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深秋，正是全國“紅衛兵”大串聯的高峰。我所在的書店地處上海南京路、西藏路繁華地帶，是外地客必逛的寶地。不開架的書店擠得里三層外三層，營業員應接不暇。

有一天，營業員小范拽著一個身穿軍大衣的大男孩的袖子，半推半搡走進我的辦公室，氣呼呼地說：“這人偷書！交給你處理。”說完，把一本高爾基的《我的大學》摔在桌上，狠狠地瞧那人一眼，接著忙他的事去了。

我看那孩子最多十四五歲，黝黑的臉龐，蓬亂的頭發，驚恐的眼神，鼻尖上沁著汗珠，裹在拖地的軍大衣里的身子在顫抖。低著頭，彎著腰，不敢看我一眼。

我拖了一把椅子對他說：“坐下吧。”他不敢。我再溫和些說：“坐吧。”他把前胸的棉衣襟裹緊，坐在椅子邊上，顯得更瘦小。為了打破僵局，我扯開話題問他：“來上海幾天了？是來串聯的？”

“嗯。來上海三天了。”

“北京去過了嗎？到過哪些城市了？”

“先去了南京，再從南京到北京，然后直接來上海。”

“去了哪些學校？有收獲嗎？住在哪呢？”

“各校基本都去了，有點收獲；都住在學校，以中小學為主。”

“家鄉在什么地方？讀書嗎？”

“我家在安徽金寨縣農村。我在縣中讀初三，村里只有我一個人考上縣中。我在縣中總拿第一名！我喜歡讀書，我不怕苦；我特別喜歡看書……可惜我們縣窮，圖書館書很少。”

談到讀書，他有了自信，不再拘謹；抬頭看著我，很懂禮貌。我端詳這孩子：農家子弟一般都黝黑，但他身上有一股陽剛之氣，顯出聰慧的內涵。我心里一直在尋思：如何與他展開“灰色”話題——“偷”書——這個字眼不能隨便用，它會影響一個人一生的聲譽，也會在他心靈里埋下陰影。尤其在那混亂時期，為這一個“偷”字或許就會被打入地獄。

我仍面帶微笑地和他聊著：“你喜歡看哪方面的書？初中畢業還打算升高中嗎？”

他一口氣往下說：“阿姨，我不但喜歡讀書，而且很刻苦；我一定要升高中，還要讀大學。現在我父母、兩個姐姐，四個人在種地，供我一個人讀書。可是……現在學校全停課了，我要乘此機會多讀點書，為今后考大學打基礎。”

我有點吃驚。這個窮鄉僻壤里的大男孩，竟有如此強烈的愿望，這令我刮目相看。我拿起那本《我的大學》，順便問他：“你喜歡這本書是嗎？想讀懂它，向高爾基學習，對嗎？”

“我……我……”

“你不用說了，我知道你要向高爾基學習。”

我匆匆走到營業大廳后臺，買下《我的大學》和《母親》，回到辦公室，找一張牛皮紙，把書包好，交到他手中；又拉著他到邊門，準備送他走出書店。

他突然號啕大哭，涕淚滿面，手足無措。我從口袋里摸出一方手帕，邊幫他擦淚，邊勸他快走。免得有人進來，節外生枝。

幾個月后，收到他從家鄉金寨縣寄來的一封信，內附一張半身照。照片上的少年，與我當初見到的，判若兩人。他五官端正，略顯靦腆，正朝我微笑。我也微笑著放下了心中的沉積。

來信的大意是：首先允許我做他的母親，如不認他做兒子，也應該是他的“教母”。是我給了他尊嚴，教會他做人。他實在因為太貧窮，又太想讀些名著，口袋空空，才做出傻事。是我給了他第二次精神生命，堅定了他的意志。并告訴我，他的姓名是“于宇”。

我回過一封信鼓勵他，后來他又來過一封信。再后來我自己被卷入“文革”旋渦，遭受迫害，下放干校勞動，無心與他溝通。以后我又調往出版社工作，從此也就不再有那孩子的音信了。

如今已過去將近半個世紀，我已進入耄耋之年，卻常常牽掛這個孩子。雖然他現在也該60多了，我的思維仍定格在第一眼見到他的形象。不知為什么，我會常在“作家”、“報刊作品作者”的名單中找“于宇”這個人。然而找不到。我祈禱他能實現自己的理想，能一生過得順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