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每天呼吸著空氣，因為平常，忽略了它；我們每天用漢語拼音，讀書、打字、上網，同樣因為平常，也忽略了它。當有一天，有人問你，漢語拼音是哪來的？恐怕很少有人答得出。

在北京，有位年逾百歲仍筆耕不輟的學者，他就是漢語拼音之父周有光。

轉眼一百多年過去了，周有光今年已經108歲。他幽默地說：上帝太忙，把我忘記了。上帝把他忘記了，但這幾年讀者卻對他的作品津津樂道。

讀他的人生故事，你會喜歡上求知、友愛、講真話的周有光，也會感慨，一位一百多歲的老人，居然會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和敏銳的觀察力。

這位百歲老人，每天花時間最多的事情不是去公園遛彎兒吊嗓子，不是吃這吃那惴惴于生命無常，而是讀書。他一直以終生自我教育，百歲自學自勉，說人生就是一場馬拉松長跑，不要太在乎一時的長短，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來時迎，去時送，萬事順應自然，萬事莫要勉強，就是最好的了。這就是一位百歲老人的人生智慧吧。

別人五十歲準備回家抱孫子，周有光五十歲時才改行，還是大改行。他早年留學日本，學的是經濟，曾在美國華爾街工作過。新中國成立后，周有光作為經濟學教授，先后任教于復旦大學經濟研究所、上海財經學院。周有光通曉漢、英、法、日四種語言，是屈指可數的與愛因斯坦面談過的中國人，還是《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中文版三位編委之一（其他兩位編委是劉尊棋和錢偉長院士）。

周有光改行研究文字學，是偶然也是必然。早在歐洲學經濟時，周有光就對文字學產生了濃厚興趣，買了大量的書自學，當時中國還沒有文字學。1955年，國家進行文字改革，年過半百的周有光被委以重任。三年后，漢語拼音方案在全國人大會上通過并在全國推廣。

周有光也不是一帆風順，他年輕時得過肺結核，當時是不治之癥；八年抗戰數度死里逃生；文革期間被下放到西北二十多年他從未悲觀過。

我最初讀周有光，是他的《語文閑談》，里面的文章，既長知識，又有趣。比如，文革期間，知識分子遭到不公正待遇。周有光在短文《斯文掃地》中寫道：斯文掃地，原義指文化或文人不受尊重或文人自甘墮落（《現代漢語詞典》），引申義：知識分子勞動改造，罰作掃地工作。但作者并不是讓你哈哈大笑了事，他告訴你：詞義不僅有時代性，還有特定的歷史背景，以及特殊的用法。全文就這么點內容。《語文閑談》出版后成了暢銷書，于是周有光又寫了兩本，叫續編和三編。

《百歲新稿》《朝聞道集》《拾貝集》《周有光106歲自選集》百歲周有光告訴我們：人可以這樣慢慢變老。他更像個博學的長輩，教我們換個角度看世界：薩滿教不僅是我國滿族人的，在俄羅斯和西亞也深入人心；沙皇就是蒙古族大汗的意思；馬克思沒有看到資本主義全貌，因此資本論只可能是哲學推理，不可能是科學論證；八股文不是貶意文章有長有短，思維敏捷，觀點犀利，讓人拍案叫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