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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筆記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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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然，至者，信哉!人世間，若無精神，人之立、軍之威、國之強、民之富，則無從談起，無由成就!所以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

細細讀完這本《中華精神》，我心情無比激動，受益匪淺。原來古人早就擁有了那么多高尚而美好的精神:雷鋒的螺絲釘精神等等，都深深地震撼了我的心靈，他們是中國瑰麗燦爛的歷史上一顆顆閃亮的星星;是五星紅旗上一片紅色。想到人們的高尚精神，再想自己，我無言以對，暗自羞愧。記得有一次是學校的課間休息時間，正玩得起勁的時候，忽然聽到“哎呀”一聲，原來是一個低年級的小學生跌倒了。本想上去攙他起來，卻禁不住同學叫我玩耍的誘惑，只能裝作視而不見，匆匆地繞道走了。但就在忍不住回頭時，我看到了一位同年級的學生正跑去攙扶他，不禁臉紅了。

話，我的眼里不禁泛出了淚花，感覺心里的恨消失了，對媽媽只有感激。今年母親節(jié)，我就親手給媽媽做了個小禮物，用卡紙做一朵鮮艷的大紅花，并且工工整整地寫上了對媽媽的祝福和我想說的悄悄話，以此來表達我對母親的感激之情。還記得媽媽收到禮物時，一向嚴肅的臉上也笑開了花。

親情很珍貴，但友情我也同樣非常重視的。我有一個非常要好的朋友陳一曄，和我同級，每次和她在一起的時候我都好開心。每當我去她家作客時，她總是會熱情地招呼我，有好吃的東西也總會分我一半。每當遇到不懂的題目里，我們就會在一起討論、交流，雖然有時我們也會爭得面紅耳赤，但馬上又和好如初了。我們倆還經(jīng)常在一起做手工，比如紙花、小紙船等等，看著我們開心的樣子，媽媽常說我們要好的就像兩姐妹。我們的生活中離不開朋友，我真心地希望和我的每個朋友的友誼之樹都常青。

讀書筆記篇二

誠然，至者，信哉!人世間，若無精神，人之立、軍之威、國之強、民之富，則無從談起，無由成就!所以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

細細讀完這本《中華精神》，我心情無比激動，受益匪淺。原來古人早就擁有了那么多高尚而美好的精神：雷鋒的螺絲釘精神等等，都深深地震撼了我的心靈，他們是中國瑰麗燦爛的歷史上一顆顆閃亮的星星;是五星紅旗上一片紅色。想到人們的高尚精神，再想自己，我無言以對，暗自羞愧。記得有一次是學校的課間休息時間，正玩得起勁的時候，忽然聽到“哎呀”一聲，原來是一個低年級的小學生跌倒了。本想上去攙他起來，卻禁不住同學叫我玩耍的誘惑，只能裝作視而不見，匆匆地繞道走了。但就在忍不住回頭時，我看到了一位同年級的學生正跑去攙扶他，不禁臉紅了。

說到感恩，我想起了媽媽。有次聽爸爸說，在媽媽懷著我的時候，真的是受盡了“磨難”，腳浮腫得厲害，早上睡的香，晚上又不睡，連著幾個月，爸爸媽媽都沒有一夜睡過完整的覺。剛出生時我才五十厘米，如今，我都一百四十多厘米了，想想這其中得有父母多少的心血啊!原來心里一直有點恨媽媽，因為她對我很嚴厲，有時我還真有點怕她。聽過爸爸的話，我的眼里不禁泛出了淚花，感覺心里的恨消失了，對媽媽只有感激。

今年母親節(jié)，我就親手給媽媽做了個小禮物，用卡紙做一朵鮮艷的大紅花，并且工工整整地寫上了對媽媽的祝福和我想說的悄悄話，以此來表達我對母親的感激之情。還記得媽媽收到禮物時，一向嚴肅的臉上也笑開了花。親情很珍貴，但友情我也同樣非常重視的。我有一個非常要好的朋友陳一曄，和我同級，每次和她在一起的時候我都好開心。每當我去她家作客時，她總是會熱情地招呼我，有好吃的東西也總會分我一半。每當遇到不懂的題目里，我們就會在一起討論、交流，雖然有時我們也會爭得面紅耳赤，但馬上又和好如初了。我們倆還經(jīng)常在一起做手工，比如紙花、小紙船等等，看著我們開心的樣子，媽媽常說我們要好的就像兩姐妹。我們的生活中離不開朋友，我真心地希望和我的每個朋友的友誼之樹都常青。

