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留美幼童記》讀后感言：他們是最優(yōu)秀的

百度知道 > 文化\\\/藝術 > 文學 > 詩歌添加到搜藏待解決 鄉(xiāng)愁的詩歌 ，還要欣賞與感悟 懸賞分：10 - 離問題結束還有 14 天 23 小時 快快快快快快快 提問者： x旗木卡卡西x - 實習生 一級 我來回答： 回答即可得2分經驗值，回答被采納可同步增加經驗值和財富值 您還可以輸入字輸入內容已經達到長度限制插入地圖 插入圖片 參考資料： 匿名回答 積分規(guī)則 回答 共 1 條鄉(xiāng) 愁 一、課文分析 讀《鄉(xiāng)愁》這首詩，我們能感到詩人余光中心靈深處一個執(zhí)著的主導情感——對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認同感。

很顯然，這首詩以形式上的四個小節(jié)，將“鄉(xiāng)愁”分為四個階段。

這四個階段在時間上是前后順承的，即：小時候—長大后—后來—現(xiàn)在。

這幾個標示時間的短語，都明確出現(xiàn)在這首詩每一小節(jié)的第一行。

我們可以看出，詩的每一小節(jié)，實際上都對應著人生的某個階段。

作者以空間上的阻隔作為這四個階段的共同特征，即：小時候的母子分離—長大后的夫妻分離—后來的母子死別—現(xiàn)在的游子與大陸的分離。

詩人為每個階段的鄉(xiāng)愁找了一個具體的對應物：郵票、船票、墳墓、海峽。

時空的隔離與變化，推進了詩情的層層深化。

少小離家，與母親書信往來，鄉(xiāng)愁寄托在小小的郵票上。

成年后，為生活而奔波，與愛人聚聚離離，船票成了寄托鄉(xiāng)愁的媒介。

到后來，一方矮矮的墳墓，將我與母親永遠分開了!詩至此處，讀者不禁會想，世間還有什么樣的離情比死別更令人斷腸

有，那就是鄉(xiāng)愁!一灣淺淺的海峽將“我”與祖國大陸隔開，個人的故鄉(xiāng)之思上升到了家國之思。

全詩在此戛然而止，留下長長的余味。

《鄉(xiāng)愁》這首詩，無論是內容還是形式，都映射著中國古典詩詞的神韻和魅力。

從內容上說，“鄉(xiāng)愁”是中國傳統(tǒng)文學經久不衰的主題，余光中雖曾接受過現(xiàn)代主義的浸染，但骨子里深受中國古典文學的熏陶，詩歌內容觸及思想深處的“中國意識”時，自然而然地攝取了“鄉(xiāng)愁”這一主題。

歷代愛國知識分子有借詩詞歌賦流露家國之思的傳統(tǒng)，本詩在這一點上可謂傳承了民族的歷史文化。

從形式上說，這首詩恰到好處地運用現(xiàn)代漢語，使之帶上了古典詩詞的格律美和音韻美的特點。

詩的節(jié)與節(jié)、句與句均衡對稱，但整齊中又有參差，長句短句變化錯落；同一位置上詞語的重復和疊詞的運用造成一種類似音樂的回環(huán)往復、一唱三嘆的旋律，給全詩營造了一種低回悵惘的基調。

二、問題研究 “鄉(xiāng)愁”本是一種抽象的情感，但是在余光中的《鄉(xiāng)愁》里，它轉化成了具體可感的東西，作者是如何實現(xiàn)這一轉化的

作者巧妙地將“鄉(xiāng)愁”這種情感進行了物化，也就是找到了它的對應物。

在人生的每一個階段里，“鄉(xiāng)愁”分別寄托在郵票、船票、墳墓和海峽等對應物上，這樣，詩人的鄉(xiāng)愁就不至于無所依附。

類似的托物寄情的技巧在余光中其他的詩作里也時有所見。

如： 鐘整個大陸的愛在一只苦瓜 皮靴踩過，馬蹄踩過 重噸戰(zhàn)車的履帶踩過 一絲傷痕也不留下 ——《白玉苦瓜》 臺風季，巴士峽的水很擁擠 我的血系中有一條黃河的支流 黃河太冷，需要摻大量的酒精 浮動在杯底的是我的家譜 喂!再來杯高粱! ——《五陵少年》 在林肯解放了的云下｜ 惠特曼慶祝過的草上 坐下，面對鮮美的野餐｜ 中國中國你哽在我喉間，難以下咽 東方式的悲觀 ——《敲打樂》 “鐘整個大陸的愛在一只苦瓜”，是詩人參觀故宮博物院藏品后吟出的名句，他巧妙地將大陸之愛與一只晶瑩剔透、幾經劫難仍完好無損的白玉苦瓜聯(lián)系到了一起。

