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城區護國寺街自打“前清”起,就是北京最熱鬧的廟會。如今西邊街口雖駐扎著時髦的咖啡館,但不妨礙巷子里豆汁兒叫賣。漫步石板路,行至街東口,市井氣息到此為止,再往東,就是曾屬于皇家的恭王府、什剎海。一座白墻紅門的四合院在街口悄然守望,小院本不起眼,因梅蘭芳曾住在這里,被掛牌保護起來。
1986年。梅蘭芳紀念館在此故居基礎上成立。2008年陳凱歌電影《梅蘭芳》上映后,游人突然多了些。其實,這所宅院與該片沒有關系,電影中黎明扮演的那個一身雪白西裝的梅老板,不同于這里的中國戲曲研究院梅院長——藏藍中山裝,列寧帽,每天奔波于政府會議、慰問演出。
這就是護國寺街9號院。自1951年,在這座鬧市之中的靜謐門庭,伶界大王度過了人生的最后十年,喧囂又寂寥的十年。
二進小院原是王府馬廄
1949年,梅蘭芳和他的朋友們一樣面臨抉擇。齊如山是梅蘭芳的鐵桿支持團隊——“梅黨”的領袖,他選擇去臺灣;而梅蘭芳毫無遲疑地要留在大陸,唱了一輩子戲,自然是觀眾在哪他在哪。“再思啊再想!”齊如山以一句戲文作為告別。梅蘭芳樂觀地說,你到了臺灣,我們還可以一起搞戲劇。這對死黨一生無緣再見。
1949年10月,梅蘭芳以政協委員身份參加開國大典。1951年4月3日他被任命為中國戲曲研究院院長。他寫道:“我在舊社會是沒有地位的,今天能在國家最高權力機關討論國家大事,又做了中央機構的領導人,這是我們戲曲界空前未有的事情,也是我的祖先們和我自己都夢想不到的事情。”
周恩來建議梅蘭芳回北京居住以便工作,并想安排他住回無量大人胡同。梅蘭芳婉謝。他說那間宅子已經賣給他人,不希望依靠政府之力迫使人搬出,請政府給他一所小院作宿舍即可。政務院管理局于是為梅蘭芳安排了三套房子以供選擇,護國寺甲1號院(后門牌號改為9號)是他看房的第一站。小院向東不遠是慶王府遺址,此院原是王府馬廄,后改建為二進四合院。民國時期曾是國民黨軍官宿舍。這宅子固然比不上大四合院和小洋樓,但對于梅蘭芳來說,廿載顛沛流離,有個安定的家即好,身在新社會,今非昔比。梅蘭芳表示對這里很滿意,其他兩處不必再看。
1950-1951年問,梅蘭芳一家陸續搬至北京。不久,兩個大兒子都結婚生子,加蓋了南房、西跨院后罩房。宅子擠了點,但便于梅蘭芳與孫輩們親近。有一次,孩子們在院里踢球,一腳把球踢進廚房飯鍋里,梅蘭芳只覺有趣,并不責怪。
客廳與綴玉軒的兩重天
小院坐北朝南,東廂房原是廚房餐廳和女兒梅葆玥的臥室,現開辟為梅蘭芳的服裝道具陳列室;西廂房原是長子梅葆琛臥室,現展覽梅蘭芳的國畫作品,還有齊白石、陳半丁、吳昌碩、黃賓虹、徐悲鴻等畫壇師友贈給他的畫。梅蘭芳酷愛繪畫,當世名家被他拜了個遍,小有造詣。抗戰時困在上海不登臺,他就靠畫畫為生。站在院中央,面前北屋一排正房,最東邊是梅蘭芳與夫人的臥室,兩張單人床并排擺放。梅蘭芳公務繁忙經常很晚回家,演出后也習慣晚睡,為不打擾夫人休息分了兩張床。
正房中間是客廳。門口右手邊立著紫檀穿衣鏡,鏡框周圍是螺鈿鑲嵌的八仙過海圖案,這面大鏡子放在光線敞亮的地方,是為了方便梅蘭芳對鏡練功。
如今,客廳說是按原樣布置,實際只余一些大件家具擺設,本來的藝術氣息大打折扣。原本掛在客廳的,有清代宮廷畫家郎世寧的《雙鴿圖》、揚州八怪之一金冬心題寫的梅華詩屋匾、齊白石和陳半丁合畫祝梅蘭芳六十大壽的條幅、徐悲鴻為他畫的肖像《天女散花圖》等。“文革”爆發時,梅蘭芳已去世五年,仍被打成反動藝術權威,紅衛兵沖進梅宅把掛在墻上的字畫及梅蘭芳與家人、朋友、外賓的合影掃蕩一空。連同紫檀、黃花梨的條案、琴桌、椅凳等珍貴家具,至今下落不明。多年之后,《天女散花圖》幸運地被人在倉庫角落里發現并歸還。
主人在時,這間客廳很熱鬧,盛況不亞于當年的豪宅沙龍。田漢、歐陽予倩、周信芳、袁雪芬、紅線女、丁果仙等新時代的同事、同行,都是護國寺小院的座上賓。用梅家廚師的話說,飯桌很少有空暇的時候,總是不斷擺上飯菜招待客人。
客廳西側是寂靜的小書房,這是整座院子里唯一一個只屬于梅蘭芳的房間。透過窗口望去,書房與客廳相通的門楣上,掛著一塊匾額:“綴玉軒”。這詩意的名字是為梅蘭芳創作劇本的李釋戡所擬,意思是采取眾家之長融為一體。綴玉軒本不是書房的名字,而是常在書房聚會的“梅黨”團體雅號。梅蘭芳搬進這所宅子時,梅黨早已不復存在,大多數成員逝世,齊如山去臺灣,銀行家馮耿光留在上海“靠邊站”,“文革”中凄涼死去。綴玉軒仍在,故交零落,只余梅蘭芳一位孤獨的主人。
新社會的“第一劫”
1949年10月底,在北京參加完一系列新中國慶典活動后,應天津市文化局局長阿英邀請,梅蘭芳到津演出。其間,他接受了剛由天津《大公報》改組建立的《進步日報》采訪。當時全國上下都在大談“戲改”。到1949年召開第一次全國文代會時止,經過審查,除了解放區創作的十個新編歷史劇和十個新編現代戲,所有劇種的傳統劇目加起來只有63出可以上演。民間有旬順口溜形容可觀劇目之少:“翻開報紙不用看,梁祝西廂白蛇傳”。記者問梅蘭芳“京劇如何改革”,他說出了內心的真正意見:“京劇藝術的思想改造和技術改革最好不要混為一談……俗話說,‘移步換形’,今天的戲劇改革工作卻要做到‘移步’而不‘換形’”。
梅的表達已比弟子程硯秋溫和很多,程曾直言,戲改如“鹵莽從事,會釀成不易挽救的大錯”。
作為剛上任的戲劇改革委員會領導,梅蘭芳的一番話無異于“唱反調”。田漢、馬彥祥、馬少波等文藝界領導批評梅蘭芳宣傳改良主義觀點,與京劇革命精神不相容。當時年僅22歲的小記者張頌甲后來擔任了經濟日報副總編、中國建材報社長,他在回憶文章中寫到自己第二次探望梅蘭芳的情景:“才幾天不見,梅先生這回顯得有些心神不寧,容貌也有些憔悴了……他告訴我:‘已有兩三個晚上沒睡好覺了’……接著,他焦急并帶有埋怨地說:‘這事怎么辦?那天我只不過隨便和你談談,沒成想你那么快把文章發表出來,也沒成想那么快惹來了許多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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