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4月（農歷三月二十九），袁學易誕生在湖北蘄春一戶沒落的官宦人家。秀才出身的父親袁曉嵐精于算學，熱衷排滿運動，年輕時即為同盟會會員，為革命活動幾乎傾盡家資。母親賈氏出身于前清鹽官巨賈之家，夫家沒落之后，她曾帶著學易、學禮兄弟兩人依靠娘家資助及典當家什生活。賈氏父母去世之后，賈氏帶著兄弟兩人前往上海投奔夫君，時任國民黨駐滬機關要職的袁曉嵐卻因與學生姘居而冷落賈氏母子。賈氏母子三人遂在上海浦東以教棚戶區工人認字為生，兄弟倆曾當街賣過大餅油條，擦鞋擦老虎灶。袁學易的童年生活甚為貧苦艱辛。

成為中統特工的袁殊，進入新聲通訊社擔任記者，并得以出席南京政府記者招待會。會間結識駐滬日本副領事巖井英一。當時，精通日語的記者屈指可數，巖井英一更有意拉攏袁殊，不久之后，這位日本駐中國的特工頭目即每月支付其200元“交際費”，袁殊遂成為一名日方情報人員，時年22歲。

1933年~1934年兩年間，袁殊不斷將日本人的情況分送給中共與中統，由于其消息準確、及時，令中統頭目吳醒亞對其刮目相看，袁殊至此奠定了其在中統情報部門的重要地位。而與此同時，由于袁殊特殊的家庭背景，令中共對其產生了不信任感，至1934年底，袁殊已被私下剔除在中共黨員名單之外。

1935年初，袁殊兩次來到約定地點與中共上線聯絡，卻二次不見王子春。“斷線”對于特工人員來說意味著“滅頂之災”，情急之下，袁殊不得不聯系夏衍，請其為他轉一封信給中共特工科。夏衍原先并不同意轉信，因為作為當時中共駐滬的核心黨員，他已知袁殊被剔除身份一事，之后勉為其難地將袁殊的親筆信交給特工科負責人蔡叔厚。蔡叔厚當時正由中共特工科負責人轉調入第三共產國際特工組織任職，他便順手將袁殊的親筆信帶入了新組織，再次為袁殊安排了新的上線接頭人。袁殊在不明就里的情況下成為了第三共產國際的特工人員。

同年，爆發“怪西人案”。軍統特工抓獲中共黨員關兆南，再順藤摸瓜抓獲第三共產國際的陸海防及其白人上司華爾敦。陸海防供出其下線人員，袁殊及上海當時著名影星王瑩被捕。

袁曉嵐得知兒子被捕，病重之時仍去向陳立夫求情。礙于陳立夫的面子，戴笠對袁殊未予深究。判刑后發還原籍湖北省反省院服刑，袁殊在獄中的日子竟比獄外還要逍遙舒適。其間，袁曉嵐病逝，作為長子的袁殊還特意回家扶靈，過后再回到獄中服刑。

在獄中，軍統亦對袁殊伸出橄欖枝。袁殊否認與陸海防及白人華爾敦有過聯系，但承認自己為中共服務，亦希望蔣先生（蔣介石）正視抗日事實，能以民族大業為重。以上諸言，袁殊親筆立下字據。

中統情報部門與日本駐滬領事館均為營救袁殊出了大力，同年，以“文化罪”被判刑二年的袁殊提前釋放。

出獄后，軍統交待袁殊即刻前去與陳立夫會面，袁殊拒絕，直奔上海。而此時，上海中共再無一人與其聯絡。1935年年底，袁殊通過黨外人士通絡到馮雪峰。馮雪峰勸其先去中學任教，休養生息。袁殊決定再次赴日留學。一年后回國。

1937年年初，回國后袁殊重新歸入中統陣營。在與馮雪峰取得聯絡后，以非中共黨員的特工身份繼續向潘漢年提供情報。同年4月，為加強自身保護色，袁殊加入青洪幫，成為與黃金榮、杜月笙同輩的“通”字輩兄弟。同年6月，戴笠親自上門會見袁殊，將其正式納入軍統名下。至此，袁殊的五重身份“齊全”，時年26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