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喬羽的寶貝女兒國子的短信，我心里一動：多年不見，喬老爺和夫人佟琦，還有他們三個懂事的早已成家立業的孩子，現在怎么樣了？國子在短信上說：親愛的媽咪，一切都好吧？9月12日上午9點在新聞大廈舉辦老爺子歌詞研討會，央視來錄制現場，特請您作為嘉賓發言。您能來是我們全家人的愿望。請回復！愛您的國子。

我立刻興奮起來。這些年我年紀大了，過去常聯系的朋友，漸漸地疏遠了。而且，對方也一樣，好像大家都躲在自己的世界里靜靜地老去。就連名氣很大，過去經常拋頭露面的人，比如喬羽喬老爺，也陷進了這個怪圈。想到此，我連忙給喬羽的女兒國子回短信：親愛的國子，我正盼望見到你們，謝謝你們全家人想到我，給我這個機會。你父親喬老爺的歌詞研討會，我一定參加，雷打不動。

笑瞇瞇的，那個幾年前常在電視里出現的如同彌勒佛的喬老爺，沒有多少人不知道。他寫的歌詞，可謂點石成金，廣為流傳，說他是中國歌詞界的泰斗，是沒有人持疑義的。不說他在文革前為電影《祖國的花朵》寫的插曲《讓我們蕩起雙槳》，為電影《上甘嶺》寫的插曲《我的祖國》早已家喻戶曉，成了中國歌壇的經典，只說20世紀80年代后，乘著改革開放大潮，他寫的《牡丹之歌》《愛我中華》《難忘今宵》《思念》《夕陽紅》《說聊齋》等等，哪一首不風靡一時，久唱不衰？郭蘭英、李谷一、彭麗媛、毛阿敏、宋祖英，這些在國內風光無限的一線歌手，都是唱著他的歌紅起來的。不過，我如此強烈地想寫寫喬老爺，卻不是因為他的歌詞，而是因為他的為人，因為他對我的滴水之恩。中國有句老話滴水之恩，當涌泉相報，而我對他雖然沒有涌泉相報之能，但涌泉相報之心還是有的。

那是40多年前的事了。當時比我大8歲的喬羽還年輕，才40出頭。除了私下里，人們決不敢像現在那樣開口閉口叫他喬老爺。既然叫了，他也會環顧左右，不敢答應。因為，那是個人鬼顛倒的年代，他和許多文藝界的著名人士一樣，活得灰頭土臉的。

那年七八月的一天，天非常熱，腳下的柏油路都被曬軟了。我去給住在西便門附近的一個同事送藥，不知不覺走到我母親下放前住過的西便門國務院宿舍附近。忽然，一個高大的身影立在我面前，隨后聽見那人對我說：這不是捷生嗎？大中午的，天這么熱，你去干什么？我茫然抬起頭，眼睛一亮，認出對方是大音樂家鄭律成。他和我母親住在同一個院子的同一棟樓里，母親下放前我們在樓道或路上遇見他，還有他后來成為新中國第一位女大使的夫人丁雪松，常打招呼。

吃飯了嗎？鄭律成在確定站在他面前的真是我之后，不等我回答，又問。我望著他苦笑笑說：鄭叔叔，我沒有吃午飯的習慣了。鄭律成看見我這副落魄的樣子，明白我處境不好，嘆息一聲說：不吃午飯怎么行？走，我帶你去吃。說著，他拽著我的手不由分說往既定的路上走。我個子小，身體弱，拽在他手里沒有任何分量，只能由他。這樣勉強走了幾步，他松開手，自己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