而詩人留學異邦因孤獨冷寂而酗酒的情緒，被別出心裁地喻為“黃河太冷，需要摻大量的酒精”。

類似的例子還有，“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張大陸……這是最縱容最寬闊的床\\\/讓一顆心滿足地睡去，滿足地想”（《當我死時》），“在此地，在國際的雞尾酒里，\\\/我仍是一塊拒絕融化的冰”（《我之固體化》），等等，這些詩句均將詩人心中難以言說的情緒物化成具體可感的東西，激蕩著讀者心中共有的情感。

三、詩人評說：溶哀愁于物象（流沙河） 這是臺灣詩人余光中的《鄉(xiāng)愁》（寫于1972年）。

這首小詩我用四川土話朗誦過好幾次，聽眾反應強烈。

詩寫得好，一目了然，誰要我來詹詹費詞。

真要叫我說說，卻又感到為難。

這是一粒水晶珠子，內無瑕斑，外無紋痕，而且十分透明，一眼便可看穿，叫我說些什么。

我看見了的，別人也都看見了，還要我來說嗎。

看來看去，這粒水晶珠子仿佛不是工匠琢磨成的，而是天然形成的…… 不。

這是詩，人寫的。

既然是人寫的，總不會是一揮而就的，其間必有一個創(chuàng)作過程。

這個過程，如果作者自己出來說說，我們聽了，或有助于今后寫詩，也未可知。

可惜滄海橫隔，同胞難聚，遺憾遺憾。

那么，參照著寫詩的一般經驗，我就來冒昧地猜一猜余光中是怎樣寫成這首詩的吧。

故國故鄉(xiāng)故園，人之所戀，古今一樣，中外相同。

翻翻唐詩宋詞，游子抒寫鄉(xiāng)愁之作，多得叫人吃驚。

現(xiàn)代中國人，粗具文化的，差不多都念過或聽別人念過李白的“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xiāng)”。

30年代的和40年代的學生，恐怕都唱過或聽別人唱過這支歌吧：“念故鄉(xiāng)，念故鄉(xiāng)，故鄉(xiāng)真可愛。

天甚清，風甚涼，鄉(xiāng)愁陣陣來。

故鄉(xiāng)人，今何如，念念常不忘。

在他鄉(xiāng)，一孤客，寂寞又凄涼……”只是這支歌的曲調是從捷克音樂家德沃夏克的《新世界交響樂》里挪借來的，這點唱的人未必都知道。

至于40年代的那些不愿做亡國奴的流亡學生，幾乎沒有一個不會唱《流亡三部曲》的。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臺上一唱，臺下都哭，感人至深。

這支歌余光中肯定會唱。

他還會唱《長城謠》：“萬里長城萬里長，長城外面是故鄉(xiāng)……”因為他在一首詩里提到過這支歌。

髫年所唱，沒齒難忘。

那些遙遠了的記憶不可能同他的這首《鄉(xiāng)愁》無關。

厚積薄發(fā)，一首小詩里涵藏著多少年的感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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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七八十年代的時候聽說有幾個神童,他們是誰,他們的事?

耀眼神童今歸何處

26年再審視“神童”[圖]　　 2005年07月22日 08:40:33 來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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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中國科技大學1978級少年班成員分別26年之后的首次班級聚會。