人們的高尚精神教育了我，我也同樣會以古人為榜樣，不斷學習，不斷進步，同學們，讓我們一起快快行動起來吧!中華精神永遠在我們心中!

讀書筆記篇三

在中西文化相互碰撞，中國傳統(tǒng)文化面臨危機的背景下，徐復觀先生寫了《中國藝術精神》一書，系統(tǒng)地指出中國傳統(tǒng)的藝術精神及其對現(xiàn)代人生的啟示。他在此書中對儒道兩家思想在傳統(tǒng)藝術人生形成過程中的地位與作用做了深入研究。這本書一共十章,前兩章分別論述了儒家孔子與道家莊子各自所代表的藝術精神,其余八章均為論述繪畫藝術及其所蘊涵的中國藝術精神。整部著作以第二章為總綱領,重在探討莊子為藝術而藝術的“純藝術精神”,其結論是中國繪畫藝術是由莊子哲學一路開導而出。

莊子所追求的道，與、藝術家所呈現(xiàn)出的最高藝術精神，在本質(zhì)上是完全相同； 對儒家而言，或可稱莊子所成就為純藝術精神。

徐復觀先生提出的這些觀點，讓我耳目一新，為我理解中國藝術精神提出了一條比較重要的路線。

徐先生從文化的角度來研究藝術，將藝術作為與道德、科學相并立的三大文化支柱之一。他認為藝術最能體現(xiàn)出一個全整個體所具有的修養(yǎng)和所達到的人生境界，同時也是修身養(yǎng)性的手段。中國傳統(tǒng)藝術成就蔚為大觀，而其中體現(xiàn)的藝術精神來講，就是由道德而藝術，在世界中安頓內(nèi)在自我進而達到與外在社會秩序和諧的一種力量和超越精神。他進而認為，中國文化的精髓和最高體現(xiàn)就在其藝術精神，而中國的藝術精神實際上則由老莊思想系統(tǒng)所導出，尤其體現(xiàn)在中國傳統(tǒng)山水繪畫上。他說“老莊思想當下所成就的人生，實際是藝術地人生；而中國的純藝術精神，實際系由此一思想系統(tǒng)所導出”（p28），并且，“為人生而藝術，才是中國藝術的正統(tǒng)”（p82）。與儒家的入世精神相比，道家更表現(xiàn)出一種人性解放的“純藝術精神”。

徐先生的這一論點從從整個中國藝術和文化的大處著眼，觀點鮮明，論述詳備，但此論一出就引起了熱烈的反響和爭論。爭論的焦點集中在：中國藝術精神，能否以道家為精髓和根本？因為，在徐先生看來，無論在精英傳統(tǒng)，還是在民間社會，占主流文化地位的儒家禮樂文明只承擔了道德領域的倫理、政治教化的重任，而在藝術領域所作出的貢獻則遜色于道家。換言之，在儒家內(nèi)部，作為盡善的儀式化、規(guī)范化的儒家禮教只是倫理道德的，而“儒家真正的藝術精神”，即能盡美的樂教文化，不幸“自戰(zhàn)國末期，已日歸湮沒”（p23）。其衰落的原因，徐先生認為是儒家樂教自身內(nèi)部和社會外部的雙重原因所導致的。從內(nèi)部來看，“樂”的到達不是唯一的工夫，也不是一般人能輕易用的上的工夫。一個儒者可以 通過“克己復禮”、“慎獨”、“正心”等更容易做到的工夫完成人格修養(yǎng)，因而也就“無需乎必取途于樂”。（p22）從外部看，孔子所要求的“為人生而藝術”的雅樂并不能被一般大眾所接受，“孔子所追溯達到的美善合一的音樂精神與其形式??之合于少數(shù)知識分子的人生修養(yǎng)之用”。（p22）而易于被人民接受的俗樂又“始終不能得到被儒家思想所影響的人們的正面的承認”而難于發(fā)展。因而儒家樂教在先秦以后開始衰落。徐先生認為這就導致了儒家藝術人生的欠缺，進而也就不能代表中國的藝術精神了。

