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群眾演員的自白

我從小是個叛逆的男生，1985年出生在上海郊區(qū)。

那個傍晚，我像個民工一樣坐在馬路邊，迷茫著望著四周，然后眼瞅著一輛公交車從我面前經過。那輛公交車車體上有個很大的旅游廣告，上面醒目地寫著一句話，大致是：你去橫店了嗎？

2006年10月10號，我來到了橫店。從上海出發(fā)時我身上只有300來塊錢，一路上除了車費、吃吃喝喝，還為自己置辦了一件衣服，到了橫店就剩下四五十塊錢了。

我隨便挑了個景區(qū)下車，準備去摸摸情況再說?？蛇M景區(qū)需要門票，好像當時“廣州街”是60塊錢，“明清宮苑”是80塊錢。我連門票都買不了，只好在后門口徘徊。

有個群眾演員的群頭，看見我在那傻站著就問：“你哪個組的？”

我說：“我沒有組呀！”

他又問：“那你跟誰的？”

我想了想，撒了個謊，說：“我找朋友的！”

聊了一會兒，那個群頭望著我說：“那你現(xiàn)在準備干嗎？”我答：“我也不知道呀！我等著朋友回來！”

群頭于是說：“我這兒正好有個活人手不夠，你要不要頂替下？”

我心里大喜：“沒問題呀！”那個戲是張衛(wèi)健的《A計劃》，我到橫店的第一天，做上了群眾演員，第一次吃到了劇組的盒飯。

當時我沒地方住，群頭正好有哥們兒跟組外出，空著間房子。我住在一間只有床和一張破桌子的房間里，開始了“橫漂”群演生涯。

群眾演員當時一天才20塊錢，特約要80～100塊。戲拍了四五天，有兩個群眾演員羨慕地對我說，你運氣不錯啊，每天都有特約拍！我一愣，說什么特約啊，我演的是群眾！他們說怎么可能，你沒看到我們的戲服是臟的你的是干凈的嘛，沒看到你不但露臉偶爾還帶臺詞嘛，你是特約，你那個群頭從來只接特約的戲！

我才發(fā)現(xiàn)上當了。當天在拍馬雅舒主演的一部戲，我演個藥房小伙計，拍完戲有人來給我拍照片。我故意說：“我是群眾演員你拍什么照片??！”拍照的人無辜道：“你是特約啊。”群頭發(fā)覺露餡了，走過來哄我說：“啊，這個是特約啊，我也是剛知道啊！”

我心里暗暗不爽，群頭問我下次戲是什么時間，我說是后天，然后動了動腦筋說：“啊，后天我沒空！”群頭心知肚明，有點兒郁悶，然后掏出錢來說：“哎，算了，這80塊錢全給你好了！”

那些日子有點兒悲催，經常只能啃涼饅頭。記得那個冬天，晚上七八點鐘，我拍完戲回來，在馬路邊買了幾個包子邊走邊吃。對面有兩家小飯館，因為快圣誕節(jié)了，都被裝飾一新，打一眼看過去熱氣騰騰的很讓人向往，而我的包子早就涼透，低下頭悶悶地啃兩口，感覺自己就是那個“賣火柴的小女孩”。

沒幾天就是元旦，我特意改善伙食煮了大白菜，這時接到了老媽的電話。我裝作很高興地說：“我過得很好啊媽，凍不著餓不著，有很多戲都找我拍啊！”

掛了電話，一個人酸酸的，飯都不想吃了。

第一個來橫店看望我的人是舅舅。當時他去杭州出差，打電話給我。我們在餐館點了一桌子菜，舅舅一眼看出了我的窘迫，直接問我，你有錢結賬嗎？我老實回答說沒有。他結了帳，嘆口氣說：“你何苦呢？！跑到橫店來干嗎呢？！”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因為我自己也沒有答案。

我更賣力了，一天拍10個小時以上很正常，能賺50來塊錢了，后來也開始做小群頭。但有一次，我叫了些群演的朋友去接一個戲，拍了三五天吧，結果臨結賬時那家伙卷款跑了。我傻眼了。但那二三十個人是我叫去的，我就自己貼錢給他們，差不多來橫店攢的一點點積蓄全搭進去了。也有哥們兒很仗義，不肯要我的錢，說自己差了這一二百塊也餓不死。