在合肥的烈日下，昔日“神童”們溫和有禮，神態(tài)自信。

他們中有一半以上來自國外，卻仍對這所學校頗感自豪，渴望著能為它做點兒什么。

那些要做的事情包括：為校友基金會捐上幾筆款項，開辦幾場講座，以及為自己的班級樹立一塊價值10萬元的紀念雕塑。

雕塑將刻有每個成員的名字，包括張亞勤，也包括寧鉑、謝彥波和干政。

　　不過，在他們身后的校史館里，關于這個班級的陳列卻沒有這么一視同仁。

作為首席科學家，張亞勤的名字在陳列柜中非常醒目。

與此不同的是，在幾張有寧鉑、謝彥波和干政出現(xiàn)的圖片下面，他們僅僅被寫作了“少年班同學”。

　　這3位當年家喻戶曉的“神童”的命運，發(fā)人深思。

　　“那是寧鉑和謝彥波的時代”　　從舉薦信發(fā)出的那一刻起，這命運就注定無法逆轉。

　　“那是寧鉑和謝彥波的時代。

”中科大校友、盛元國際投資公司董事長張樹新回憶說，“那時他們在整個國家都是絕對的明星。

”　　1978年，整個中國的報紙、雜志、電視都在報道寧鉑。

　　據(jù)當時的報道，寧鉑2歲半時已經能夠背誦30多首毛澤東詩詞，3歲時能數(shù)100個數(shù)，4歲學會400多個漢字，5歲上學，6歲開始學習和使用中草藥，8歲能下圍棋并熟讀。

幾乎一夜之間，這個戴眼鏡的神奇少年為整個國家所熟知。

　　他被稱為“神童”。

　　受寧鉑影響最深的是當時的孩子們。

這個超乎尋常的“神童”刺激了望子成龍的家長們，促使他們向自己的孩子施加壓力。

相當多的孩子因此第一次意識到自己多么平凡無奇。

一些受到激勵的孩子效仿寧鉑，開始超前學習并跳級，另一些孩子則倍感壓力。

　　“當時父親拿著報紙，對我說，‘看看人家寧鉑，再看看你

’我立刻覺得，如果寧鉑愿意做他的兒子的話，父親一定會把我像垃圾一樣丟掉。

”多年以后，畢業(yè)于北大物理系的習路平回憶說，“那種痛苦、傷心的感覺我至今不能忘記。

”　　類似事例決非個案。

寧鉑在1980年代早期的影響力是如此之高，以至20多年后，有人把他與張華、朱伯儒并列為當年的“時代人物”。

　　一切都源自一封信。

1977年，寧鉑父親的好友、江西冶金學院教師倪霖，致信當時兼任院長的國務院副總理方毅，舉薦這位江西贛州八中高二級的少年天才。

其時，中國百廢待興，舉賢正是要務。

當年11月3日，方毅副總理批示當時為中科院下屬單位的中國科技大學：“如屬實，應破格收入大學學習。

”　　中國科技大學派人到贛州考察寧鉑，準備進行“破格”的教育，接著又為此成立了中國第一個大學少年班。

　　當時聰慧的孩子并非只有寧鉑一個。

“在贛州八中，當時就有許晉、潘辛菱和陳英3人與他不相上下。

”當時的班主任余深貴回憶說。

在中科大特別組織的考試中，排名第一的是許晉，寧鉑只考了第二名。

　　不過，這并沒有阻止寧鉑被公眾看成是“神童中的神童”。

從舉薦信發(fā)出的那一刻起，這命運就注定無法逆轉。

1978年3月，寧鉑和謝彥波由此來到了中國科技大學。

而其后25年中寧鉑不斷想要離開，卻始終沒有成功。

　　1978年3月18日，全國科學大會召開。

后來它被認為是一次歷史性的會議。

“現(xiàn)代化的關鍵是科學技術現(xiàn)代化”、“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等觀點在會議上重新提出。

