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陳獨秀被捕，陳的潛意識里有“坐牢情結”，因為在他看來，仗劍拯民于水火，就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

有一件事讓陳獨秀頗感意外。當時自陳入獄后，全國各階層各行各業營救陳獨秀成為全國性的浪潮。有兩個人也站出來，讓陳獨秀沒有想到。這兩個人是反對白話文的桐城派古文家馬通伯、姚叔節，均思想守舊，當初恨不得刨陳的祖墳，而此刻卻為他說話。認為陳“所著言論或不無迂直之處。然其學問人品亦尚為士林所推許”。

若干年后，胡適還記得這件事，他在一封給陳獨秀的信里寫道：“在那反對白話文學最激烈的空氣里，居然有幾個古文老輩肯出名保你，這個社會還勉強夠得上一個‘人的社會’，還有一點人味兒。”

兩位老先生雖然抱殘守缺，關鍵時刻，還是有些俠士義氣。正是這種俠士義氣，才讓人們看到黑暗社會里尚有一線光明，正因為“一點人味兒”，社會還是“人的社會”。

葉公超，民國著名外交家，恃才傲物。魯迅逝世后，他通宵達旦地讀完了魯迅作品。雖不認同魯迅的雜文，但十分欣賞魯迅的散文和小說。于是，他寫就兩篇長文《關于非戰士的魯迅》和《魯迅》，極力褒揚魯迅，認為其超越胡適和徐志摩遠矣。這引起胡適的嫉妒和不快，胡對葉說：“魯迅生前吐痰都不會吐到你頭上，你為什么寫那么長的文章捧他？”葉公超板著面孔告訴胡適：“人歸人，文章歸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學的成就。”

葉公超與胡適是好友，而與魯迅沒有一點交集。葉能夠拋開投桃報李的小圈子，說真話，實屬難得。

劉師培屬古文學派，崔適屬今文學派，上課時互相攻擊對方，毫不留情。湊巧的是，兩個人在北大任教時，正好住在對門，兩人相見，并不分外眼紅。每次都恭謙客氣地互稱對方先生，鞠躬作揖，禮讓有加。

后人認為，這比“君子絕交，不出惡聲”更有風度和雅量。

民國時期，正是“城頭變幻大王旗”的時代，真夠黑的。可是，俠義之風，猶如點點光亮，難說點亮黑暗，至少給黑暗撕開了幾道小口子，讓人感覺還是生活在“人的社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