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近一段時間新華社對我父親的事跡進行報道，我或許不會提筆寫我的父親。就像這么多年來，我甚至很少想起他的真名“吳華”，而總把他當成了鄉(xiāng)親們喊的“先生”。這里的“先生”，并非魯迅先生或冰心先生的“先生”，不過是一位受鄉(xiāng)親們尊敬的鄉(xiāng)村醫(yī)生。

每當夜深人靜之時，我的腦海里總會浮現(xiàn)出父親的身影——一個身材矮瘦、肩頭挎?zhèn)€紅十字藥箱、額頭上戴一只電筒、行走在崎嶇山路上的鄉(xiāng)村醫(yī)生。無論是月朗星稀的酷夏，還是寒風苦雨的隆冬，他都踽踽獨行。那些從草叢荊棘里爬出來覓食的蜥蜴和蛇，時常擋道。病人的呼喚牽引著他，他忘記黑夜的恐懼和一路的艱辛。

誰能想到，在某些方面，我父親自己也是一個需要別人幫助的人——他年輕時因意外被毒蛇咬傷右手致殘，于是不得不學著用左手寫字、握鐮刀、拖犁鏵。遭遇生命中的不幸，他并沒有消沉，反而拜師學藝，成為一名赤腳醫(yī)生。后來又嫌自己醫(yī)術(shù)不精，參加四川醫(yī)科大學的函授學習，利用中西醫(yī)結(jié)合的方法為村民們治病。這一干，竟是40多年。

我的家鄉(xiāng)是重慶西部的一個小山村，地處丘陵，山高路陡，山下被一條河流環(huán)繞，進出都得坐船，方圓幾個村子沒有一個診所。故行醫(yī)之初，父親義務(wù)承擔起了整個庫區(qū)的醫(yī)療服務(wù)。鄰近幾個村子里任何一家人的情況，他皆能如數(shù)家珍。

小時候，我跟母親最怕的是父親夜間出診。記得一個雷雨交加的冬夜，父親正燃著煤油燈看醫(yī)書，突然聽見屋外有人急急地敲門：“吳先生，吳先生……”原來是山那邊的一個中年男人，說他母親腹痛難忍，請父親去看看。父親二話沒說，挎起藥箱就走。凌晨5點鐘，父親終于回來了，滿身是泥，從頭到腳均被雨水泡濕，額頭上還被劃破了一道口子，血在往外流。原來，回家的路上父親摔下了山坳，費了很大的勁才抓住野草和雜樹爬上來，借著閃電微弱的光摸回了家。而父親則用他那只健全的左手，死死地摟住藥箱。

后來，為了方便患者，父親到山下碼頭租了一間民房來開診所。碼頭很破敗，那間房子因年久失修，房頂已經(jīng)脫層，雨水順著墻縫滲透進來，滿屋子彌漫著霉氣，里面除了一個中藥柜和西藥柜外，只有一張診斷桌。每天父親吃過早飯，就匆匆朝診所趕；中午，碼頭上無餐飲店，他便每頓泡方便面；傍晚，他又獨自劃著船過河，再爬幾公里山路回家。

兒時的我跟父親很少有交流，似乎只有患者的健康才是他最關(guān)心的。有一次母親給我過生日，三親六戚都來吃酒祝賀，唯獨父親守在他的診所不聞不問。父親歸來后，我壓抑很久的怨懟終于爆發(fā)了，沖著他吼，父親默默不語，第二天竟找人從鎮(zhèn)上買回一個書架送給我。那時的我熱愛寫作，亂七八糟的書籍堆放在屋里都發(fā)霉了。父親笑著對我說：“讀書人，哪能沒個書架。”

這些年，母親因患有多種病癥被我接到城里居住，我多次提出要將父親也接來，他死活不同意，總惦記著他的診所和病人。2012年端午，我準備趁過節(jié)的機會，再次跟父親提出到城里居住的事。快吃午飯時，一位耄耋老者提著粽子來看望父親，他拉著父親的手說：“先生，要不是你，我這條老命怕是早就丟了，你的恩德，我都記在心里……”那一刻，我看到父親臉上洋溢著幸福的表情。吃飯時，我沒能將進城之事說出口。

前不久，是父親60歲生日，我專程回鄉(xiāng)給他過生日。他又老了許多，白頭發(fā)多了，皺紋也更深了，但他仍每天挎著藥箱走村串戶。吃完晚飯，我拿出從城里提回的一瓶好酒，母親端出一盤花生，父子倆坐在月光下，就這么慢慢地品，一直到夜深人靜。

那天半夜，我隱約感到有人在觸碰我，竟然是父親。他穿著單薄的內(nèi)衣，從里屋抱來一床被子正替我蓋上。這垂暮老者正是我的父親，一生默默無聞，愛著他的兒子，愛著他周圍每一個需要幫助的患者。他不過是一個普普通通的、有時甚至讓人疼惜的鄉(xiāng)村醫(yī)生，但他用盡全力做了他該做的事。他不止是我的父親，也是我心中的“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