閉幕式上，中科院院長郭沫若發(fā)表了書面講話。

這一時期后來即被稱為“科學的春天”時代。

　　整個國家對科學的熱忱，使得對寧鉑的各種贊美也達到了最高峰。

　　1978年春天的一個早上，后來成為首席科學家的張亞勤在上讀到一篇報告文學。

看完之后他激動了整整一天，然后又整晚沒有睡覺。

這是他第一次知道“神童”寧鉑的事跡。

幾天之后，張亞勤跳了級。

6個月后，他也考入了。

　　這一年最吸引讀者的新聞是，13歲的寧鉑與方毅副總理下了兩盤圍棋并獲全勝。

報刊上發(fā)表了寧鉑在中科大校園葡萄架下讀書的照片，這個葡萄架很快就成了新生和外來客必須參觀的地方。

在紀錄片里，寧鉑率少年班同學仰望夜空、為同伴們指點星象的鏡頭留在了很多人的記憶中。

　　人們對寧鉑的興趣之濃厚，已使報紙的傳播能力不能匹配，他的故事甚至成為了手抄本的題材。

　　在這一年，就讀于的干政看到了這些手抄本中的一份。

在考入少年班之后，干政告訴老師，他是受寧鉑的影響才來到這里的。

他記得那份手抄本被太多的人傳閱，紙張又破又舊，邊緣卷了起來。

　　同樣，謝彥波也被“選中”了。

“宣傳寧鉑是因為他最有名，”一位當年的少年班校友說，“宣傳謝彥波則是因為他年齡最小。

”　　很快，謝彥波天真的微笑、算術板書的背影，也出現(xiàn)在了媒體刊登的照片上。

其后幾年中，中國科技大學的招生廣告上都有他的身影。

盡管他還系著紅領巾，又是一個畏懼與人交往的孩子，還是被安排經常參與各種各樣的“活動”。

　　相比之下，干政當時受到的宣傳并不多，不過這只是與寧鉑和謝彥波相比而已。

在當時一本名為的暢銷書中，就寫有“干政切瓜”的故事：當時少年班的招生老師提問干政，對一只西瓜橫豎各切多少刀，那么會留下多少塊西瓜———數(shù)字不斷上升，12歲的干政卻始終對答如流，直到招生老師驚其為天才。

