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妻子的結婚日是1969年3月6日，我們沒有舉行任何婚禮儀式。

我清楚地記得，那天早晨，我和妻子搭乘父親公司順路送貨的大卡車去鄉下母親教書的地方看望母親，算做我們的婚禮。臨出發時，父親又把平日省下來的二十斤大米讓我們帶上，說：“你媽媽好久沒有吃過大米飯了。”

我本應該給妻子一個完美的婚禮，或者請上幾位朋友和同事，買上一些糖果，喝上一杯茶，共慶一番。然而，這些我都沒有做到。那個時期，或許因為我曾經參加過“文革”組織，胳膊上戴過紅袖章；或許是因為我借工作之便，偷讀了幾本“大毒草”名著，而否定了當時我的無比“忠于、堅定、保衛”的動機，正在連續接受“工宣隊”的批判。似“瘟神”般的我，哪個人敢參加我的婚禮？

大卡車開上了公路，我和妻子坐在大卡車敞篷的上面。空曠的原野沒有一絲生氣，凜冽的寒風隨著車的行駛，卷起沙礫，吹到我們身上。妻子依偎在我的身邊，臉被凍得通紅。我把她冰涼的手緊緊握著，一種愧疚感油然而生。

世上每一個女人，在新婚之時都盼望著穿上潔白的婚紗，挽著愛人的臂膀，接受雙方父母和親朋好友的祝福。而我的妻子只能和我坐在敞篷大卡車上，在凜冽的風中互相凝視著，五味雜陳，這是我們的婚禮嗎？我看到妻子的雙眼有淚珠游動。

妻子出身藝術世家，憑借嬌美的形象和金鈴般的嗓音，成為一名年輕的越劇演員，藝術是她的生命，舞臺是她生活和精神的寄托。讓她沒想到的是，隨之而來的“暴風雨”摧毀了她美好的夢。那天晚上演出，她化好了妝，等著上場的時候，宣傳隊的一位負責人臉色嚴峻地通知她，作為“當權派”的女兒，有“港臺”關系，她是沒有資格為“工農兵”演出的。一生追求的舞臺生涯，就這樣被剝奪了。昏黃的路燈下，她頭腦一片空白，失去了方向，孤獨地在馬路上踽踽而行，本已化好妝的雙頰被淚水浸濕。

從這以后，母女二人相遇形同陌路，各自低著頭匆匆擦肩而過，她想問問媽媽身體是否安好，媽媽想囑咐她幾句話，但倆人都沒敢說話。在那種令人壓抑的恐怖氛圍中，萬一被發現，她的母親就是“死不悔改的當權派”，而她是“不可教育好的子女”，遭到更加猛烈的批斗。

不久，妻子所在的整個劇團，因為所謂的“靡靡之音”罪名而解散，所有演職員工全部進入碳刷廠。從此，墨黑的碳粉，時時涂抹在她們白皙的臉龐上，她們的生活形成了極大的反差，昔日舞臺上光鮮奪目的她們，人生軌跡遭到了徹底的改變。這個時候，妻子的同事們都自顧不暇，況且她的母親還在靠邊站，又有誰能參加我們的婚禮？

三個多小時后，司機師傅將車停在了路邊。我和妻子輪流扛著二十斤大米，在鄉間坑坑洼洼的土路上又走了二十多里地。到家的時候，天已經完全黑了。當時母親是中心學校校長，正在接受審查，看到我們，欣喜中流露著絲絲愁云，因為她無力為我們借一間“洞房”。當晚，我和妻子、母親三人同住在一間屋里。看得出來，母親的目光中是含著歉疚的，尤其是對兒媳，每當我看到母親偷偷地抹眼睛時，我的內心就會陣陣作痛。

如今我和妻子快到金婚之年，半個世紀前的婚禮仍歷歷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