西便門國務院宿舍當年住著不少名人，有寫過長篇小說《上海的早晨》的周而復，有截取過日本偷襲珍珠港情報、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立下大功的紅色特工閻寶航再就是鄭律成，他大名鼎鼎，是中央樂團（中國交響樂團前身）的專業作曲家。整個院子里的人都知道他，不僅因為他是朝鮮人，還因為他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到了中國，在上海從事革命活動。1937年，他背著從朝鮮帶來的小提琴到達延安，投身偉大的中國人民抗日事業。就是在這個時候，他請女詩人莫耶作詞，譜寫了著名的《延安頌》；請公木作詞，寫了更著名的《八路軍進行曲》（1988年正式更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在中國當代音樂史上，與冼星海、聶耳和田漢齊名。抗戰勝利后，經過中央特批，他帶著曾是抗日軍政大學第三期女生隊隊長的妻子丁雪松回到了朝鮮，又寫了朝鮮人民軍軍歌。要知道一個人能為兩個國家的軍歌作曲，在世界舉世無雙，因此享有軍歌之父的美譽。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經周總理批準并征得朝鮮金日成首相同意，他隨在中國駐朝鮮大使館任外交官的妻子丁雪松一起回國，正式加入中國籍。人們津津樂道的是，1943年他與丁雪松結婚后，上了抗日前線，懷著身孕而留在延安的丁雪松不慎在雪地上滑倒了，引起早產，生下一個女孩。孩子生下后因為沒有奶，丁雪松把他從朝鮮輾轉上海帶來的那把心愛的小提琴賣了，換回一頭剛下崽的母羊，每天給孩子擠羊奶喝，這才把孩子救活了。鄭律成從前線回到延安，有感于他的那把提琴救了他的孩子，給孩子取名為鄭小提。后來鄭小提也成了音樂家，在總政歌舞團創作室任創作員，也和大家一樣，在西便門國務院宿舍進進出出。

這是在十年文革中，社會亂哄哄的，文藝團體像鄭律成這樣的大作曲家，都被打入另冊。鄭律成更因為歷史復雜而受審查，要求他每天去團里報到，中午在那兒吃一頓樣板飯。因為中央樂團是樣板團，團里的飯也叫樣板飯。那時他50多歲，身體很好，從西便門去地處和平里的單位路不算近，每天騎一輛破自行車來回。

那天鄭律成沒有騎自行車，看來不是去團里，也不是從團里回來，他說帶我去吃午飯，可是，既不往他家里帶，也沒有往街邊的小餐館帶，更不可能帶我去路途遙遠的樣板團吃樣板飯。當時在小餐館吃飯也要用糧票，我猜想他家里不開火，上餐館也囊中羞澀，不知這頓飯怎么吃，吃什么。因此，跟著他在烈日下走，沿路我猶豫不決，走不是，不走也不是。在我的記憶中，好像穿過了半個北京城。

當他帶著我穿過大街小巷，敲開大柳樹一個破敗院落的一扇普普通通的門的時候，我才知道，他把我帶到了他的好朋友喬羽家。

喬羽的名字對于我來說，太熟悉了，簡直如雷貫耳。因為我也是文學青年，喜歡文革前的電影、小說、詩歌和歌曲，唱過喬羽寫的《讓我們蕩起雙槳》和《我的祖國》等電影插曲，還知道他是人人皆知的電影《紅孩子》和《劉三姐》的編劇。在我心目中，這兩項占一項就不得了了，而他兩項都占了，太了不起了。

出現在我面前的喬羽，卻不像我想象的那么高大，那么英俊。他個子不高，微胖，穿著一身顏色單調的衣服，才40多歲，但沒有這個年紀的干練和銳氣。讓我感到奇怪的是，鄭律成這么大一個音樂家來訪，他也不特別熱情，甚至有些無所適從。站在他身邊明顯高出他一頭的妻子，反而氣質高雅，衣著光鮮，頭發梳得紋絲不亂；30多歲的人，還可以用亭亭玉立來形容。后來我才知道，喬羽從他工作的中國歌劇舞劇院下放在張家口，那天是偶爾回家的，碰巧被鄭律成和我遇上了。而鄭律成順便帶上我去找他，是給毛主席寫了一封申訴信，反映他歷史問題的清白，但他的漢字寫得不好，想請喬羽給他抄一遍。

