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人生，折射著共和國的歷史。從他還是一個襁褓中的嬰兒開始，他的命運，就和共和國的命運緊緊相連。
差點被母親送人的孩子
62歲的陳小魯還記得父母講的關于自己出生時的故事。母親在懷他的時候，他已經有了兩個哥哥。父母一心希望生個女孩，結果他又是個男孩。原貴州省委書記周林的夫人，當時是軍部負責家屬工作的助理員，來探望剛生產完的母親和他。看到他包著被單被放在屋門口，就問母親：“這孩子怎么放門口啊?”母親說：“這孩子我不要了，你們誰要誰抱走。”陳阿姨數落了母親一通，把他抱回了屋里。
這個差點被母親送人的孩子，卻成了父母最疼愛的孩子。到他長成20多歲高高大大的男子漢，父母對他最經常的稱呼還是“小羊”——因為他是吃羊奶長大的。
父親給他起名小魯，一個是取自孔子那句有名的“登東山而小魯”，另一個則蘊含著全取山東的雄心。陳毅當時是山東野戰軍司令員。
8歲時，陳小魯跟著父母遷到北京。10歲時，他每天自己乘公共汽車上下學。學生時代的他沒戴過手表，總是穿著兩個哥哥穿剩的舊衣裳，直到成了高中生也是如此。
“文化大革命”開始的1966年，陳小魯是北京八中的高三學生。國家決定廢除高考。老師在班里宣布這個消息，陳小魯和同學一起歡呼，笑著跳著把課本扔上了房頂。40多年后，他為當年自己的這個舉動笑了又笑。
“準備永遠不回這個家”
我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知道陳小魯這個名字的。在當時人們的心目中，他是紅衛兵的代表人物。他以北京八中紅衛兵的名義，發布過“解散民主黨派”的通令。他組織的西城區糾察隊，被“中央文革”打成了“反動組織”。可直到40多年后，我第一次和他面對面，才知道他從來沒有參加過紅衛兵。
關于他的種種流言，卻沒有隨著他的淡出而止息，反而愈傳愈烈愈傳愈廣。中央文革秘密搜集他的黑材料，希望從中找出整陳毅的證據，不過沒有找到。這時，周恩來總理出面了，把他安排到沈陽軍區所屬的一個部隊農場去勞動鍛煉。
1968年4月14日的晚上，周總理把他叫到西花廳，對他說：“這樣對你和你父親都有好處。希望你表現好一些，干好了，可以入伍。否則要采取更嚴厲的措施。”總理告訴他：不要把自己的去向告訴任何人，到了部隊也不要寫信。這是一條紀律。
第二天一早，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楊德中來接他走。母親又掉淚了。父親對他說：“我在文化革命中犯了錯誤，可我不反黨，不反毛主席。我的問題就看中央了。不論打倒不打倒，你都要準備永遠不能再回這個家，永遠見不到我們。”身處于政治的旋渦之中，大家都無法預知彼此的命運，雖是生離，猶如訣別。
兩年花了16元
部隊生活，對在城市長大、從校園里走出的陳小魯，真正是個鍛煉。這個部隊農場是個水稻生產基地，方圓30里內沒有人煙。這里的水，因為含有過多的堿，味道是苦澀的。平時連隊最好的菜就是海蠣子炒雞蛋。陳小魯和戰士吃一樣的飯菜，一樣出操、訓練、下田、做班務，干得比一些老戰士還努力。他常常累得晚上上床后，翻身都困難。
和父母重逢
對父母的牽掛，對家的思念，時時攪痛著陳小魯的心。兩年多來，他只能從報紙上得到父親的零星消息。“九大”之后，父親的名字再沒有見報。
而在北京，父母也在想念兒子。1970年末，陳毅被查出患了直腸癌，做了手術，對兒子的思念就更強烈了。1971年春天，陳伯達倒臺后，在一次批陳整風會上，帶病出席的陳毅遇到了陳錫聯。他對陳錫聯說：“陳司令員，我的三兒子在你那個地方呢……”陳錫聯立刻明白了老帥的心思，滿面笑容地說：“是啊是啊，他表現很好，已經提干當指導員了。我馬上讓他回來!”
