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有一位大學士叫徐桐。他非常排外，用現(xiàn)在的話來說，屬于愛國憤青。所以歷史學家經(jīng)常把他當成守舊派代表揪出來示眾。比方說，他承認世界上確實有英吉利、法蘭西這些國家，但有些國家他認為根本就不存在，是英國、法國總來討好處，自己都不好意思了，所以捏造出來跟它們一起討好處，好顯得自己不那么突出。就像什么西班牙、葡萄牙，徐桐說這簡直是開玩笑：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國，史所未聞，籍所未載，荒誕不經(jīng)，無過于此!

我想到徐桐，是因為我最近重讀了一本書。這本書叫《英軺私記》，作者是劉錫鴻。劉錫鴻本是小人物，像他這樣的小蝦小魚本在歷史上留不下什么痕跡，但是他因緣際會，成了第一批出使西洋的使節(jié)，還寫了一本日記，所以也就小小有了點名氣。

劉錫鴻出國前就打定主意，要到英國去做民族宣傳工作，以宣廣圣化。他確實也和外國人辯論過中華文化優(yōu)越性之類的問題。比如波斯人問他：為什么中國不造火車?劉錫鴻說：我們中國造了一個大火車，精神文明大火車。這個火車不用煤，不用鐵軌，一日行駛數(shù)萬里，跑得最快。英國人又問：為什么中國把婦女關在幽室中?劉錫鴻說：男人是腦袋，女人是小腹，一陰一陽。誰不是露著腦袋，遮著小腹呢?英國人無話可說。

但是公平而言，劉錫鴻畢竟不是徐桐。他不遠萬里到了英國。而且愛看熱鬧，腦子也不糊涂。英國是怎么回事，他到底知道一些。比如他參觀過英國監(jiān)獄，里面犯人的待遇好得讓他吃驚。

他曾經(jīng)在日記里感慨地說：英國無閑官，無游民，無上下隔閡之情，無殘暴不仁之政，無虛文相應之事。這是很高的評價。但是劉錫鴻話鋒一轉，說英國人不識父子之親、男女之別，沒有精神文明大火車，終究落了下乘。他還評論說英國人處處和咱們相反，政治上人民在君主之上，家庭里女人在男人之上(據(jù)劉錫鴻說，英國男人對老婆，就像兒子對老爹一樣孝順)，就是晝夜也和咱們是顛倒的。言下之意，他們即便好，也不符合我們的特殊國情，還是不能學。

我們有后見之明，很容易嘲笑劉錫鴻，更不要說老徐桐了。但轉念一想，我覺得他們也遵循自己的邏輯，不能簡單用糊涂二字概括。有一個故事，有位年輕人碰見一位老紳士，就上去問他借火。老紳士仔細打量他，然后說：我如果借給你火，你就會向我搭訕；搭訕之后，我就不免要請你做客；請你做客，你就不免要認識我女兒；認識我女兒之后，你就說不定會勾引她；勾引她之后說不定會讓她懷孕。而你休想讓我女兒當未婚媽媽!所以你TMD怎么敢跟我借火?徐桐有著和老先生一樣的警惕。他認為對西洋那些玩意只要松個口，就會滋生蔓延、難以遏制，最終沖垮中國幾千年之文化大廈。一百年后我們回頭看，不能不承認：徐桐是有道理的。你一旦決定學習西方的東西，后面發(fā)生什么就很難控制。借個火給人家，最后閨女真大著肚子要打胎，這種事情真的發(fā)生了。洋務派以為自己可以在西方文明里挑挑揀揀，跟揀大白菜似的，那是犯了大錯。單就這點而言，他們其實還沒徐桐看得清。

中國就像一條大船。船上有我們這些乘客，也有世代相傳的各種文化貨物。船只漏水的時候，徐桐認為這些文化貨物頂頂重要，是中國之所以為中國的根本。所以寧可沉船，寧可大家同死，也決不能丟棄這些東西。用徐桐的原話來說，就是寧可亡國，不可變法。這話可不是隨便說說。1900年，八國聯(lián)軍攻陷北京。徐桐驅趕全家人投井，最后井都填滿了，從上面望下去全是人頭。沒有空地了，徐桐只好上吊自殺。他做出了自己的價值判斷：這些文化貨物比乘客更重要。

和徐桐這樣的倔牛相比，胡適那些五四領袖則像蝴蝶一樣輕盈。在他們看來，和乘客相比，貨物沒有什么價值。他們不在乎中國的過去是什么，只在乎它的未來是什么。他們不在乎船上有什么貨物，只在乎船要把乘客拉到哪里去。

而劉錫鴻則矛盾猶豫得多。他一邊承認對方的種種好處，一邊又強調中國特色；一邊說那些東西真不錯，一邊說可惜不適合咱們。種種辯解、遮掩之下，他那本日記成了后人的笑柄。其實捫心自問，劉錫鴻沒想明白的問題，我們真的想明白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