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孔廟》梁思成讀后感300字
梁思成《曲阜孔廟》文字的背后 李金宇梁思成先生的《曲阜孔廟》是一篇被多家書刊、雜志、教材收錄的文章,[①]曾在中央10臺“子午書簡”欄目朗讀,也收錄在《梁思成全集·第五卷》。
(見圖1)但通過對文本的仔細閱讀,筆者不由得頓生疑惑,這真的是一篇能代表梁先生文風學識,體現先生人格精神的好文章嗎
從學術角度考量,刊發在1959年第9期《旅游家》雜志上的《曲阜孔廟》充其量只是一篇游記散文,雖然涉及了一些建筑學、歷史學方面的知識,但與梁先生的學識儲備、知識架構是遠不相配的。
從專業角度看,梁先生1935年(民國二十四年)原刊于《中國營造學社匯刊》第六卷第一期的《曲阜孔廟之建筑及其修葺計劃》一文,洋洋萬字,后收錄在《梁思成全集·第三卷》,(見圖2)倒是更能見出梁先生治學的嚴謹和功力。
該文對孔廟所作的歷史和實地的考證,大到孔廟所在曲阜縣城的維修、整理,小至碑亭的形制、結構,均做了不同時代、不同類型的詳解,其正如梁先生在緒言中所說:“對每座殿宇皆將平面詳細測量,并在平面圖上詳細注明結構上損壞的部分情形及其地位。
其中大成殿、奎文閣兩座最重要的殿宇及曲阜建筑物中最古的金代碑亭,更詳細的測繪其斷面圖及斗栱詳圖。
”[1]文中手繪的數幅建筑物剖面圖,(見圖3,圖4,圖5)文后所附的“曲阜孔廟建筑年譜”,無不是精嚴細致,考察入微,用心之專之深,一覽無余。
而《曲阜孔廟》與之相比,只能算是一篇超級壓縮版的(3000多字)科普性的作品。
那么,問題是,梁先生為什么要寫這樣的一篇作品,是學術沖動的必然,還是應時、應景的“違心”之作。
細嚼二文會發現,從學術角度看,《曲阜孔廟》是沒有新意的,但從政治角度看,這篇文章恰恰是很有“新意”的,它傳達出的“階級感情”是與《曲阜孔廟之建筑及其修葺計劃》一文大相徑庭的。
在《曲阜孔廟之建筑及其修葺計劃》的緒言中,梁先生對孔子后人是這樣描寫的:“這次的勘察,在濟南蒙張幼珊、何仙槎諸廳長招待,并予以種種寫作的便利……上曲阜前,竟勞動了教育廳秘書主任孔瀞庵先生先期回曲準備。
在曲期間奉祀官孔達生先生及孔府諸公招待殷勤……這都是我所極感謝的”。
[1]而在《曲阜孔廟》一文中,孔氏后人卻成了“奸惡之徒”,“由于封建統治階級對于孔子的重視,連孔子的子孫也沾了光,除了廟東那座院落重重、花園幽深的‘衍圣公府’外,解放前,在縣境內還有大量的‘祀田’,歷代的‘衍圣公’,也就成了一代一代的惡霸地主。
曲阜縣知縣也必須是孔氏族人,而且必須由‘衍圣公’推薦,‘朝廷’才能任命。
”[2]1935年梁先生與孔子后裔的親身接觸,孔子后人的謙恭、熱情,本不該讓24年后的梁思成做出這樣武斷的定論,并且,此時梁思成似乎也沒有與孔子后人接觸,那么是什么讓梁先生對孔子后裔貼上了“惡霸”這樣的標簽,梁先生真有這種階級仇恨嗎
同樣的,《曲阜孔廟》最后一節,是一段梁思成先生的所見所感,“更令人興奮的是,我上次來時,曲阜是一個頹垣敗壁、穢垢不堪的落后縣城,街上看到的,全是衣著襤褸、愁容滿面的饑寒交迫的人。
今天的曲阜,不但市容十分整潔,連人也變了,往來于街頭巷尾的不論是胸佩校徽、邁著矯健步伐的學生,或是連唱帶笑,蹦蹦跳跳的紅領巾,以及徐步安詳的老人,……都穿的干凈齊整。
城外農村里,也是一片繁榮景象,男的都穿著潔白的襯衫,青年婦女都穿著印花布的衣服,在麥粒堆積如山的曬場上愉快地勞動。
”[2]這段看似親身所見所感的文字,確實可信嗎
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需要把文中所寫與當時特定的歷史時段聯系起來,把握理解1959年,是解開這一切的鑰匙。
1959年是個在中國歷史上十分特殊的年份,身在其中的每個中國人都對它有切膚之感。
反右剛結束,大躍進如火如荼,大饑荒正在全國蔓延,當時山東省的情況是“根據《中國人口·山東分冊》中的歷年死亡率資料,可以計算出山東從1958年到1962年非正常死亡1
【第84句】:43萬人,少出生2
【第25句】:66萬人。
”[3]雖然沒有曲阜孔廟人口死亡的具體數字,但根據相鄰縣鄉,大約也可推斷出當時的情況。