在徐先生看來，儒家思想不能代表中國藝術精神，而道家能夠做到這一點。他繼而進一步具體闡述了老莊一系自由、放達的自然心靈與“以虛靜為內(nèi)容的道家人性論”在繪畫藝術中所體現(xiàn)的和諧身心、解放人性的美學思想。但是我認為這里面也存在著問題。

首先，僅僅是繪畫藝術能否充分表達道家思想及中國藝術精神？中國的山水畫并不是對客觀的真實再現(xiàn)，而是一種主觀的取舍和布置，其背后透出一種主體的精神關注和價值取向。它是技藝與精神的共同創(chuàng)造，它是超脫了自然實存的人文化了的理想世界和精神田園。他的價值不在于山水的壯麗，而是畫面所透露出的畫家的思想和精神，因而它的表現(xiàn)手法無疑是自然含蓄內(nèi)向的，這與道家精神實有相通之處。但是，即使虛靜、自然、安寧是中國山水畫追求的最高境界，卻并不能就此認為其代表了中國藝術的最高追求。由于藝術形式多元化的事實，用藝術精神來理解老莊思想可以，但以道家的藝術精神來代表中國的藝術精神就有了以偏概全之嫌。而且即使繪畫突出體現(xiàn)了中國藝術精神中道家取向，也并不能表明儒家思想就沒有自由超越的藝術精神。

其實在中國的山水繪畫的傳統(tǒng)之外，還有其它諸多藝術形式，詩歌就是一例。中國對于繪畫與詩歌的文論是有不同標準的，一個偏重于“虛”，而另一個則是“實”。因此，中國詩的高品與正宗同中國畫的高品與正宗明顯差異。而這二者的差異反映了儒道兩家在人生追求和藝術旨趣方面的不同。所以說，在評及傳統(tǒng)藝術時，只注重一方而將其定義為中國藝術精神是不恰當?shù)摹?/p>

其次，對藝術精神獲取的途徑問題。對藝術的真正把握要求觀者要有強烈的移情和豐富的想象，并達到藝術欣賞所應有的物我兩忘的審美境界。但是個體對藝術的感悟并不是憑空捏造的，對藝術移情的對象和聯(lián)想的素材來自個體的經(jīng)歷。個人審美經(jīng)驗的獲得是審美主體在欣賞過程中的自我展現(xiàn)和人格造就的過程。因而藝術作品及其浸潤的精神來源于實踐，藝術欣賞活動也要依賴于實踐。把藝術追求的美等同于無限制、任意的自由或“游”，把對美的追求等同于對道家之虛靜、自然之“道”的追求是偏頗的。

第三，繪畫的技能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需要長時間的入世的熏陶教化和技藝練習。教化的目的就在于獲得得心應手、游刃有余的自我經(jīng)驗，這個過程是走向身心和諧的必經(jīng)階段，繪畫也不例外。儒家并沒有拒絕這一意圖達到永恒美感的心靈追求，而是把這本具有深刻出世意蘊的繪畫技藝，當做一個修身養(yǎng)性的重要手段。老莊所謂的“道”是抽象的，但是卻具象于日常的生活中。藝術的使“道”更加形象；“道”使藝術更具有深度。而“道”在藝術里要通過“技”來表現(xiàn)。要入世才能真正地學到“技”。只注重于對“道”的追求而忽視“技”的訓練，并不能使藝術精神得以形成。

可以看出，徐先生對道家思想代表中國藝術精神的論述還有值得推敲的地方。其實徐先生僅僅從儒家樂教的衰落推導出儒家藝術精神的“日歸湮滅”不免有些武斷，因為儒家講求的修身治世、立己達人的內(nèi)在性超越精神對中國藝術精神的產(chǎn)生也是有影響的。我更覺得中國藝術精神在內(nèi)容上應該是儒道互補的。

