教委知道，還有個標準答案。”

我另一個朋友馮唐，找了一個黑店，賣教學參考書，黃皮兒的，那書不應該讓學生有，但他能花錢買著，書中寫著標準答案——“這句話代表了魯迅先生在敵占區白色恐怖下不安的心情”。他就往卷子上一抄。

老師對全班同學說：“看，只有馮唐同學一個答對了。”

老羅和馮唐把背標準答案的時間省下來，都早早地干了自己喜歡的事，我屬于第三種，沒辦法脫離又沒勇氣反抗。課堂上安分守己一聲不出，但什么也聽不進去，低頭在紙上亂寫亂畫，考試時對魯迅先生瞎揣摩一氣，卷子打著紅×發下來。

那時候山西小縣城還一片僵凍，離開學校無處可去，沒有公交車，沒有店鋪，沒大排檔，沒書報亭。有一個紅星電影院，學校組織看愛國電影時才能進。這里算全城的文娛中心，幾個老人坐著小馬扎在電影院門口曬太陽，懷里摟著小孩兒。沒有貓狗這樣的寵物，小孩拿根繩牽著田鼠走來走去，它用后腳站著端著干饅頭吃。還有幾個小混混，電影院門口光禿禿擺著兩個開裂的臺球案子，五毛錢打一小時，他們嘴角斜粘著煙，嗆得瞇起眼，冷風里猴著身子打球，軍大衣領子尖豎著，衣角拖在地上磨得黑亮，追逐女生時粗糙又兇狠，毫無浪漫之感。

除了這些“閑人”，大家都呆在單位——這個形容流水線上產品的數量詞，人人嵌在其中。我父母都在“文革”中輟學，受盡動蕩之苦，覺得進不了單位像殘次品一樣讓人恐懼，希望我將來能考上大學的財務會計專業，畢業分配進鐵路局。鄰居們都說這工作好，不用風吹雨淋，只要算盤打得快，胳膊上一副藍袖套，穩穩當當一輩子，還能坐火車不花錢。為了能這樣生活，父母以他們的方式保護我，課外書是“閑書”，不能看。晚飯時可以看全國統一轉播的新聞節目，因為里面可能有考試內容。

我對這種生活沒什么情緒，因為給我自由，我也不知道要干什么。

高中時，我媽買了一臺紅燈牌收錄機讓我學英語，短波能收到臺灣電臺，家里沒人的時候，我就守著聽“亞洲之聲”、“中廣流行網”。有期節目，沈琬說一個叫黃家駒的人當天意外去世了，播放了他的歌《關心永遠在》，說：“人生在世就要珍惜，因為我們不知道下一分下一秒會在哪里。”說的時候她哭了。

我當時不知道黃家駒是誰，她說的也沒什么出奇，尋常情理，但打動了我，那之前沒有成年人用這種方式對我說過話。

半年后，我考上了鐵道學院財務會計專業，干了人生里第一件主動的事，到湖南省電臺去找工作，領導把我打發走了，因為當主持人必須學過播音，由國家分配。回到學校我用磁帶錄制了一期節目，名字抄襲陳樂融的《另一種聲音》，又去了電臺，一個叫尚能的主持人聽了五分鐘，說：“今天晚上在我節目里播。”他沒去征求領導同意，就這么做了。

就這樣，我進入了傳播行業，直到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