1959年3月23日,山東省委第二書記譚啟龍在濟寧調研訪問的情況是:“有些人餓得臉已經變了顏色,有的摔倒了爬不起來,全縣水腫病人原來4千人,現在
【第12句】:000人……鉅野縣已經發現餓死的,現在群眾情緒很不正常,有些人整天愁眉苦臉,有的連臉也不洗了,大小便隨地拉,根本無心過日子”。
[3] 1959年4月11日,譚啟龍考察后寫道:“據地委初步統計,最近三個月非正常死亡有200多人(我看不止此數)……翠縣僅三個月非正常死亡253人,蔡堂一個公社死亡153人……曹縣一個縣外逃4萬多人(全地區外逃34萬人)……鉅野縣劉官屯村共3千多人,有一半以上水腫病”。
[3]在這樣的現實情境下,可以肯定地說,梁先生文中的“邁著矯健步伐的學生”、“徐步安詳的老人”、“在麥粒堆積如山的曬場上愉快地勞動”的青年男女,是不可能出現的。
所謂的“麥粒堆積如山”,歷史已明確無誤的證明是個“笑話”,是個用無數謊言堆積起來的“含淚的笑話”。
這明顯是一段粉飾太平,黑白顛倒的的文字。
那么,梁先生為什么要這么寫呢
算來只有三種可能,一是壓根沒有這段文字,是別人補寫或是被篡改的;二是梁先生確實看到了,但卻是一個被偽裝的現場;三是梁先生并沒看到,卻不自覺地這么寫了。
第一種基本不存在的,因為該文發表時梁先生還健在,并沒有梁先生質疑的記載;第二種情況也不大可能,作為一名前幾年才被批判的“資產階級唯美主義的復古主義建筑思想”的代表,一個中國建筑學會的副理事長,還不值得為他專門去“布置表演節目”;那就剩下最后一個可能,這段文字確是梁先生所寫。
那他又為何而寫
他是在一個怎樣的心理背景下寫下這段文字的
縱觀梁思成的一生,他是個有別于郭沫若一類的學者,他可以為了保留北京城里的牌樓,與他的老朋友吳晗(北京市副市長)吵得不可開交;為保護北海團城不被拆,可以指著當權者的鼻子怒呵,“(北海團城)某些當權者們還是認為非拆不可,在一次討論會上思成勃然大怒,站起來指著對方的鼻子說‘照你這樣說,干脆推到團城填平三海,修一條筆直的馬路通過去好了,還討論什么
’”;[4]在拆除四牌樓前夕,他依然堅持自己的意見并執著的給中央領導寫信申訴,直至驚動了總理;即使在文革期間被批判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混進黨內的右派”、“彭真死黨”,在北京醫院治病寫檢查時,梁思成在得知了天安門城樓改造的消息后,仍然堅持認為“不能拆也不能改變樣子”。
梁先生在現實中的行為與表現,證明了他不是“歌德派”,也不是沒有原則的“附和派”、“騎墻派”。
那么在《曲阜孔廟》中出現的臆語式文字,唯一能解釋的是,其文字中政治情感的“妥協”,是建立在當權者對古建筑保護認同的基礎上。
如果要把這種現象用一個心理學術語比擬的話,那就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癥。
梁先生在建國后,看到一個個古跡在眼前消失,據理力爭換來的依然是被拆掉的命運,不僅如此,還要受到批判,被拋在“人民群眾”的對立面,1956年2月在全國政協會議上所作的檢討可充分見出梁思成的精神狀態:“在都市規劃和建筑設計上,我卻一貫地與黨對抗,積極傳播我的錯誤理論,并把它貫徹到北京市的都市規則、建筑審查和教學中去,由首都影響到全國,使得建筑界刮起了一陣烏煙瘴氣的形式主義、復古主義的歪風,浪費了大量工人農民以血汗積累起來的建設資金,阻礙了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同時還毒害了數以萬計的青年——新中國的建筑師隊伍的后備軍”。
(《梁思成的發言》,《人民日報》1956年2月4日)只能說違心之語以自救,足見當時所受的政治壓力。
在這樣的背景下,當梁先生看到以下畫面,“一九五九年,人民政府對這個輝煌的建筑組群進行修葺……七月間,我來到了闊別二十四年的孔廟,看到工程已經順利開始,工人的勞動熱情都很高。
特別引人注意的,是彩畫工人中有些年輕的姑娘,高高地在檐下做油飾彩畫工作”。
[2]他會舒一口氣,他會驟然產生感激之情,他心里會升起一種叫希望的東西。
對梁思成這樣的學者而言,有一個東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那就是對“中國文化的使命感”。