　　許久之后接受媒體采訪時，寧鉑曾經說，自己是時代需要的產物。

如今，謝彥波也持相似的觀點。

　　他們都曾表示，如果青春可以重來，他們決不會再讀少年班。

　　個中原因，正是多年以來甚少公開過的事實：在那寧鉑與謝彥波的時代，兩個主人公自己卻忍受著苦悶的煎熬。

　　寧鉑的“逃亡”　　25年中寧鉑不斷想要離開，卻始終沒有成功。

　　直到畢業(yè)之后很久，寧鉑還在不斷地回憶自己赴中科大報到前一天的那個上午。

那天他被倪霖叫到了家里———一切因倪霖的舉薦信而起。

倪霖說，自己對他有兩點擔心。

這兩點是：　　

【第1句】：寧鉑被捧得太高，如在天上，希望他自己能夠清醒認識；

【第2句】：跟別的孩子不同，寧鉑早熟，早戀傾向嚴重，盡管他的父母都還沒覺察到這一點。

倪霖警告說，如果寧鉑去招惹女孩子的話，那么最終受害的將是他自己。

　　寧鉑在1994年說：“遺憾的是，那些年我?guī)缀醢堰@些話給忘了。

”　　在寧鉑自己看來，青春期是把雙刃劍。

比當時大多數(shù)孩子早得多，寧鉑11歲就進入了青春期。

這使得他相對成熟，在學習時擁有比同齡人更強的自控能力。

不過發(fā)育與年齡之間的落差，似乎又讓他備嘗苦悶的滋味。

　　他多才多藝，興趣廣泛，不僅擅長圍棋、中醫(yī)，還是張樹新組織的“星期天”詩社的成員。

盡管如此，以當時中科大11∶1的男女生比例，以及他的比別人更小的年紀，實現(xiàn)浪漫憧憬的機會還是相當渺茫。

另外一個不能回避的問題是，他身材矮小，在女生面前的魅力值并不高。

　　真正的苦惱大約出現(xiàn)在16歲左右。

“當時明顯地看得出來，他對女孩子感興趣，”張樹新回憶說，“但是他就那樣———我是寧鉑啊———不說，繃著。

”　　她對寧鉑的印象是，極端自尊，又極端自卑。

不過，她相當欣賞寧鉑的一點：盡管看上去似乎不通人情，實際上他卻相當紳士。

　　對于當時的少年班來說，類似的問題并不典型。

入學時謝彥波11歲，干政12歲，他們的青春期焦慮還要在幾年之后才能出現(xiàn)。

　　大多數(shù)孩子是如此之小，以至班主任汪惠迪不得不在早上幫他們沖奶粉，有時還要為每人煮上一個雞蛋。

除了白天的文化課之外，下午她還要給他們加上一節(jié)當時學校里還沒有開展的體育課。

晚上她要去查房，替他們關燈。

　　即便是在“神童云集”的少年班里，寧鉑的聰明程度也讓大家欽佩不已。

不過，他在課業(yè)方面的表現(xiàn)并不出色，不及格的科目甚至多過了一般同學。

然而外界的贊美仍在繼續(xù)，公眾意義上極具天賦的寧鉑形象從來就沒有被否定過。

　　“其實當時寧鉑就不行了。

”27年后，當年的同學彭興說，“他的成績很一般，而且表現(xiàn)出來的性格很怪。

”　　盡管如此，一條通往圣殿的道路一直鋪到了寧鉑和謝彥波的面前。

這座圣殿就是在當時中國科學界紅極一時的理論物理。

　　寧鉑、謝彥波和干政3人的專業(yè)都是理論物理。

干政顯然適合這一領域，CUSPEA考試的優(yōu)秀成績就是證明；謝彥波的天賦更為明顯，甚至在很多年里被周圍的人半開玩笑地稱為“未來的諾貝爾獎得主”。

相比之下，寧鉑與物理學的結緣卻是一個再明顯不過的錯誤。

　　在贛州八中時，寧鉑的物理成績就在各科目中較弱，更重要的是，他對它缺乏興趣。

　　入學一年后，少年班學生開始選系。

寧鉑告訴汪惠迪老師，“科大的系沒有我喜歡的。

”汪惠迪幫寧鉑打了一份報告，請求調到去學天文。

這是他第一次試圖離開科大，也是失敗得最干脆的一次。

“因為科大不愿意放走這個名人。

”如今汪惠迪說。

　　她把報告交給了教務處長，報告立刻就駁回了，原話是，“既來之，則安之。

”　　對天文學的愛好受阻之后，寧鉑把它轉向了對神秘主義“星象學”的研究。

在中科大內部，寧鉑的“怪異”的名聲在很大程度上來源于此。

彭興覺得，寧鉑后來對宗教和氣功的執(zhí)著似乎與這一時期的愛好也有關系，“當時他就神神道道的。

”　　離開少年班16年后，寧鉑曾私下回憶說，自己當時的痛苦主要還是來自于輿論的過分渲染。

　　“在很多場合，人們要求我七步成詩。

