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街

羊街的石板路坑坑洼洼，卻一派江邊古鎮的幽雅。大約是因為少有人居住，黃昏時就顯得格外寧靜。很多院落大門緊閉，據說白天是開放的。諸如恭請中研院史語所前來李莊的鄉紳羅難陔就住在這條街上，也是他把房子拱手相讓，供那些學術大師如李濟、梁思永等在此落腳。于是這些房子就成了某某名人的故居，進而是需要保護的“文物”;卻又未能將那些人物有效地張揚開來，于是文物便也寂寞下來，樁樁往事伴著江水隨風而逝。

但是羊街依舊好，是我尤為喜愛的那種小街。鱗次櫛比的房舍依次晃入眼簾，你會在那一磚一瓦中感受到年月的幽深。于是順著羊街一路向前，據說當年這里是富人的街道，“中央”來的“大人物”才會住在這里。想象著梁思永或李濟每天穿過這條狹窄的街道，去往隔壁的張家祠堂研讀他們真正的文物。

思永是思成同父異母的兄弟，只是今人已很少再提及他。他和徽因一樣英年早逝，也和徽因一樣在李莊患上了很嚴重的肺病。據說思永是梁啟超最看重的兒子，而他在中研院的地位似乎也比思成高。從中研院史語所留下的“留別李莊栗峰碑銘”中可以看到，思永的名字僅次于董作賓，而隔過三位之后才是思成。梁思成堪稱中國建筑之父，這其中是否有因妻而貴的因素？但反正他們兄弟二人均為學界翹楚，也都在1948年被國民政府選為首屆院士。

便是這激情四射的田野考古，一寸寸地剝奪了思永的健康。而他又是一個情之所至忘我投入的科學家，于是慢慢地，那些致命的病灶開始蠶食他的生命。李莊雖風景宜人，幽靜清雅，但盡日不見陽光的陰冷卻不宜休養生息，更何談曾奔波于田野古穴之間的思永。不久思永臥床不起，以病弱之軀和愧疚之情，向考古組長李濟陳情不得不暫時放棄那些考古報告的撰寫。盡管如此，這個人稱“硬人”的書生只要一息尚存，便會掙扎著靠在病榻上繼續工作，為著自己不懈追求的學術理想。

梁家人在李莊可謂受盡折磨，人們回憶起那段多舛的時光，總會用到“貧病交加”這個詞語。思永胃病、肺病并發，徽因患肺結核常年臥床，思成車禍后脊椎的傷越來越重，甚至人們都懷疑他們能否活著走出李莊。傅斯年為他手下這些折損的精英痛斷心腸，幾次寫信懇請政府救助梁氏兄弟，或者是祈禱天佑驕子，讓他們的生命堅守到了抗戰勝利。盡管思永、徽因最終不曾逃脫英年早逝的殘酷（他們于1954年、1955年先后離世），但他們畢竟活著并充滿希望地走出了李莊。

關于思永，一段后事令人感動。思永生前撰寫的《安陽西北岡考古發掘報告》，因罹病而最終未能完成。此斷稿隨史語所運抵臺灣，思永過世后由去往臺灣的弟子高去尋整理編輯。如此前后歷時18年，高去尋最終將思永的未完稿鋪衍成浩浩蕩蕩的八卷本。高先生為此付出的半生心血，似乎唯有“去尋”兩字可以告慰。據統計，以篇幅計，高去尋補寫的部分已是原文的80倍之多，卻仍以梁先生未完稿、高去尋輯補而署名。足見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道德操守。后來高去尋成為第五任史語所所長。

板栗坳

為著未能成行的板栗坳而有些微的惆悵，卻給了自己一個再來李莊的理由。我在想望中描繪板栗坳的光景：這里應該是板栗樹成林，而板栗樹恰是一種質地剛硬的樹種。于是史語所坐落于此，傅斯年的家亦坐落于此。

竹林間那些飛檐的房子總是很美，盡管年深日久，色澤晦暗。那個叫作栗峰書院的地方原本是張家宅院，史語所住進來后便真的書卷飄香了。

將中研院搬來李莊，傅斯年可謂殫精竭慮。那時他除卻擔任中研院總干事，又是史語所的第一任所長。他奉命自昆明遷往川南，用他的話說，其時甚為忙碌。他坐鎮重慶，心系李莊。諸如租賃房舍、籌措錢糧、安置同仁、開展業務等等要務，均需一一過問。而斯年又特別富有責任心，以致終于病倒，讓胡適等好友甚為擔憂。

