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只是幫李陵說了幾句公道話，就惹火了漢武帝，被處以宮刑。司馬遷的慘叫從歷史幽暗的隧道盡頭呼嘯而來，生理與心理的雙重劇痛撕裂著他的心。他痛啊，可他就在這無邊的疼痛中寫出了光耀千秋的巨著《史記》。

病痛是人的生理反應，它讓人保持了一種與世界對峙的狀態，藝術創作往往就是病中的呻吟，很多奇才大才的產生需要這樣的契機。詩人車前子，他的筆墨天馬行空行云流水，那絕不是構思而出，那是上蒼的點化。他腿部有疾，行走不便，奇人奇事就發生在這樣的才子身上。據說他出世時便面紅耳赤，接生婆剛剛從母腹中將他接到手中，在別的嬰兒都要啼哭時，他卻狂笑不止，把接生婆嚇了一大跳，認為是怪物，慌忙扔到地上，這一扔，就摔壞了他一條腿，讓他疼痛了一輩子。在姑蘇，在離唐伯虎故居不遠的一處民居中，車前子一個人畫扇面寫毛筆字，偶爾他會在虎丘或滄浪亭梅山下竹叢中踽踽獨行，在中國文壇上他獨步多年，他身后，一條奇特的藝術之路在雪地上延伸。

史鐵生的境界也是一般作家難以企及的。如果不癱瘓的話，他應該是個人高馬大、生龍活虎的小伙子，也不會從事寫作吧。陜北窯洞的插隊對生活讓他患上了風濕病，最終致使他無法站立行走。一個人，坐在輪椅上，從孤苦家庭到街道小作坊，黑暗無邊的日子讓他生不如死，他一次一次來到地壇公園，思考著哈姆雷特的問題：是死還是活？終于有一天，地壇成了他生命的祭壇，他寫出了《我與地壇》這樣的靈魂之作，藝術像云彩托著他進入天堂。而他，他們，在通往天堂的路上，曾經走過長長的地獄。

這讓我想起了病蚌成珠的故事，一只河蚌里掉進一顆沙子，蚌感到不適，還有些疼痛，就不停地分泌物質包裹它，一年又一年，原來那不時疼痛的地方，就出現了一顆光彩奪目的珍珠。人其實亦是如此，如果司馬遷未受宮刑，心靈不痛，他可能寫不出《史記》，他就是一個平常的官吏罷了，就像正常的河蚌不會孕育珍珠。當然，這不是說處以宮刑是件好事，司馬遷寧愿做個平庸的常人，也不愿終生承受那敏感狀態。

讓靈魂始終清醒吧！疼痛最終將心靈打磨得雪亮，放射出一種光芒，天才和偉人就在這樣的際遇中橫空出世——音樂家貝多芬，耳

聾，但他卻聽到了宇宙間最瑰麗的靈魂樂章；作家博爾赫斯，盲人，阿根廷一個低微的圖書管理員，是他，洞若觀火地看到了時間與生活縫隙間的生命的無奈；詩人拜倫，腿部殘疾，在人類精神的崇山峻嶺間，他登上了一個健康人都難以企及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