他可以培養自己的階級仇恨,可以附和當權者的話語,雖然一不小心是粉飾了太平,但這一切都是為了他心中那個不能割舍的事業——“傳承與保護中國古建筑”,當這種強烈的抱負融入生命成為信仰,當梁先生看到他呼吁和為之奔走的文物得到妥善保護,得到應有的尊重——當權者對孔廟建筑進行修補,他會不自覺的把之前的委屈與不快“有意識的遺忘”,只剩下激動、興奮與隨之而來的暢想:“這次重修,本質上不同于歷史上的任何一次重修:過去是為了維護和挽救反動政權,而今天則是我們對于歷史人物和對于具有歷史藝術價值的文物給予應得的評定和保護。
”[2]歷史證明,這是一個下得過快的判斷,這依然是一個主觀的臆想
這種順著想,討好著說的結果,依舊是用心可憐,于事無補,什么也不能改變。
6年后(1966年),曲阜孔廟將迎來滅頂之災;6年后,梁思成被徹底打倒;12年后(1971年),梁思成被正式定為“反動學術權威”。
如果說《曲阜孔廟》有價值的話,該文大約是有歷史的價值。
它記錄了一個耿直、嚴謹、有良知的學者違心失語的狀態,當他的文字不再是理性思考的結果,當他的文字變成了對當政者地迎合,當他痛苦的閉著眼睛,活在“一廂情愿”的幻想中時,他的心情是誰能理解的
而這一切,又完全是與他一貫的行為準則相背離,這種分裂,大約是今天的人很難想象的。
同樣,那個時代的政治環境與氛圍,大約也是今天的人們無論如何也體會不到的吧。
林徽因與梁思成的故事讀后感500字
梁上君子;林下美人。
據說這是金岳霖給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婦寫的對聯。
“梁上君子”的意思是可是梁思成偷走了他的心上人,暗含心機,非常巧妙。
因為他為了林徽因終身未娶。
有人評價說:女子當如林徽因,情人當若金岳霖。
國歌國旗國徽的含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 五星紅旗:國旗的整個圖案,象征中國革命人民大團結。
紅色表示熱烈,象征革命,祖國大地似紅霞一片;配以黃色五星,顯得光明燦爛;五星呈黃色,還有象征中華民族屬黃色人種之意,以表民族的特征。
旗面左上方綴著的五顆黃色五角星,大五角星代表中國共產黨,四顆小五角星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中國人民所包括的四個階級: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
四顆小星環拱于大星之右,并各有一個角尖正對大星的中心點,象征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人民大團結和人民對黨的衷心擁護。
這也體現了中國政權的特征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 象征著中國人民自“五四”運動以來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斗爭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新中國的誕生。
四顆小五角星環繞一顆大五角星,象征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全國人民的大團結;齒輪和麥稻穗象征著工人階級領導下的工農聯盟;天安門則體現了中國人民的革命傳統和民族精神,同時也是首都北京的象征。
因為天安門是“五四”運動的發源地,又是新中國舉行開國大典、第一面五星紅旗升起的地方。
國徽在顏色上用正紅色和金黃色互為襯托對比,體現了中華民族特有的吉壽喜慶的民族色彩和傳統,既莊嚴又富麗。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義勇軍進行曲》田漢詞;聶耳曲
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發出最后的吼聲。
起來,起來,起來
我們萬眾一心,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
