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雜文集:《窮人》小引

〔10〕　“富是使個人加強的”等語　見陀思妥耶夫斯基《手記·財富》。

〔11〕　叢蕪　韋叢蕪(1905—1978)，安徽霍丘人，未名社成員。譯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窮人》等。

〔12〕　Constance　Garnett　康斯坦斯·迦內特(1862—1946)，英國女翻譯家。曾翻譯俄國作家列夫·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訶夫等人的作品。

〔13〕　Modern　Library　《現代叢書》，美國現代叢書社出版。

〔14〕　原白光　日本的俄國文學翻譯家。

〔15〕　素園　韋素園(1902—1932)，安徽霍丘人，未名社成員。譯有果戈理的中篇小說《外套》、俄國短篇小說集《最后的光芒》等。

〔16〕Dostoievsky’sLiterarscheSchriften德語：《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學著作集》;Mereschkovsky’sDostoievskyundTolstoy，德語：梅列日科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與托爾斯泰》。梅列日科夫斯基(E.`.XMRMaYTNIYJZ，1866—1941)，俄國作家，象征主義和神秘主義者。一九二○年流亡法國。著有歷史小說《基督和反基督》、《保羅一世》等。

〔17〕癗曙夢(1878—1958)日本的俄國文學研究者、翻譯家。著有《俄國近代文藝思想史》、《露西亞文學研究》，譯有列夫·托爾斯泰《復活》等。

　　魯迅是富人還是窮人?

近看魯迅晚年書信，他對此都有明確的表述。這些表述，對于我們了解魯迅的偉大人格及他的經濟生活，是第一手的材料。

魯迅很重視自己和文人的經濟收入。他曾對友人說：“無論什么，總和經濟有關，居今之世，手頭略有余裕，便或出或處，自由得多，而此種款項，則需豫先積下耳。”“我想贈你一句話：專管自己吃飯，不要對人發感慨。并且積下幾個錢來。”為什么魯迅要重視經濟收入和積一點錢呢?除了一般“防患未然”外，主要還是當時斗爭的需要。他曾對日本友人說過：“我為了反抗政府，確實貯了一些錢，以備萬一，使我即使被迫害，什么都不能做了，還能有飯吃。”“許多人毫無準備，一受壓迫，大都不外屈服。”上世紀30年代初，國x黨白色恐怖加劇，進步文人有被捕、被殺的，魯迅幾次避居在外，他寫的書文，不僅過去的被禁，新寫的也常不能發表，使他不斷變換筆名，即使這樣，還常被刪削，因此他的經濟收入大受影響。就是這種情況，因他過去“貯了一些錢”，所以生活還能過下去。他給友人信中說：“(近來)文稿很難發表，因壓迫和書店買賣壞，經濟上自然受些影響，但目下還不要緊”。又說：“倘照現狀生活，尚可支持半年，如節省起來，而每月仍有多少收入，則可支持更久。”

魯迅于1927年秋天同許廣平往上海同居后，至1936年逝世，這9年期間，他除開始幾年受聘過蔡元培的“大學院特約撰稿員”而領每月固定薪酬300元外，其余全靠寫(譯)作為生。他去上海前給友人信中說：“我先到上海，無非是想尋一點飯，但政，教兩界，我想不涉足，因為實在外行，莫名其妙。也許翻譯一點東西賣賣罷。”又說：“到上海去。那邊較便當，或者也可以賣點文章。”然而到上海后，他很快發現：“上海靠筆墨很難生活，近日禁shu至百九十余種之多”，“我能否以著書生活，恐怕也是一個疑問”。“以譯書維持生計，現在是不可能的事。”因此他在給友人信中發出感嘆：“其實在今筆墨生涯，亦殊非生活之道，以此得活者，豈誠學術才力有以致之歟?”