一個多月后，陳小魯獲準回京探親，到中南海門口，他首先問警衛的，是自己的家還在不在中南海。他走進中南海里那個熟悉的庭院。父母相互攙扶著走出屋門迎接他。手術后的父親蒼老了，瘦削了，卻和久別的兒子開起了玩笑：“哎，指導員來嘍!”陳小魯一頭霧水：“什么指導員?”“陳錫聯司令員說你提指導員了。”“沒有，我沒提干。”他說著讓父母看他穿的軍裝：“還是兩個兜!”
大家都笑起來。笑著笑著，母親摟著兒子大哭起來。歷盡滄桑的元帥父親，也是老淚縱橫。周總理和夫人鄧穎超把陳小魯請到了自己家里。周總理對他說：“你很守紀律，很講信用，三年沒給家里寫信，不容易啊。部隊的同志對你反映很好，特別打了個報告給我，請示能否讓你正式入伍、入黨和提干。你為什么不能入黨?為什么不能提干?我告訴他們，不論是誰，只要夠標準，就可以。這樣的事情還需要請示嗎?!”一股暖流涌上陳小魯的心。
1972年元月4日，陳小魯再一次從部隊回到北京，已是父親彌留的時刻。張茜俯身在丈夫耳邊一遍又一遍地呼喚，昏迷中的元帥終于看見了自己最小的兒子了，他的眼睛閃現出一絲奇異的光彩，嘴唇動了動，但到底沒有說出話來。
1972年元月6日，陳毅元帥與世長辭。11日，毛澤東主席出席了他的追悼會。
尋找“自由之身”
1976年5月，已經是團政治部主任的陳小魯，向軍區打報告提出調回北京。
他在1975年成了家，妻子是粟裕將軍的女兒，叫粟惠寧，在北京的總裝備部工作。他提出調動的理由是解決夫妻兩地分居。真正的原因卻是：當時，他所在的團是軍區“學習小靳莊”的典型，而小靳莊是江青抓的點，他要主管“批鄧”和“學小靳莊”。他不愿意。他在寫給岳父的信里說：“道不同，不與為謀。”軍長找陳小魯談話：“軍區組織部最近對新提拔的年輕干部做了調查，你表現最好。你是我們的培養重點，要不了幾年，我這個位置就是你坐的。”陳小魯卻堅持要走。他調到總參二部不到一個月，“四人幫”就被粉碎了。
1985年，陳小魯從英國回國，到北京國際戰略問題學會任研究員。一次，他遇到了當時的軍委副主席楊尚昆。楊尚昆特別對他說：“你對工作有什么想法?要不要換個地方?”他說：“謝謝楊叔叔，我在這里挺好的。”中國第一任證監會主席劉鴻儒也曾對他說：歡迎他到證監會工作，他也謝絕了。
陳毅的兒子陳小魯雖然是元帥的兒子，從小就是一個活躍的、頗具號召力的“孩子頭”，但他卻從來沒有“當官”的欲望。“我一直認為，我不比別人高明多少。”他此生信奉的第二句格言是：“人貴有自知之明。”“文革”結束后，他還下了一個決心：不再講違心的話，不再做違心的事。
在看到了父輩在政治風云中的浮沉之后，在傾聽了內心對于做人做事的呼喚后，他想嘗試另一種生活，這就是到體制之外，去尋求一個“自由之身”。
他在1991年轉業，之后下海，在商海里涉足過多個領域。他相信在商品社會里，成事的要素是信用。一個人歸根結底，要靠自己。今天的陳小魯，和已退休的妻子，平靜地生活在岳父的故宅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