但是，當我看完此書后，我也有一些迷惑不解的地方，比如說莊子的藝術精神,原本不在于藝術創(chuàng)作,而是落實于人生態(tài)度上，這一點大家應該都比較熟悉。錢穆先生在《老莊通辯》中就曾說:“循莊子之修養(yǎng)論,而循至于極,可以使人達至于一無上之藝術境界。莊生之所謂無用之用,此惟當于藝術境界中求之,乃有以見其真實之義也。”后來經(jīng)過自己不斷的翻閱資料，對其也有一些自己的感言。

莊子雖說不言藝術,但卻對中國藝術發(fā)展特別是最為中國繪畫主流的山水畫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中國地大物博名山名川數(shù)不勝數(shù)，其優(yōu)美的山川景色，適合安頓人的心靈，因此古代的許多名人隱士寄居于這美景中。對于繪畫，他們在忘我、喪我的狀態(tài)下,以“虛靜之心”觀照天地之間的“素樸之美”的影像來表現(xiàn)心中對山川那種空靈玄遠的境界的追求，這又恰與莊子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純藝術精神不謀而合。也就是在這種追求之下，中國繪畫藝術擺脫筆墨技巧的束縛，達到人與自然諧和統(tǒng)一的境界，由此也就獲得了精神上的無限自由。

我想這就是藝術精神!

徐復觀先生雖說不擅長繪畫,但其著作卻是從哲學的角度去探究中國藝術精神的真諦。然其慧眼獨具,匠心獨運,以哲學家的敏銳眼光,透視中國藝術精神的內(nèi)核,發(fā)前人所未發(fā),啟后人之所啟。雖說是無意于言“美”,卻是提升了審美意趣,豐富了中國美學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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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筆記篇四

武漢大學歷史系馮天瑜教授長期致力于中國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且學術偏好為明清文化史。馮教授對中國文化生態(tài)、中國文化特質(zhì)、中外文化互動等諸多論題進行過考究。2005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這本《中國文化史》就是由馮教授領銜，并與何曉明教授、周積明教授在中國文化史領域共同創(chuàng)作的研究成果。

馮天瑜教授在其著作《中華文化史》（以下簡稱“馮著”）“導論”部分指出，“文化史是史學的一個分支，是文化學與史學相結合的一門歷史科學”。至于文化史的研究對象，馮教授認為，文化史是“把人類文化的發(fā)生、發(fā)展作為一個總體對象加以研究??”。筆者認為，所謂文化史就是以人類文化為研究對象的一門學科。文化史是通過歷史視角、借助歷史理論和方法來解讀人類文化的一門學科。對于文化史的研究對象，學者們見仁見智。有人認為，文化史與學術思想史或典籍文化史同義；也有人認為文化史應集中于精神文化的歷史，研究重點如特定歷史時期的觀念、時尚、宗教崇拜、方言、習俗、娛樂等。

從理論上講，撰寫通史性著作的難度要遠遠大于專門史。而撰寫跨越數(shù)千年專門史的難度又大于撰寫某一個朝代、某一個階段專門史的難度。因為人的學力、精力有限。具體到“中華文化史”領域，時間跨越數(shù)千年，內(nèi)容包羅萬象，如果不是在此領域潛心研究數(shù)十載，斷然難以寫出如此鴻篇巨制。大概是出于確保著作質(zhì)量考慮，馮天瑜教授并未獨自完成這一課題，而是選擇與何天明、周積明等教授合作，以期達到優(yōu)勢互補、相得益彰的效果。

馮著洋洋百萬言，從“人猿相揖別”的上古一直寫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從遠古時期人類“質(zhì)樸的精神之花”一直寫到毛澤東思想，對上下五千年的中國思想文化發(fā)展歷程進行了全面梳理。正如作者在全書“題記”中所寫的那樣：本書以《中國文化史》擬題，意在研討中華民族文化的生成機制與發(fā)展歷程。