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
前進
前進
進
象征中華民族的精神!!
義勇軍進行曲誕生于什么時候
我給你復制過來的,好評如潮的一個答案。
【第1句】:林巧稚(1901——1983),著名婦產科專家。
福建廈門人。
1929年畢業于協和醫學院,獲醫學博士學位,并被聘為協和醫學院婦產科醫師。
后任婦產科主任兼教授。
1932年和1940年曾兩次出國,在英國倫敦醫學院、曼徹斯特醫學院和美國芝加哥大學醫學院進修。
回國后,歷任協和醫院、友誼醫院婦產科主任兼教授、中國醫學科學院副院長、北京市婦產科醫院名譽院長、全國婦聯副主席等職,她是中國科學院第一位女學部委員。
【第2句】:張鈺哲(1902——1983),著名天文學家。
福建閩候人。
1919年考入清華大學。
1923年赴美留學。
1928年獲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
同年回國,曾任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特約研究員、 天文研究所所長。
1946年再次赴美, 從事天文研究活動。
1948年回國。
擔任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臺臺長、中國科學院數理化學部委員、中國天文學會理事長。
【第3句】:侯德榜(1890——1974),著名化學家。
福建閩候人。
1913年赴美留學。
先后在麻省理工學院、普拉特學院和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化學。
1920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化學工程博士。
1921年回國,曾任塘沽永利堿廠總工程師、南京永利硫酸銨廠廠長、永利化學公司總經理。
新中國成立后,任重工業部化學局顧問、化工部副部長、中國化工學會副理事長、中國科學院技術科學部委員、全國科協副主席。
他是美國機械工程師協會、美國化工學會和英國皇家學會的名譽會員。
【第4句】:丁穎(1888——1964),著名農業科學家、水稻專家。
廣東茂名人。
1912年畢業于廣東高等師范。
1913年赴日本留學,攻讀農業科學。
1924年回國,任中山大學農學院教授。
新中國成立后,歷任華南農學院院長、全國科協副主席、中國農業科學院院長。
他是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委員,并曾被授予民主德國農科院通訊院士、全蘇列寧農科院通訊院士等稱號。
【第5句】:熊慶來(1893——1969),云南彌勒人。
1906年考入云南高等學堂。
1913年赴比利時留學,后轉赴法國,先后就讀于格倫諾勃爾大學、巴黎大學、蒙柏里大學和馬賽大學,于1920年獲理學碩士學位。
1931年再度赴法,以學術論文《關于整涵數與無窮極的亞純涵數》獲法國國家理學博士學位。
曾任云南大學校長、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研究員等職。
他創辦了東南大學和清華大學的數學系,最早把近代數學引進中國,致力整涵數、亞純涵數、代數涵數等學科的研究工作,對我國數學事業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他定義的無窮極被國際數學界稱為“熊氏無窮極”(也稱熊氏定理)。
【第6句】:湯飛凡(1897——1958),湖南醴陵人。
1921年畢業于湘雅醫學院,獲醫學博士學位。
1925年赴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深造。
回國后,先后擔任上海中央大學醫學院教授、上海雷斯德研究院細菌學系主任、上海醫學院教授。
1943年,他用自己設計的簡陋設備制造出我國第一批青霉素。
他是我國第一個抗生素研究室和青霉素生產車間、第一個實驗動物飼養場和第一個正規卡介苗實驗室的創辦人。
1948年,在第七屆國際微生物學會上被選為常任理事。
