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歲那年，父親（注：本文作者趙玫的父親趙大民，是知名劇作家，曾任天津人民藝術劇院編輯、導演、副院長）剛剛從“牛棚”放出來，而我在一所中學里等待分配。我們這一屆在1970年畢業的時候，居然有可能留在城里工作而擺脫上山下鄉的命運。這是所有16歲的孩子和他們的家長所夢寐以求的。

但事與愿違。無論我們做怎樣的努力，第一批留城的一大半的學生中，沒有我。在宣布了名單的那一天，回家以后我哭了。媽媽第二天一早便去找了學校負責分配的人。她得到的答復是，我之所以不能分配，是因為父親的問題沒有結論。媽很無奈地說了這些，父親那晚不再講話。

父親表面上雖然隨和，但骨子里卻一向很倔犟。他從不愿做違心的事，盡管一直遭關押甚至被毆打，他都始終不承認自己有什么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所以他盡管最后一個從“牛棚”里出來，卻依然堅守自己的信念，始終拒絕在開除他黨籍也是認可他罪行的文件上簽字。

第二天，父親去了自進城就在那里工作的人民藝術劇院，在那個開除他黨籍的文件上簽了字。他違心地承認了20多年來所寫的劇本、所導演的戲劇都是封資修、大洋古的東西，也都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

很快父親的“問題”有了結論，便也結束了他“反動學術權威”的生涯，被下放到很遠的郊區農村勞動改造。

父親走的時候已是深秋。媽陪著他到派出所退掉了戶口。他帶著很簡單的起居物品離開了家。父親就這樣盡全力為我的未來創造了一種可能性，我猜他一定堅信著，這在當時是最好的選擇了。在做著這一切的時候父親從不曾猶豫。他的全部愿望就是他的女兒不要去鄉下吃苦。為此他寧可自己下鄉，寧可屈辱，寧可改變他稟性中的耿直，寧可去做違心的事。

父親離家時我們都哭了。因父親一走，不知他今后還能不能回來。在那個充滿了悲哀和不測的年代，這無疑是對我們這個家庭的又一個沉重打擊。

父親孤身一人呆在鄉下，依然很擔心我的分配。不久我接到父親的信，在信中，他歷述了參加革命的歷史和他幾十年文藝生涯的得失。他說他有責任讓我了解他的全部歷史，甚至要我去分配辦公室，說明我決心同父親劃清界限。父親信中最后說，他此生最不堪忍受的，是子女要因他的問題而受到牽連。他說希望我能原諒他。

讀完這封長信，我獨自哭了很久。我和父親之間根本就不存在原諒這個詞。這是親人之間最可悲也是最殘酷的一件事。何以要讓父親在女兒面前批判自己？我當時唯一的念頭就是寧可不留在城里，寧可上山下鄉，也要讓父親回家。

結果在那一年的初冬，我被分配到一家郊區的鋼鐵廠當學徒工。我之所以能留在城里當工人，并不是因為父親做出犧牲，而是那一年有政策規定，無論什么樣的學生什么樣的家庭出身全都要留在城里。

父親的犧牲也許白做了，但他卻始終無怨無悔。父親以他的屈辱和艱辛同我的生存和未來做了一個交換。那是一個讓我終生不忘的愛的交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