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本是衛國的公子，在得到秦國商之封地前叫公孫鞅，也被稱為“衛鞅”。他“少好刑名之學”，志在功利強盛。但衛國作為一個弱國，要在戰國時代爭雄看來沒有什么希望。所以他到了魏國，依附于魏相公叔座。恰逢公叔座重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擔心他有不測。公叔座于是向他舉薦年輕的商鞅。但他看出魏惠王不想用，就說您若不用一定要把他殺了，不能讓他到別國去。魏惠王離去后，公叔座將這些話全盤告訴商鞅，說我得先公后私，現在你可以逃了。商鞅冷笑說，既然王不肯用我，也就不會殺我。后來的事實果然如此。

于此我們可以看出商鞅的確有過人的眼力，也十分鎮定。而他到秦國去，也是有勇有謀，沉著冷靜，先是故意說帝道和王道，讓覺得要實現這些不知到哪年哪月的秦孝公不耐煩，吊足了胃口之后才說霸道，果然一拍即合，對談幾天也不厭。終于被秦孝公信任，委以重任，實施變法。

這也就涉及商鞅之信與不信的問題：他究竟是將信視作手段還是視作目的，是誠意的取信還是非誠意的取信？當商鞅制定了法令還未公布之際，他恐怕老百姓不相信其賞罰，真的重賞能搬一根木頭從南門到北門者。后世也有人認為這就是“信”了，但商鞅顯然只是將“信”作為手段，且只能是一次博弈。當他帶兵伐魏時，魏派出公子卬（音同昂）迎敵。商鞅給公子卬寄信說，當年我在魏國之時，與你相談甚歡，今天卻要相對攻殺。其實我們可以見面互相起誓結盟，暢飲之后罷兵回國，以使秦國、魏國的百姓安心。公子卬信以為真，前來赴會。在雙方盟誓后，商鞅以事先埋伏的甲兵將公子卬俘虜，并乘勢攻擊魏軍，使其大敗。看來商鞅不僅尚“信”，也尚詐。

商鞅對人性，包括百姓與君王都有冷峻的認識，他知道如何取“信”于君，也知道如何取“信”于民。而他實際對民眾能力的評價很低。變法之初，他明確地說：“成大功者不謀于眾。”而他對君主的認識恐怕也不會太高，只是權力集中在君主那里而不得不趨奉。商鞅是一個非常強勢的功利主義者，一個進攻型的國家主義者，他對民眾其實是不信任、不關心的，他認為只有賞罰能夠調動和規范人們的行為。他大概完全不理解或者不屑于人情、人道，更不要說功利之外的精神境界，這又可以說是他思想上的盲點。他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在手段上是不會有顧忌的。

商鞅盡管看人甚明，但終究自視過高。所以，當趙良批評他“相秦不以百姓為事”，勸他施政適當寬松，也為自己留后路時，他完全不聽。太史公司馬遷也評價他是“天資刻薄人也”。結果，商鞅最終落了個被五馬分尸的下場。

政治思想上的峻急刻薄者，會大量傷人，最終一定也會傷到自己。依古人言，法家思想就是這樣一種峻急刻薄的政治思想。像韓非子這樣的思想上的大法家，還有商鞅、李斯兩個行動派的大法家，盡管功績顯赫，但其輔佐的君主霸業終究難于長久，更不要說他們本人最后都不能得其天年、順命而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