但不管怎么說，魯迅畢竟是一位有影響的作家，作品容易發表，因此稿酬也多，生活總的還是優裕的。有研究者統計了魯迅日記中這9年的經濟收入，得出這期間魯迅總收入為舊幣【第7句】：8萬多元，平均每月收入有700多元，合今天人民幣二三萬元。有人據此認為魯迅當屬富人之列。

這是表面看問題了。

為了生計，不論嚴寒和酷暑，也不顧勞累和生病，他總是不停地在寫作、翻譯和編書

首先，魯迅這點收入取得是非常不易的，且無保障。他除開始幾年有“大學院”固定薪酬300元外，其它全靠辛苦寫作和譯作來取得。他在給友人信中說：“現在的生活，真像拉車一樣，賣文為活，亦大不易。”魯迅在一封信中又說：“我近來總是忙著看來稿，翻譯，校對，見客，一天都被零碎事化去了”，因此，他的寫作時間都只能在夜深人靜之時。另一封信他說：“別的瑣事又多，會客，看稿子，紹介稿子，還得做些短文，真弄得一點閑工夫也沒有，要到半夜里，才可以嘆口氣，睡覺。”他給友人寫信訴苦說：“老實說罷，我實在很吃力，筆和舌，沒有停時，想休息一下也做不到，恐怕要算是很苦的了。”魯迅晚年身體不好，時常生病，但為了生計，他還得去寫作和翻譯。有多封書信談到了這種狀況：“近來因為生病，又為生活計，須譯著賣錢，許多事情都顧不轉了。”“上海大熱，昨天室內已達(華氏)九十五度，流著汗譯《死魂靈》，痱子發癢，腦子發脹。”之前魯迅曾向一位青年作家解釋說：“今年也熱，我們也都生痱子。我的房里不能裝電扇，即能裝也無用，因為會把紙吹動，弄得不能寫字，所以我譯書的時候，如果有風，還得關起窗戶來，這怎能不生痱子。”“又在咳嗽，消化不良。我的一個壞脾氣是有病不等醫好，便即起床。近來又為了吃飯問題，在選一部小說，日日在讀名著及非名著，忙而苦痛。”總之，魯迅為了生計，不論嚴寒和酷暑，也不顧勞累和生病，他總是不停地在寫作、翻譯和編書，他真是“很苦”的了。

收入雖然不少，但負擔重，用錢地方多

然而，就是這樣，魯迅還經常收不到稿酬和版稅。他在給友人信中說：“我的'版稅被拖欠得很厲害。”“我就從來沒有收清過版稅。”“我有三千余，與開明書店交涉至今，還是分文也得不到。”就是魯迅親自幫助建立的北新書局，后來也常拖欠魯迅版稅，以至有一陣子魯迅要聘請律師，和北新打官司。魯迅曾和友人說過，北新欠他有十七八萬元。魯迅逝世后，這位友人寫文說：如魯迅得到這批款子，就有條件易地療養，還能活得長久些，貢獻更大些。再有就是魯迅寫的書文，常被盜版。魯迅給友人寫信說：“上海真是流氓的世界，我的收入，幾乎被不知道什么人的選本和翻版剝削完了。然而什么法子也沒有。”就是魯迅自己花錢印的書，放在書店里代售，“他們收下了，我也無此本領向他們收回書款，我自己印的書就從來未有不折本的。”“還有頂要緊的，是代賣店，他們往往賣去了書，卻不付款，我自印了好幾回書，都由此倒灶的。”