曾任衛生部中央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長、國微生物學會理事長。
1956年,在世界上第一次分離出沙眼病毒,被世界微生物界稱為“湯氏病毒”。
【第7句】:張孝騫(1897——1987),湖南長沙人。
1921年以優異成績畢業于湘雅醫學院。
曾任湖南湘雅醫學院院長、協和醫院內科教授、中國醫科大學副校長、中國醫學科學院副院長、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委等職。
他長期從事內科學的教學和科研工作,是中國胃腸病學的奠基人,一生確珍和治療了許多疑難病癥。
【第8句】:梁思成(1901——1972),廣東新會人,梁啟超長子。
1924年,入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筑系學習,獲建筑碩士、美術學士學位。
他代表中國參加了聯合國大廈的設計,被普林斯頓大學贈予名譽博士學位。
曾任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建筑學會副理事長、北京土建學會理事長等職。
他為東北大學和清華大學創辦了建筑系,長期從事教育事業和中國建筑史的研究工作,曾參加國徽設計和人民英雄紀念碑、北京十大建筑的設計工作。
他所撰寫的英文版《圖像中國建筑史》獲“全美最優秀出版物”稱號。
【第9句】:錢學森(1911——)中國現代科學家。
祖籍浙江杭州,生于上海。
留學美國并在近代力學奠基人卡門指導下從事火箭研究工作。
1955年回國后投身于開創中國力學、航天事業等工作。
他是中國科學院數學物理學學部委員、力學研究所研究員、第一任所長,中國力學學會第一任理事長等。
1958年起,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為我軍的科技事業發展作了大量工作。
【第10句】:李四光(1889?971)地質學家。
湖北黃岡人。
字仲揆。
早年加入同盟會。
參加了辛亥革命。
1919年畢業于英國伯明翰大學,獲碩士學位。
1920年回國。
曾任北京大學教授、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所長。
從事古生物學、冰川學和地質力學的研究。
【第11句】:竺可楨(1890——1974年),我國代氣象事業和近代地理學的奠基人。
1890年3月7日生于浙江紹興東關鎮(今屬上虞)。
【第12句】:華羅庚(1910年11月12日—1985年6月12日),出生于金壇金城鎮,是世界著名數學家,是中國解析數論、矩陣幾何學、典型群、自安函數論等多方面研究的創始人和開拓者。
在國際上以華氏命名的數學科研成果就有“華氏定理”、“懷依—華不等式”、“華氏不等式”、“普勞威爾—加當華定理”、“華氏算子”、“華—王方法”等。
他為中國數學的發展作出了舉世矚目的貢獻。
美國著名數學家貝特曼著文稱:“華羅庚是中國的愛因斯坦,足夠成為全世界所有著名科學院院士”。
被列為芝加哥科學技術博物館中當今世界88位數學偉人之一。
【第13句】:鄧稼先1924年出生于安徽懷寧縣一個書香門第之家。
1950年8月,鄧稼先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九天后,便謝絕了恩師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決定回國。
同年10月,鄧稼先來到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員。
此后的八年間,他進行了中國原子核理論的研究。
1964年10月,中國成功爆炸的第一顆原子彈,就是由他最后簽字確定了設計方案。
他還率領研究人員在試驗后迅速進入爆炸現場采樣,以證實效果。
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對氫彈的研究。
按照“鄧-于方案”,最后終于制成了氫彈,并于原子彈爆炸后的兩年零8個月試驗成功。
這同法國用8年、美國用7年、蘇聯用4年的時間相比,創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1986年7月16日,同年7月29日,鄧稼先去世。