一、“中華”的概念

之中華。”

又《晉書卷六六·列傳第三六》有如下一段文字：

“伏波將軍孫秀以亡國支庶，府望不顯，中華人士恥為掾?qū)伲再┖拢贋樯崛恕！?但從上下文來判斷，此二處的“中華”僅僅指中原漢族政權控制的區(qū)域，而不包括邊陲少數(shù)民族政權控制的區(qū)域。

作者指出，“中華”是一個文化人類學概念，而并非體制人類學概念。筆者認為，“中華”是一個不斷變化中的概念。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中華”的概念可能不包括少數(shù)民族政權控制的河北、山西、內(nèi)蒙等區(qū)域，但到了隋唐，“中華”的概念就要寬泛得多，甚至連甘肅、寧夏等地也可以被稱為“中華”。筆者據(jù)此認為，當中央政府強大時，“中華”的范圍就大，當中央政權式微時，“中華”的范圍就小。

筆者認為，作為現(xiàn)代意義的“中華民族”，顯然不是歷史上歷屆中央政權統(tǒng)治范圍內(nèi)的民族之和，而是泛指現(xiàn)在中國國境線內(nèi)的各民族之和。這與孫中山的“驅(qū)逐韃虜、恢復中華”中的“中華”意義仍不相同。現(xiàn)在我們常用的“中華”更多的是一個政治概念，而不是一個文化概念。但撰寫學術著作，就不能滿足于使用政治意義下的概念，而必須由學者自身對相關概念進行界定。可惜馮著對“中華”概念的界定剛開了個頭，就戛然而止，讓人稍感遺憾。

二、“文化”的概念

和“中華”的概念相比，“文化”的概念更不好把握。文化是一個非常寬泛的概念，給它下一個嚴格和精確的定義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不少語言學家、歷史學家、哲學家、社會學家、人類學家一直在努力，試圖從各自學科的角度來界定文化的概念。然而，迄今為止仍沒有獲得一個令人滿意的定義。據(jù)作者統(tǒng)計，有關 “文化” 的各種不同的定義有近二百種。

天“文化”的含義。今天的“文化”一詞很難在中國古籍中找到一個可以完全對等的詞匯。所以，我們不必糾纏于中國古代有沒有“文化”的提法，而應將注意力集中于中國古代究竟有哪些屬于現(xiàn)代意義上的“文化”？這些“文化”現(xiàn)象是如何發(fā)生，如何變化，如何影響中國人的思想。

馮著在“導論”部分花了大量篇幅介紹了古典進化論者、傳播學派、歷史地理學派、功能學派、結構學派等對文化的定義。這些內(nèi)容對于開闊我們的研究視野，甚至提供新的研究思路都不無裨益。但并不是每一種定義都能在我們的研究中真正發(fā)揮作用。我們?nèi)孕枳约簭臍v史學的視角對中華文化進行梳理。

作者指出，文化的實質(zhì)性含義是人類化，是人類價值觀念在社會實踐過程中的對象化，是人類創(chuàng)造的文化價值，經(jīng)由符號這一介質(zhì)在傳播中的實現(xiàn)過程，而這種實現(xiàn)過程包括外在的文化產(chǎn)品的創(chuàng)造和人自身心智的塑造。簡言之，凡是超越本能的、人類有意識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會的一切活動及其產(chǎn)品，都屬于廣義的文化。筆者對此非常認同。也正是因為廣義的文化包羅萬象，才給那些想要撰寫中國文化史的學者出了一個難題。

作者還借用了“文化形態(tài)學”的相關理論，對文化分為物態(tài)文化層、制度文化層、行為文化層、心態(tài)文化層等幾個方面。其中，物態(tài)文化層與自然關系更密切一些，而制度、行為、心態(tài)文化層則與人自身的關系更密切一些。隨著社會發(fā)展，物態(tài)文化新陳代謝的節(jié)奏較快，而制度、行為、心態(tài)文化的慣性較大，帶有濃厚的保守性格。筆者于是聯(lián)想到1840年國門被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打開后，清朝統(tǒng)治者先想到的是學習西方的物態(tài)文化，即堅船利炮。后來發(fā)現(xiàn)堅船利炮扭轉不了清朝的頹勢，于是開始學習西方的制度和文化，翻譯出版了大量西方著作。然而，僅僅學了一些皮毛，清朝就退出了歷史舞臺。