”他說，“那時我只是一個不諳世事的小孩，長期接受的教育又是順從、克己復禮，因此痛苦充溢著我的內心。

那些年我就是在壓抑自己的個性中度過的。

‘神童’剝奪了我許多應該享有的生活和娛樂的權利。

”　　本科畢業(yè)之后，他留校任教，并在19歲成為全國最年輕的講師。

不過，這已經是他能創(chuàng)造的最后一個記錄了。

　　1982年他第一次報考研究生，但報名之后就放棄了考試。

第二次，他前進了一步，完成了體檢，然后放棄了。

第3次，他又進一步，已經領取了準考證，但是在走進考場的前一刻又退縮了。

后來他對別人解釋說，他是想證明自己不考研究生也能成功，那樣才是真正的神童。

不過汪惠迪以及身邊的很多人卻認為，他只是過分地恐懼失敗。

　　在第3次退縮時，學校的一位老師抓住了他，逼他去考，他聲稱，再逼的話他就逃跑。

　　寧鉑一直想逃跑。

他很少做物理學科的研究，卻把大量時間用于圍棋、哲學和宗教。

1980年代后期，在科大天體物理系的課堂上，他開始向學生詢問托福考試的情況。

1989年、1990年、1991年，他連考3次托福，均未過關。

1988年結婚之后，他練習氣功，吃素，與常見的生活習慣漸行漸遠。

1993年，因為與妻子的一次小口角，他跑出家門，四處游蕩了半個多月。

這之后兩年間，他一度下海，最遠跑到了海南，最終卻不得不回到科大。

　　1998年，寧鉑參與了一次央視“實話實說”節(jié)目，探討“神童教育”。

當年的一則報道說：“節(jié)目錄制期間，寧鉑頻繁搶過話筒發(fā)言，語速很快，情緒激烈，猛烈抨擊‘神童教育’。

周圍觀眾不時發(fā)出笑聲，很多年輕人已經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神童寧鉑。

”“第一神童”的傾訴已經無人傾聽，屬于他的時代徹底煙消云散了。

　　2002年，寧鉑前往五臺山出家，很快就被中科大校方找了回去。

他又一次失敗。

　　再一年后，他成功了。

　　終生的缺陷　　在朋友們面前，謝彥波健談而放松，但他似乎不懂得如何與決定其命運的人相處。

　　彭興生于1963年1月，入學時16歲，是少數(shù)的幾個超過15歲年齡限制的學生之一。

入學之后他接受的任務之一就是“看著”謝彥波。

　　少年班同學與當年班主任汪惠迪老師（中）合影 記者 王軼庶／圖　　謝彥波年齡小，自理能力差，自視甚高，尤其不懂如何與人交往。

入學時他剛剛11歲，此前只有小學5年級的人生經驗。

在中國科技大學流傳甚廣的一個傳說是，第一次走進校門時，他還在滾動一只鐵環(huán)。

　　謝彥波受到困擾的時間要比寧鉑晚得多。

他回憶說：“在少年班的最初階段我年齡還小，對外界的宣揚沒什么太多的感覺。

”第一個學年過去后，打牢了基礎的謝彥波選擇了物理系。

從此，這個系著紅領巾的大學生的潛在天資得到了充分表現(xiàn)，一路成績驕人，直到畢業(yè)。

　　不過，從入學時起，老師和同學們對謝彥波的擔憂就從沒消散過。

　　“人際關系這一課，心理健康這一課，整個班級的孩子都落下了，他的問題就尤其嚴重。

”汪惠迪老師說，“他們在上學時沒能養(yǎng)成好的心態(tài)，沒有平常心。

這種缺陷不是一時的，而是終生的。

”與此對應的是，一些當年的少年班成員承認，他們至今仍缺少人際關系方面的能力。

“這是沒辦法的事情，”少年班同學秦祿昌說，“一旦過了那個年齡，這一課就永遠補不上了。

”　　在朋友們面前，謝彥波健談而放松，但他似乎不懂得如何與決定其命運的人相處。

1982年，謝彥波提前一年大學畢業(yè)，15歲在中科院理論物理研究所跟隨于淥院士讀碩士，18歲又跟隨中科院副院長周光召院士讀博士，被看好在20歲前獲得博士學位。

不過，這段最為春風得意的時光，卻成為他人生轉折的開始。

　　“他沒能處理好和導師的關系，博士拿不下來，”汪惠迪說，“于是轉而去美國讀博士。

”　　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謝彥波可謂因禍得福，得以跟隨大名鼎鼎的菲利普·安德森教授學習，后者在1976年因為在凝聚態(tài)物理研究方面取得突破而獲得了諾貝爾物理獎。