【第14句】:錢偉長,1913年10月生,江蘇無錫人。
1935年畢業于清華大學物理系,1942年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應用數學獲博士學位。
1946年起任清華大學教授、教務長、副校長。
1954年起為中科院學部委員(后改為院士),是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自動化研究所的創始人,也是我國近代力學的奠基人之一。
【第15句】:錢三強,1913年出生于浙江紹興。
從新中國建立起,錢三強便全身心地投入了原子能事業的開創,1960年,中央決定完全靠自力更生發展原子彈后,已兼任二機部副部長的錢三強擔任了技術上的總負責人、總設計師。
他像當年居里夫婦培養自己那樣,傾注全部心血培養新一代學科帶頭人,在“兩彈一星”的攻堅戰中,涌現出一大批杰出的核專家,并在這一領域創造了世界上最快的發展速度。
人們后來不僅稱頌錢三強對極為復雜的各個科技領域和人才使用協調有方,也認為他領導的原子能研究所是“滿門忠烈”的科技大本營。
晚年的錢三強身體日衰,仍擔任了中國科協副主席、中國物理學會理事長、中國核學會名譽理事長等職務。
他一直關心中國核事業的發展,強調不僅要服務于軍用還要供民用。
1992年,他因病去世,終年79歲。
國慶5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向錢三強追授了由515克純金鑄成的“兩彈一星功勛獎章”,表彰了這位科學泰斗的巨大貢獻。
【第16句】:袁隆平袁隆平,農學家、雜交水稻育種專家。
江西德安人。
1930年9月7日生。
1953年西南農學院農學系畢業。
歷任研究員、湖南雜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湖南農科院名譽院長、國家雜交水稻工程技術研究中心主任,1995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袁隆平長期從事雜交水稻育種理論研究和制種技術實踐。
1964年首先提出培育“不育系、保持系、恢復系”三系法利用水稻雜種優勢的設想并進行科學實驗。
1970年,與其助手李必湖和馮克珊在海南發現一株花粉敗育的雄性不育野生稻,成為突破“三系”配套的關鍵。
1972年育成中國第一個大面積應用的水稻雄性不育系“二九南一號A”和相應的保持系“二九南一號B”,次年育成了第一個大面積推廣的強優組合“南優二號”,并研究出整套制種技術。
1986年提出雜交水稻育種分為“三系法品種間雜種優勢利用、兩系法亞種間雜種優勢利用到一系法遠緣雜種優勢利用”的戰略設想。
被同行們譽為“雜交水稻之父”。
【第17句】:蘇步青 蘇步青(1902-2003) 浙江平陽人。
蘇步青是中國現代數學家。
1927年畢業于日本東北帝國大學數學系,后入該校研究院,獲理學博士學位。
回國后,受聘于浙江大學數學系。
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到復旦大學任教,任教務長、副校長、校長等職,1983年起任復旦大學名譽校長。
歷任第七、八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第五、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
1955年當選 為中國科學院數學物理學部委員,兼任學術委員會常委,專長微分幾何,創立了國內外公認的微分幾何學派。
撰有《射影曲線概論》、《射影曲面概論》等專著10部。
研究成果“船體放樣項目”、“曲面法船體線型生產程序”分別榮獲全國科學大會獎和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
等等,中國現代科學家多不勝數。
49回答者: 林逸煙 - 狀元 十四級 2006-8-19 0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