三、文化史在歷史學科中地位的確立和發(fā)展

誠如作者所言，史學是一門古老的學科，但文化史獲得獨立地位的時間卻并不久遠。不但在中國史學界如此，在西方情況也大致相同。把史學從政治史、軍事史擴大到文化史、經(jīng)濟史、工商業(yè)史、科技史，是啟蒙時代史學的重大貢獻之一。從這時開始，文化史在西方史學界開始成為一門獨立的歷史學科。法國啟蒙思想大師也因為其貢獻被譽為“文化史之父”。

伏爾泰以后的兩個世紀，西方涌現(xiàn)出大批文化史著作。“五四”前后，一批西方人所著的文化史著作被翻譯介紹到西方來。與此同時，一些中國學者也開始仿效其體例，參酌其史觀，自行編撰中國文化史專著。梁啟超可謂這方面的開山者。后來，顧伯康、柳詒征、陳登原在20世紀30年代分別撰寫了幾種《中國文化史》。解放后，我國的史學一度成為單純的政治史，“重政務，輕文化”。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學者的學術意識開始覺醒，學術視野迅速拓寬，文化史重新獲得了其在史學界應有的地位。

“文化生態(tài)”界說

文化必然存在于一定的環(huán)境中。在第一章中，作者先談了人類文化誕生的自然環(huán)境——地球，接著談了人與地球的互動關系：人類源于自然，人類受賜于自然，也受制于自然。同時，人類又能超越自然，并按照自己的意志改造自然。人類產(chǎn)生后，人類社會也就相應誕生。人類社會也是人類文化誕生的社會環(huán)境。

人類對自然的態(tài)度，本身就是人類思想文化的一部分。作者引用了《國語》、《孟子》、《逸周書》、《荀子》、《管子》等中國古籍中記載的有關“人與自然”關系的內(nèi)容，得出“不能違拗自然規(guī)律，是中國古代哲人的一貫思想”的結論。筆者認為，這些記載的背后反映出當時已出現(xiàn)了人破壞自然、人向自然過度索取的現(xiàn)象，當時的哲人出于“持續(xù)索取”的考慮才提出保護自然的思想。

“生態(tài)”一詞（eco-）一詞源于古希臘字，意思是指家（house）或者我們的環(huán)境。簡單的說，生態(tài)就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狀態(tài)，以及它們之間和它與環(huán)境之間環(huán)環(huán)相扣的關系。由此可見，“文化生態(tài)”是一種借喻手法，借用了生態(tài)學上的相關概念。這種借喻手法也出現(xiàn)在其他領域，如“政治生態(tài)”、“社會生態(tài)”等。文化生態(tài)學是以人類在創(chuàng)造文化的過程中與天然環(huán)境及人造環(huán)境的相互關系為對象的一門學科。

但是，作者似乎在有意延續(xù)這種“借用”手法，對此做法筆者深不以為然。在前文本已表述清楚的“自然環(huán)境”、“社會環(huán)境”，又被作者借用物理學上“場”的概念而改成“自然場”、“社會場”，還煞有介事地分析什么是“自然場”和“社會場”。很快，在本書第9頁，作者又將自己創(chuàng)造的“自然場”、“社會場”等概念棄之不用，又從自然環(huán)境、經(jīng)濟環(huán)境、社會組織環(huán)境三個角度剖析人類文化產(chǎn)生的環(huán)境。

應該說，作者最后得出的結論還是站得住腳的。作者認為，要把握一個民族文化的真髓及其發(fā)展歷程，必須首先了解這個民族得以繁衍的自然環(huán)境和社會條件，并對其進行綜合的、動態(tài)的考察，也即將文化生態(tài)三層次作為一個統(tǒng)一整體，進行分析與綜合的雙向研究。