在李莊期間，傅斯年為學術的進步可謂嘔心瀝血。如胡適所言，史語所實現了培根所講的“集體研究的方法”。培根300年前的理想，到了100多年前才由世界上一些先進國家慢慢地做到，而傅斯年在中國做到了。

傅斯年為學術披肝瀝膽，亦為困病中的學者奔走呼號，尤其那封上書時任中研院院長朱家驊的信，其情深意切，讀來依舊感人肺腑。

騮先（朱家驊）吾兄左右：茲有一事與兄商量之。梁思成、思永兄弟皆困在李莊。思成之困是因其夫人林徽因女士生了肺病，臥床二年矣。思永是鬧了三年胃病，近忽患氣管炎，一查，肺病甚重。梁任公家道清寒，兄必知之。他們二人萬里跋涉，到湘，到桂，到滇，到川，已弄得吃盡當光，又逢此等病，其勢不可終日，弟在此看著，實在難過，兄必有同感。弟之看法，政府對于他們兄弟，似當給些補助，其理如下：一、梁任公雖曾為國民黨之敵人，然其人于中國新教育及青年之愛國思想上大有影響啟明之作用;二、思成之研究中國建筑，并世無匹，營造學社，即彼一人耳。其夫人，今之女學士，才學至少在謝冰心輩之上;三、思永為人，在敝所同事中最有公道心，安陽發掘，后來完全靠他，今日寫報告亦靠他。忠于其職任，雖在此窮困中，一切先公后私。總之，二人皆今日難得之賢士，亦皆國際知名之中國學人。今日在此困難中，論其家世，論其個人，政府皆宜有所體恤也。國家雖不能承認梁任公在政治上有何貢獻，然其在文化上之貢獻有不可沒者，而名人之后，如梁氏兄弟者，亦復少！二人所做皆發揚中國歷史上之文物，亦此時介公所提倡者。弟平日向不贊成此等事，近日國家如此，個人如此，為人謀而稍從權。今日徘徊思永、思成二人之處境，恐無外邊幫助要出事，而幫助似亦有其理由也……

傅斯年如此來來回回，苦口婆心，洋洋千言，不過是要為梁氏兄弟及徽因討得一點救命的錢。

傅斯年在學界多年，卻總是遭逢動蕩與戰亂。他或者希望能有一片學術的凈土，讓學人們安下心來耕耘知識的田野。但抗戰之后又是內戰，讓這些書生何以治學？尤其讓傅斯年難以取舍的是，國民政府潰敗后在去留問題上的艱難抉擇，而傅斯年又已先行被國民政府任命為臺灣大學校長。

在那個岌岌可危、去向難定的時刻，任何學人被逼迫著作出選擇都是異常痛苦的。因為那不是簡單的去留，而是對未來整個命運的選擇。

傅斯年或者并不是通達之人，不可能輕易作出去留的決定。他在最后的時刻輾轉反側，盡管他已然親自安排了文物過海。駐留南京的日子讓他難分難舍，與胡適的徹夜長談更讓他意冷心灰。臺灣彈丸之地，窮鄉僻壤，而要離別的卻是和他血肉相連的土地。

據說最后的時刻，傅斯年將自己關在房中三天三夜。打開門后，便決定先去臺灣就職。或者這也算是舊時代知識分子的“愚忠”。不過他原先打算將所有家人統統帶過海峽，臨行前卻突然退掉機票，將一些親屬留下。并且他坦言，我可能很快就回來。

然而傅斯年再沒有回來。他在臺灣不到兩年便客死他鄉。他是在接受臺灣議會咨詢時，突發腦溢血而溘然長逝的。他是死在自己堅守的治學原則和教育理想上。

胡適在寫給傅斯年夫人的信中總結了他的一生：孟真的天才，真是朋友之中最杰出的，他的記憶力最強，而不妨礙他的判斷力之過人。他能做第一流的學術研究，同時又最能辦事，他辦的四件大事：一是廣州大學的文學院（最早期），二是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三是北大的復員時期，四是臺大，都有最大成績。這樣的combination（結合）世界稀有……

胡適筆下的傅斯年，就是真實的傅斯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