那段時間我什么活兒都干，群演、群頭、各種助理，還去當替身替明星跳河，跳河的戲經常是身上綁了保鮮膜就往水里扎，因為保鮮膜能隔絕濕氣，保暖，也不顯得臃腫。但即使如此，我最后還是撐不下去了。2006年底，我答應了朋友跟組吳宇森的《赤壁》，似乎是做副導助理，但是電影遲遲不開機，我又不敢接其他劇組的長活，因為一接就是兩三個月，所以斷檔的我山窮水盡，有了撤退的打算。

2007年3月，我準備回上海。當時所有的朋友都勸我留下，說你回去了就回不來了，并且即使你回去了，也回不到原來的生活了。這句話是真的，但當時勸我的好多人后來也離開了橫店。我們那幫人，不是沒有人混出來，只是少之又少。混得好的都去了北京，混得差的都回了家鄉(xiāng)。

離開橫店沒多久，聽說《赤壁》就開機了。

《斗魚》里面有句話，大體意思是，你一旦踏進黑社會，就出不來了。我感覺這個行當也一樣。服務員、技術員轉行很正常，但你一旦適應了這個圈子，就很難再適應其他圈子了。

回到上海后，我一直以接散活，拍東西為生，電視欄目、廣告、影視劇都干過，中途還去某高校影視學院讀過一年，但我看著研二的學生連軌道都不會架，心里覺得很傻，沒有繼續(xù)讀下去。

2008年底，我參加橫店一個短片比賽拿了獎，得到當?shù)刭澲?，可以去橫店隨便采景拍攝。那天采完景回來，碰到一個從前的群演哥們兒，他有些興奮，以為我又回來了。我說不是來漂的，帶了個小團隊來拍短片，還有幾個小時就回去，住在哪個賓館幾零幾室，你如果有空就來坐會兒。

如預想中那樣，他沒有來。他一定以為我飛黃騰達了。我們那些人，有著本能的防備和抵觸，一旦有人飛上枝頭變鳳凰，距離就會立馬拉開，我們不想成為別人成功的參照物，別人也不愿看到我們想起塵埃過往。我曾經有個哥們兒現(xiàn)在是小有名氣的導演，微博“粉”他他不回“粉”，電話要幾遍才肯給。我知道，我不再是他的哥們兒了。

當年，我們一起在橫店拍戲，有一頓沒一頓。后來他跟組去了北京，但是橫店的費用還沒有結，他一天給我打兩遍電話，告訴我在北京多苦，沒得吃沒得住，最后不住地說“哥你得幫我催催啊！”他沒有開口向我借錢，但我知道群頭的錢希望渺茫，自掏腰包把那三四百塊錢給他打了過去。他當天來電話，高興地說錢終于結了。他從來不知道那筆錢是我打過去的。

似乎是哪部電視劇里有這么個橋段，兩個窮人當年共患難，分一個餅吃，說是將來發(fā)達了憑著半塊餅去找他。后來那個人真的升官發(fā)財，但另一個人拿著餅去找他，卻只能挨一頓板子。因為，“怎么能被你揭了老爺?shù)睦系變耗?！?/p>

所以我也早想開了，別人混好了不理我很正常，誰叫我總在人家最悲慘的時候遇到他們呢。

我回到上海后的生活沒有逆襲也沒有驚喜，一如既往地跌跌撞撞。

這個圈子在別人眼里光鮮無比，不熟悉的朋友認為我做編導一年二三十萬是低估，以為我過著各種令人向往的生活。但他們不知道，有時候錄制節(jié)目前開會，能從下午2點開到早晨5點。

當然，這也與我的不學無術有關，我沒有本科文憑，只能在編制外生存，即使后來帶的實習生都是研究生，薪資待遇也遠不能和編制內的編導相比。

父親說，如果我沒有辭去那個工廠的技術員工作，現(xiàn)在收入可能快1萬5000了。因為那個廠子還在，那個職位還在，現(xiàn)在那個崗位上的人雷打不動地每月拿1萬多，福利待遇也都穩(wěn)定。而我今天撐死也就一月七八千，在上海買房買車想都不敢想，做任何決定都畏首畏尾婆婆媽媽。我知道，自己再也不是青浦當年那個心高氣傲的少年了。

有人問我：“你這30年，有沒有后悔的事情？”

我說：“有一件。那一年，我去了橫店?！?/p>

對方問：“還有嗎？”

我說：“還有一件。那一年，我離開了橫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