兩組文化生態(tài)類型

有“裔不謀夏，夷不亂華”的記載，這說明在當時的人們看來，“裔夷”與“華廈”是作為兩種相對立的文化形態(tài)出現(xiàn)。《論語》中“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的記載也反映了孔子對中原農(nóng)業(yè)文明先進性的肯定。筆者認為，從生產(chǎn)力的角度看，農(nóng)業(yè)文明確實優(yōu)于游牧文明。但如果從人類文化的創(chuàng)造、傳承和發(fā)展的角度看，農(nóng)業(yè)文明和游牧文明沒有優(yōu)劣之分，它們共同構成了中華民族的文化生態(tài)。而且農(nóng)業(yè)文明和游牧文明之間常常通過和平或不和平的手段互相融合，甚至出現(xiàn)了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建立統(tǒng)一全國性政權的情況。

而19世紀中葉以降，長期帶有強烈優(yōu)越感的東方農(nóng)業(yè)文明，在西方工業(yè)文明這個“不速之客”面前卻接連吃敗仗，不僅割地、賠款，連京師都被人家占領了兩次。中國人逐漸意識到：中國人并非一線單傳的天之驕子，而不過是多元世界的普通一員。至此，中國人獲得了一個全新的文化參照系——西方工業(yè)文明。

筆者認為，杜亞泉在《東方雜志》上把中西文化的區(qū)別視為“性質(zhì)之異，而非程度之差”的觀點不完全準確，更加準確的表述應為“性質(zhì)既異，程度也不同”。在歐洲的工業(yè)革命未開始之前，歐洲大陸也普遍是農(nóng)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為主。布羅代爾在《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由此可見，以定居、農(nóng)耕為特征的農(nóng)業(yè)文明在工業(yè)革命之前曾出現(xiàn)在各個大陸，而當時各個大陸之間的交流非常有限。

李大釗認為西方工業(yè)文明高于東方農(nóng)業(yè)文明整整一個歷史時代的觀點也是從生產(chǎn)力的角度看待的。筆者始終認為，文明背后所代表的生產(chǎn)力有高下之分，但文明本身絕不應有優(yōu)劣之分。而且，各個文明之間的界限隨著文明之間的互相交流、影響而變得日益模糊。如：輪船、火車、汽車、飛機這些由西方工業(yè)社會創(chuàng)造的產(chǎn)品早已成為全人類共同的財富。

按照西方走過的發(fā)展模式發(fā)展，因為西方模式并非唯一的模式。

與杜亞泉不同，李大釗、陳獨秀考察中華文化的生成機制的視野不僅包括地理環(huán)境，還包括經(jīng)濟生活和社會制度層面。

讀書筆記篇五

高爾基曾說過：“書是人類的進步階梯。”書是我們的好朋友，通過它可以“看”到廣闊的世界，“看”到銀河里的星星，“看”到中華瑰麗的五千年，“看”到風土人情和世間萬象……對我們擴大視野、增長見識、豐富積累、提高素質(zhì)，有著十分積極的意義。世界本來就是一個矛盾的集合體，每個人在生活中，都會遇到各種各樣的抉擇，但不需要為壓力過重而苦惱，更不需要為了失敗而哭泣，也不要讓事情來主宰我們，而是要用積極的態(tài)度來主導、推動事情往更好的方向進展。

我國偉大詩人杜甫說過：“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在人人擁有一好書，人人讀一本好書的讀書工程的號召下，我買了一本李開復先生的《做最好的自己》。看了這本書后，感覺與眾不同，如何才能做最好的自己?這需要我們每個人進行思考。是的，更多的時候，大家都在審評對方，研究對手，卻很少有時間靜下心來了解自己。

首先吸引我的是書名，當書到手時我懷著好奇的心情去讀這本書。讀完后不禁覺得神清氣爽，以前也曾讀過一些書，讀后似乎感覺都是一些空話，僅僅留給我一些無謂的說教，沒什么實質(zhì)性的幫助。