在沃德羅普的著作《復雜》中，這位教授被描述為一個深邃而傲氣的人。

　　對安德森來說，謝彥波的性格中有著令人無法容忍之處，那就是比他本人還要傲氣。

　　“我的論文不討他的喜歡，”謝彥波說，“寫的是他的理論的不對。

”　　在普林斯頓的中國同學圈子里，謝彥波與導師不睦，漸漸成為公開的秘密。

　　本來，事情并非毫無轉機，可是恰在這時，發(fā)生了轟動一時的北大留學生殺死美國教授事件。

當人們意識到應該避免類似事件的再次發(fā)生時，謝彥波被懷疑為潛在的危險。

中國科技大學的一位副校長決定讓謝彥波回國，這意味著后者的留學生涯的結束。

這件事情后來在中科大內部爭議頗多。

　　此前有傳聞說，謝彥波曾用手槍或菜刀威脅過安德森。

記者就此向謝彥波求證，他神情自然地予以否認說：“那我沒有，我沒有。

”　　同樣鎩羽而歸的還有干政。

他與謝彥波的軌跡驚人的相似：都是在普林斯頓，都是學理論物理，都是與導師關系緊張。

　　回國后，物理系的一位主管老師找到了干政，表示他可以回科大讀博士。

令大家驚訝的是，干政拒絕了。

幾年之后，在家賦閑已久的干政又表示想到科大工作。

這一次科大沒有同意，當時科大聘用教師已有新規(guī)定，博士文憑是必要條件。

　　就在4年前，汪惠迪老師還勸干政再去讀博士，干政表示不想讀了，他不信再花一年時間還找不到一份工作。

　　這一年的努力最后也化為了泡影。

在此期間，他的精神疾病時好時壞。

最終，干政被自己禁錮在了與母親共同居住的房間里。

　　相比之下，謝彥波的“運氣”要好一些。

他以碩士的身份接受了近代物理系教師的工作。

很快他結了婚，沒有什么積蓄，分到了一套樓下總是有人打牌的小房子。

在持續(xù)不斷的煩惱中，用了將近10年的時間，“未來的諾貝爾獎得主”才結束了往日的夢想。

　　做不成普通人　　寧鉑的夢想之一就是做個“普通人”。

如今看上去，這一夢想已經難以實現(xiàn)。

　　多年以后，每當談及少年班，中科大校方必定提起張亞勤，以證明少年班教育的成功。

少年班同學彭興認為，后者的成就恰恰得益于當年的默默無聞。

　　“其實他和謝彥波的情況差不多，剛來的時候年紀都小，基礎都不行，跟著課程都很吃力，但是天分比較好。

”他說，“他們倆的差別，就在于謝彥波被宣傳得太多，心理壓力大，人也容易張狂。

張亞勤受到的宣傳就很少。

”　　對于3位“神童”的人生路，當年的班主任汪惠迪感到難過，但是并不覺得意外。

“當時各個方面的因素，宣傳、壓力、體制、教育方式，都對這幾個特殊的孩子不利。

”她說，“可是，我們眼看著一切發(fā)生卻無能為力。

”當時她不希望這幾個最有名的孩子受到太多的報道，也一再告誡他們一定要把自己當作普通人，但均收效甚微。

　　“那個年代需要一個寧鉑去喚醒人們對于教育和科學的重視，這種需要形成巨大的壓力，最終卻壓垮了寧鉑。

”秦祿昌說。

　　當年的秦祿昌在那個著名班級里不受矚目，如今則在美國北卡大學物理系和材料系擔任教授，因其國際領先的研究成果而被稱為“納米博士”。

　　在6月30日的同學聚會上，有些當年的少年班同學說，這也許是人生的宿命，因為3位面臨問題的昔日神童在童年時期都曾經表現(xiàn)得比較孤僻。

不過，立刻有人反駁說這不是問題，“就本來的性格來說，少年班里有幾個開朗外向的

”　　當年的少年班同學，如今供職于舊金山議價金融機構的裴益川說，人生路上變量太多，很難說清楚什么才是寧鉑等人的麻煩的真正制造者。

　　“也許我們看到的都是皮毛呢

”他說，“也許這是高智商群體中必然出現(xiàn)的宿命呢

”　　程陸華的看法與此接近。

她是寧鉑的前妻。

她也相信，造成寧鉑等人的問題的因素是無限復雜的。

正因為這一原因，在前些年，她在教育孩子的問題上反對矯枉過正，與前夫的思路一直存在分歧。

她像別的家長一樣，要用約束的、規(guī)劃的方式培養(yǎng)孩子。

寧鉑則堅持，決不應該設計孩子的未來，應任其自由發(fā)展，哪怕孩子最終只能做個普通的人。

他對孩子惟一的教化是，不以自我為中心，要真正地去愛人，關心人。

　　實際上，在成年之后，寧鉑的夢想之一就是做個“普通人”。

如今看上去，這一夢想已經難以實現(xiàn)。

　　張樹新說，寧鉑等人的麻煩，恰恰在于沒有人會把他們當做普通人看待。

實際上，即便是在1996年前后，一些媒體報道寧鉑“只成為了一位講師”之時，眾人的嘆息仍然基于這位“少年天才”擁有著杰出稟賦這一前提。

　　9年之后，情況又大不相同。

如今人們已經忘記了追問寧鉑、謝彥波和干政的去向。

他們的名字幾乎不再出現(xiàn)在新聞之中。

即便是寧鉑的父親寧恩漸，也已經放棄了過去的所有幻想。

他現(xiàn)在的期望只是，兒子能夠重新回到科大工作。

　　“寧鉑還在學習，他還沒有完蛋。

”這位父親倔強地說，“我相信他有一天會回來的。

”　　寧恩漸拒絕透露兒子的行蹤，因此記者最終也沒能找到寧鉑。

在網(wǎng)絡上搜索他的相關信息，同樣沒有任何線索。

　　只是在一家網(wǎng)站上，記者找到了寧鉑建立的一處同學錄，成員只有孤零零的一個，就是他自己。

網(wǎng)站記錄的建立時間表明當時他已出家為僧，不知身在何處。

那是2004年元旦的晚上。

（記者 李海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