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CT掃描完成后，我立刻開始看片子，診斷結果隨即出來：雙肺大片包塊，脊椎變形。癌癥。

我在神經外科的行醫生涯中，曾和其他醫生共同會診過上千張片子，確認手術是否能帶來希望。面對這張片子，我會在病歷上匆匆寫下幾筆：癌癥廣泛轉移——無手術指征。接著就繼續干別的事情了。但是，這張片子不一樣——它是我自己的CT掃描片。

我曾與無數病人和他們的家屬坐在一起，討論他們冷酷的前景——這就是醫生要做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如果病人是94歲，患有終末期的失憶癥，出現嚴重腦出血，談話要容易些。可對于像我這樣的年輕人——36歲，并且確診是癌癥，能說的話就沒有多少了。

我的標準說法包括，“這是場馬拉松，不是沖刺，所以你每天得休息好”，以及“疾病可以讓一家人四分五裂，也可以讓大家團結起來——你們要了解身邊人的需求，并且尋求外界支持”。

我從中學到了幾條最基本的規則。談到病情預后時需要坦誠，但又要留下希望的空間。說話時既要含糊又要準確：“從幾天到幾周”“從幾周到幾個月”“從幾個月到幾年”“從幾年到十年或者更久”。我們從不引用具體的數據，通常也建議病人和家屬不要在網上搜索關于存活期的數字，因為我們認為普通病人無法細致入微地理解數據。

在聽到“X療法的生存率為70%”和“Y療法的死亡率為30%”時，人們的反應是不一樣的。聽到這樣的表述，大家通常會蜂擁選擇X療法，哪怕這兩種療法的實際效果一樣。

我的一個好友得了胰腺癌，結果我就成了他親友團的醫學顧問。盡管他們都是非常資深的統計學家，我仍然勸他們不要查找數據，跟他們說現在能找到的5年生存曲線至少落伍了5年。不知怎的，我總覺得光是這些數字還是太干巴巴了，或者說，醫生在每天與疾病打交道的過程中，還需要根據當時的情況進行判斷。更重要的是，我有這樣一種沖動：保持希望。

你可能會以為，當我的腫瘤醫生坐在我的病床邊與我會面時，我不會立刻請她告訴我有關生存期的數據。但現在，我已經從醫生的角色轉到了病人那一頭，我也和所有病人一樣，渴望了解具體的數字。我希望她能認識到，我既了解數據，同時也知道關于疾病的醫學真相，因此她應該能為我提供準確的、直截了當的結論。我能接受得了。

她干脆地拒絕：“不，絕對不行。”她知道我會查找關于這種疾病的所有研究——我確實這樣做了。但肺癌不是我的專長，而她是這個領域的國際權威。在每次看病時，我們都要進行一場角力比賽，而她總是閃躲著，不提及任何一個數字。

現在，我不再為一些病人執意追問數字而感到困惑了，我反而開始想，為什么醫生在掌握了這么多知識，有這么多經驗的情況下，還要把問題弄得這么云山霧罩。我剛看到自己的CT片子時，認為自己只有幾個月好活了。片子看起來很糟糕，我看起來也很糟糕。我瘦了30磅（約等于27斤），出現了嚴重的背痛，一天比一天虛弱。

幾個月來，我一直懷疑自己得了癌癥，我看過很多年輕的癌癥病人，所以得知結果時我一點也不吃驚。事實上，我還感覺有些如釋重負。我接下來要做的事情很明顯：準備去死。我大哭。告訴妻子她應該再嫁，然后為房貸籌錢。我開始給好朋友寫遲寄的信。

可是，在我與我的腫瘤醫生第一次見面時，她談到了有朝一日我將重返工作崗位。那時我會是游魂嗎？不會。可是，我能有多長時間？沉默。

當然，她不能阻止我大量閱讀文獻。在查找資料時，我總是想找到一份報告，能告訴我一個準確的數字。大量研究顯示，70%～80%的肺癌病人將在兩年內死亡。這沒有給我帶來多少希望。可是話說回來了，大部分病人年紀都更大，而且大量吸煙。有沒有一份研究針對的是不吸煙的36歲神經外科醫生？我年紀輕、身體好，也許這會有幫助？又或者，因為我的病發現得太晚，又擴散到別處，我的情況遠比那些65歲的吸煙人士更糟糕？

我的很多親友對我講述了種種故事，比如朋友的朋友的媽媽的朋友，或者叔叔的理發師的兒子的網球搭檔得了和我一樣的肺癌，現在已經活了10年。剛開始時，我尋思著這些故事的主角是不是同一個人，可以通過眾所周知的六度分隔理論將他們聯系在一起。我覺得這些故事無非是一廂情愿的想法和毫無根據的幻想。可是最后，這些故事漸漸滲入了我精通的現實主義的縫隙中。

接著，我的身體狀況開始慢慢好轉，這得歸功于一種靶向藥，專門針對跟我的癌癥有關的某種特定的基因突變。我可以不用拄拐杖走路了，也可以說這樣的話：“嗯，我能幸運地活10年，這對我真的不大可能，不過也不是完全沒有希望。”我還抱有一丁點的希望。

如果我知道等待自己的是幾個月還是幾年，前路或許會明朗很多。如果我還有3個月，我會去陪伴家人;如果我還有一年，我可以制訂一個計劃寫完那本書;如果我還有10年，我可以回醫院治病救人。“活在當下”的老一套說辭沒什么意義：我應當拿當下怎么辦呢？我的腫瘤醫生只是這樣說：“我沒法給你一個具體時間，你需要去發現對你最重要的事物。”

在癌癥被確診前，我知道有一天自己會死，但我并不知道那是什么時候的事情;在確診后，我知道有一天自己會死，但仍然不知道是什么時候。而現在我已經深切地知道了，這并不是一個真正科學的問題。有關死亡的事實令人坐立不安。

醫生們之所以不能向病人提供確切的預后，是因為他們做不到。有些病人的預期完全超過了合理范圍——有些人希望自己能活到130歲，也有些人看到身上的一粒小痣就覺得死期將至——醫生們有義務將對方的預期拉回到合理的可能范圍內。

可是，合理的可能范圍仍然十分寬泛。根據現在的治療方案，我有可能在兩年內死亡，也有可能再撐10年。如果你再將今后兩三年可能出現的新治療方案所帶來的不確定性考慮進來，這個范圍可能又會完全不一樣。

病人想尋找的并不是醫生們遮遮掩掩的科學知識，而是每個人都必須通過自己的力量找到已經存在著的真實性。

我清楚地記得一個時刻，那一刻快要將我吞噬的不安突然慢慢消退。那時，我想起了塞繆爾·貝克特寫過的9個字，我在多年前上大學時讀他的書，不過一直都沒好好讀，但在那個瞬間，這句話清晰地在我腦海中重現：“我無法前行。我將前行。”我往前走了一步，反復咀嚼著這句話：“我無法前行。我將前行。”接著，在某一個節點，我頓悟了。

現在，距離確診已經過去了8個月。我的體力顯著恢復了。經過治療，癌癥暫時蟄伏。我開始重返工作崗位。我拂去了研究手稿上的浮塵。我寫得更多、看得更多、感受得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