喬羽的妻子佟琦之所以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是因為她是滿人，貴族出身，祖輩曾是朝廷的高級將領，人們在私下里都稱她格格。據說順治皇帝的佟妃，就出自他們家族。由于出身高貴，又有良好的家教，她言行和衣著與眾不同，即使在那樣極端的年代，也敢于標新立異，特立獨行。在山東濟寧故鄉當過小學教員的喬羽，純粹一介平民，1946年參加革命后，雖說上了晉冀魯豫邊區的北方大學，但那也是土大學。他之所以有今天，是一路吃苦耐勞走過來的。因此，當他站在佟琦身邊，形成明顯的對照，也因此他們戲劇性地過了一輩子。

看見大音樂家鄭律成帶著我在午飯時間走進家里，女主人佟琦表情木然，站在那兒不動，沒有給我們做飯的意思。我又猜，她肯定有難言之隱，那時糧食定量，她家三個孩子，老大老二是男孩，正是胃口大開的年齡，多招待客人一頓飯，自己就得餓一頓。也是后來才知道，佟琦是中國文聯醫務室的醫生，雖說有皇家血統，但她在單位仍屬群眾行列，再說，她的醫生職業又是人們得罪不起的。因此，喬羽被下放了，她還能帶著三個孩子留下來。但要管好這五口之家，她也得量力而出，精打細算。因為在文藝界聽多了男女之間的風流韻事，她特別痛恨男人拈花惹草。

鄭律成和喬羽坐在狹窄的客廳有一搭沒一搭地說著話，我完全成了多余的人，那種氣氛讓我尷尬極了。鄭律成突然意識到什么，指著里面的房間對喬羽說，老喬，我給你說幾句話。兩個人進去后，聲音壓得很低，嘀嘀咕咕一陣，喬羽沖著門外大喊，佟琦，你進來！女主人進去三兩分鐘，聲音突然高起來：你個死老鄭，有話怎么不早說呢？人家是公主啊！你看慢待她了。然后斬釘截鐵地說，我出去買菜，割肉割肉！說話間，她已大步流星走回客廳，剛才還表情木然的臉春風蕩漾。我驚惶地站起來，她風一樣刮到我面前，壓住我的兩個肩膀說：你坐你坐，和老鄭、老喬好好聊天，我去給你們割肉包餃子。

同樣也是后來我才知道，鄭律成和喬羽進到里屋，是向他解釋，我并非佟琦痛恨的那種迎合男人拈花惹草的女人，而是賀龍元帥落難的大女兒。在命運上同樣經歷了顛簸的佟琦，聽說我的身份和處境，大吃一驚，一股俠膽柔情油然而生，對我的態度突然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我還未從愣怔中回過神來，她已經提上籃子去菜市場買菜了。當時喬羽的供給關系不在北京，她和三個孩子每月每人只有二兩肉票，她一口氣全買了。回到家，不要任何人沾手，一個人在廚房里丁丁當當包起餃子來。我進廚房去幫她，她舉起兩只沾滿面粉的手，用臂彎把我推了出來，說請你都請不來，哪能讓你動手呢？

這頓午飯，我是含著淚水吃完的。八兩肉包出的餃子，喬羽和鄭律成基本上是蜻蜓點水。兩個人只顧對付喬羽從床底下搜出來的一瓶酒，你一杯我一杯，裝出很陶醉的樣子。佟琦則坐在我對面，痛惜地望著我，不斷地催促說，吃啊吃啊，老鄭老喬喝酒，你不管他們。她還說捷生，你父親賀龍是開國元帥，國家的大功臣，不會整死就整死了，總有一天要給他平反昭雪。今后的日子會好起來的。鄭律成和喬羽也附和說，是啊，是啊，蒼天有眼，將來一定會還賀龍元帥公道。然后勸我想開一點，把心放寬，先把孩子養大，把難關渡過去，相信總有云開霧散的時候。

聽著這些暖心暖肺的話，我真想趴在桌上，放聲大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