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或許可以用這樣幾個字符勾勒出羅家倫的一生：“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和命名人，31歲的清華大學校長，中央大學的10年掌權者。

北大的羅家倫

父親是浙江紹興人，1897年出生于江西南昌一個舊式讀書家庭，他早年受的是家塾式的傳統教育，但也有機會讀到上海出版的新書報，并在傳教士開設的夜校補習英文，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父親與胡適先生持續一生的亦師亦友的關系，也從北大開始。胡適從美國回北大后，一開始并沒有教授哲學，可能先兼了一段父親所在的外文系的課。1918年，父親與胡適一起翻譯了易卜生的名劇“ADoll\'sHouse”（《玩偶之家》），“五四”之前在《新青年》上發表，從后來很多人的回憶可以看出，這部戲對當時年輕人的思想沖擊非常之大。

“五四”那天散發的唯一一份印刷品《北京學界全體宣言》傳單是父親起草的。1919年5月4日那天上午，父親從外面趕回北大時，一位同學說：“今天的運動，不可沒有宣言。”北京八校公推北大起草，北大同學又推舉父親來寫。當時時間緊迫，不容推辭，父親就站在一個長桌旁邊，寫好了宣言。宣言雖然只有180字，卻寫得大氣磅礴，極富號召力。特別是最后那幾句：“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國亡了，同胞起來呀！”現在讀起來還讓人心潮澎湃。

31歲的清華校長

1920年秋，父親從北大外文系畢業，正好趕上企業家穆藕初捐出5萬銀元給北大設立獎學基金，父親與康白情、段錫朋等5位同學，被校長蔡元培選中，推薦出國留學。這5位優秀的北大學生出國留學在當時也較為引人注目，一家報紙將此比作晚清朝廷派出考察憲政的“五大臣出洋”。歷屆得到穆氏獎學金資助的北大學生，后來在不同的領域都各有建樹。

穆氏企業破產后，父親一度以譯稿補貼生活，但仍然陷于拮據。又是在蔡元培先生引薦下，商務印書館監理張元濟先生借給父親1500元，讓父親完成了在英、法最后一年的學習研究。父親對張元濟先生一直心存感激，回國后多次要還這筆錢均被張先生拒絕，直到有一次以祝壽的名義還了張先生1000元錢，張先生才勉強接受。

父親到清華，便以前所未有的改革力度重新聘任教師。當時，清華大學教授水平參差不齊，50名教授中，父親只續聘了18人，另行增聘的近30名教師中，畢業于清華的僅占三分之一，來自金陵大學、東南大學的一批化學、物理和生物學科的助教進入清華擔任講師，由此奠定了清華實驗科學的雄厚根基。同時，一些有北大背景的文科教授也相繼應聘，父親的同學楊振聲、馮友蘭等還擔任了教務長、學院院長等職務。此舉在當時曾招來“清華要與北大合并”的惡意謠言，但父親對此毫不在意，他說：“我只抱發揚學術的目的，不知有所謂學校派別。”

10年中大校長

1932年8月，父親就任中央大學校長。其實父親當時并不十分情愿接下這一棘手的職務。當初中央大學因“九·一八”事變后學潮澎湃，面臨解散危機。當時父親深知其中種種困難，對教育行政工作也已有厭棄之感，所以當他得知行政院會議決定派他出任校長時，堅決力辭不就。但他的北大老師、時任教育部長的朱家驊親自到家，一再以國家及民族學術文化前途的大義，終于說服父親。

父親以他年輕時游學歐美的經歷，希望他掌管下的中央大學無論在課程、設備及學術環境方面都顯現出一個新式學校的風范。父親性格耿直，處理問題不愿妥協讓步，即便有政黨要人向他推薦教授，只要他認為不合適的，也一概不收。父親在中央大學時，經常邀請中外名流、學者，包括抗戰時期的周恩來、馬寅初等來校演講，按他設想，中央大學的目標應該是柏林大學、牛津大學、巴黎大學等這些國立大學里一流的大學。

按原定計劃，一年以后工學院和農學院就可以先期遷入，就在新校區動工興建的幾個月后，“七七事變”爆發，父親的“玫瑰色的大學夢”就此破滅。

抗戰一開始，中央大學先后四次被炸。在第一次被炸后，父親就開始準備遷校。那時，日軍剛侵入華北，很多人認為中日會有“和”的可能，他們認為父親的遷校之舉是“動搖社會人心”，是逃兵之舉，指責之辭不絕于耳。父親也不解釋，關于新校址，大家也意見不一。有的主張遷到南京郊外，有的主張遷上海租界，有的主張遷武昌珞珈山。父親認為中日戰爭會持續很久，如果遷校就到重慶最好。因為從南京到重慶有水路可以直達，四川山陵起伏，容易防空。父親對遷校之事，早有準備，在“七七事變”一年前，父親就叮囑總務處，造500多只木箱，箱里釘上鉛皮，準備將重要的圖書儀器裝箱，以備遷移之用。到了真正遷校時，這些箱子對于很多書籍和儀器的順利搬遷起了很大作用。

中央大學的遷移比較順利。學生們都坐船離開了南京，全校的圖書儀器都搬出來了，不僅如此，還有航空工程系為教學用的三架飛機，醫學院供解剖之用的24具尸體，都按計劃有條不紊地進行了轉移。

在南京淪陷一天前，父親最后一次巡視了學校本部和農學院所在的丁家橋，看到那兒畜牧場中有許多良種的雞、鴨、豬、牛、羊等，當時已沒船、沒車，沒辦法帶走了，他不得不召集員工宣布：放棄禽畜，員工轉移。

這些禽畜都是學校花錢從外國進口的良種，場長不舍得放棄，連夜發動員工用船把它們運到長江北岸，取道河南、湖北數省，輾轉千里，歷時兩年。當他們帶著這些一只不少的禽畜奇跡般地出現在重慶沙坪壩時，一個個衣衫襤褸，父親見到忍不住落淚，竟孩子一樣與那些“遠道歸來”的牲畜相擁親吻。聞知此事，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感慨道：兩個大學有兩個雞犬不留——南開大學雞犬不留，是被日本人的飛機投彈全炸死了；而中央大學雞犬不留，卻全部都搬到重慶了。

父親在壓力之下做出的遷校決定，實際上為中國保存了一個完整的大學。1937年11月初，中央大學就在重慶開學復課，抗戰8年中，教學從未間斷，損失最小、秩序最穩定，這在當時全國高校中，確實絕無僅有。

在抗戰期間，父親曾說過這樣一句話：“我們抗戰，是武力對武力，教育對教育，大學對大學，中央大學所對著的是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可見父親的氣魄和民族責任感。在抗戰初期的1938年開始實行全國“聯考”的幾年中，當時全部考生總數的三分之二將中央大學作為第一志愿來填報。中央大學在當時也是全國高校中院系最多、規模最大的一所大學。

在那個充滿政治紛爭的年代，“中大校長”一職絕不是一個美差。父親處于各種政治力量爭斗與牽制中，承擔了很多壓力。1941年夏，筋疲力盡的父親辭去中央大學校長的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