再者，每個人對成功的理解不同。相信許多人和我一樣，或許經(jīng)常有這樣的感覺：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成功，怎樣才能得到成功，搞不清真正的人生價值是什么，如何實現(xiàn)。現(xiàn)在看了李老師的“成功”學后，體會到：人和人之間千差萬別，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選擇，不能用同一個模式去衡量所有人的成功，無論是所處地位與名望的高與低，擁有財富的多與少，只有發(fā)揮了自己的趣和特長，又對社會和他人有益，同時還體驗到了無窮的快樂，這就是成功，做到了最好的自己就是成功。

對此我的理解就是每個人都有成功的機會，形式不同，成功的意義也不同，不要去在乎世俗的模式，只要自己努力去實現(xiàn)理想，并且每天都在向理想靠近，就是成功。成功的標準并不是單一的，社會給每個人提供了不同的舞臺，只要在自己的舞臺上將自己的價值發(fā)揮到極限，無論是令人矚目還是平凡普通，都是成功。

當然，在現(xiàn)實社會中或許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無法實現(xiàn)的夢想，我們的理想和現(xiàn)實永遠存在著差距。而許多事情是我們無法改變的，我們所能做到的就是改變心態(tài)，調(diào)節(jié)情緒，改變思考方式，不斷超越自己，努力讓自己的生命充分燃燒，做最好的自己。

總的來說，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做一個最好的自己，都可以做到優(yōu)秀。我們更不必為自己趕不上別人而太過自責，也不必因為境遇不好而太過感傷，怨天憂人。我們就會變成一個更美好、更大度、更成功的人!

讀書筆記篇六

第一次讀阿城的作品，文字中沒有矯情，沒有焦躁，感覺就這樣平平實實的，才能更表現(xiàn)作者的內(nèi)心。作為讓我認識他的第一部作品，《棋王》給了我很多的感悟，關于棋文化的，關于命運的，關于哲學的，都從一種嶄新的視角帶給我們更多的感悟。

其中之一就是對一件事物有心而發(fā)的熱愛。

故事中的王一生是名副其實的棋王，他真正的把棋當做一種摯愛，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只要有棋在，他的生活和思想似乎就能夠被點亮，這樣一種純粹的境界恐怕不是我們所可以企及的吧。他可以在嘈雜的火車廂不厭其煩地尋找棋伴，可以在荒蕪的鄉(xiāng)下以棋會友尋找生活的樂趣，可以讓棋真正成為一生的愛好不棄不離……我們有時候也可以這樣，不論是學習上的，還是生活上的，只要認真了，就理應必須全神貫注。比如當你從事了文學這方面的工作，你就應該認真創(chuàng)作，潛心研究，帶給大眾更多優(yōu)秀的作品，但必須是欣喜的主動的，若是坐在電腦前逼著自己去完成某身外的東西，那種感覺必然是令人惡心的深惡痛絕的，所以當初選擇的時候就應該慎重，選擇自己的所愛吧。

之二就是人格的魅力。

盡管如此熱愛象棋，盡管極其渴望參加棋賽，但面對朋友用自己最愛的祖?zhèn)鞯钠鍝Q來的機會，他毅然拒絕，不能因為自己的愛來讓別人替我們承受一些本不該承受的，丟卻了施舍與同情，但獲得的是尊嚴與內(nèi)心的安寧，這是心靈上的財富。就好比領導“青睞”你的“某種才能與特長”，要求只有當你甘愿為他奉獻的時候，才可以讓你留下來，甚至是升到更高的職位，這時你是否可以選擇堅守自己的底線，像王一生那樣，熱愛卻不失信仰。也許你們覺得自己能夠輕易做到，但沒有到那個時候，請都不要下結論，這只會表現(xiàn)你們的膚淺和幼稚，如果真的是那么容易的事情，這也就不值得作為王的魅力所在啦。

之三就是棋王的淡泊與平靜。

之四就是，時代的限制和物質(zhì)的貧乏并不能剝奪人們追求幸福生活的信念和權利。

不論是王一生還是倪斌，還有那些決賽冠軍們，都這么為棋癡狂，沒有因為環(huán)境的改變而動搖信念，這就是精神的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