此外，魯迅收入雖然不少，但負擔重，用錢地方多。1930年年初他在給友人的一封信中談到：“我近來做事多而進款少，另外弄來的錢，又即被各方面紛紛分散，今又正屆陰歷年關，所以很窘急。”這“各方面”都指什么呢?首先是家庭負擔。魯迅說：“負擔親族生活，實為大苦，我一生亦大半困于此事，以至頭白，前年又生一孩子，責任更無了期矣。”北京有母親和原夫人朱安(和雇的傭人)要全部負擔;上海自生了海嬰后，也雇了兩個傭人，負擔更重了。還有魯迅的親屬，有困難和急需用處時，魯迅也要管。如魯迅三弟周建人的兩個孩子上學的學費，是魯迅支付的。有一年，魯母提出要在家鄉修墳，魯迅身邊一時無現款，就給北新老板寫信，要他將《桃色的云》和《小約翰》兩書紙板帶來，“設法集一筆現款，只好藉此設法耳”。其次是幫助人的開支。魯迅給友人的信中曾說過：“凡是為中國大眾工作的，倘我力所及，我的希望(并非為了個人)能夠略有幫助。”被魯迅幫助過的青年作家、畫家以及其他人，真是多多。青年作家葉紫，一次寫信給魯迅，說他“已經挨餓了”，請魯迅幫助問問他投稿的稿酬如何。魯迅回信說，“已放十五元在(內山)書店，請持附上之箋，前去一取為盼。”青年木刻家何白濤從上海新華藝專畢業后即失業，他要回廣東老家，但苦于沒有路費，寫信向魯迅借錢，魯迅回信說：“先生要我設法旅費，我是可以的，但我手頭沒有現錢。所以附上一函，請于十五日自己拿至內山書店，我當先期將款辦好放在那里，托他們轉交。”作家蕭軍、蕭紅也從魯迅那里拿過錢救急，一次魯迅回信說：“我這一月以來，手頭很窘，因為只有一點零星收入，數目較多的稿費，不是不付，就是支票，所以要到二十五日，才有到期可取的稿費。不知您能等到這時候否?但這之前，會有意外的付我的稿費，也料不定。那時再通知。”蕭軍、蕭紅用了魯迅的錢，感到“刺痛”，魯迅回信說：“這是不必要的。我固然不收一個俄國的盧布，日本的金圓，但因出版上的資格關系，稿費總比青年作家來的容易，里面并沒有青年作家稿費那樣的汗水的用用毫不要緊。”此外還有捐助對“左聯”及一些進步刊物，他不時都有過捐款。如一次魯迅給“左聯”辦《文藝群眾》刊物的徐懋庸寫信說：“附上稿費收據三張，為印刷之用，乞便中往店一取為感。”等等。總之，正如晚年魯迅在給母親的信中所說的：“男為生活計，只能漂俘于外，毫無恒產，真所謂做一日，算一日，對于自己，且不能知明日之辦法”。

上述“各方面”加在一起，魯迅的收入就入不敷出了。我們在魯迅晚年書信中，在談到經濟生活時，不時看到“窘迫”、“窘急”、“拮據”這些字眼，就不奇怪了。這使他的生活質量大受影響。如他在上海生活幾年后，覺得環境不好，身體也日壞，一次他給友人寫信說：“上海的空氣真壞，不宜于衛生，但此外也無可住之處，山巔海濱，是極好的，而非富翁無力住，所以雖然要縮短壽命，也還只得在這里混一下了。”上海“一·二八”戰事時，他的寓所突陷火線中，共中四彈，他攜婦孺避入內山書店，友人勸他搬一更好地方，他信中說：“至于搬家，卻早在想，因為這里實在住厭了。但條件很難，一要租界，二要價廉，三要清靜，如此天堂，恐怕不易找到，而且我又沒有力氣，動彈不得，所以也許到衰不過是想想而已。”又說：“蓋重營新寓，為事甚煩，屋少費巨，殊非目下之力所能堪任。”又如他的老母在北京，他晚年想去看望，也是怯于財力不能成行：“欲歸省，則三人往返川資，所需亦頗不少，今年遂徘徊而終于不動，未可知也。”“本欲往北京一行，勾留一二月，怯于旅費之巨，故且作罷。”就是晚年魯迅經常生病，醫生和友人都勸他搬一好住處以利病情;或到外地療養。但魯迅為家中今后生計以及經濟考慮，都不能成行：“我本想搬一空氣較好之地，冀于病體有益，而近來離閘北較遠之處，房價皆大漲，倒反只好停止了”。“(在蘇聯的作家蕭三)力勸我游歷，但我未允，因此后甚覺為難，而家眷(母)生計，亦不能不管也”。

這么說來，魯迅不僅不是富人，還屬于窮人之列了?也不是。魯迅對自己總的經濟狀況曾有過明確的表述：“我的生活其實決不算苦。”“我不能說窮，但說有錢也不對”。“其實以現在生活之艱難，家中歷來之生活法，也還要算中上。”應該說，魯迅是一個以寫(譯)作為生的“自由職業者”，雖然生活不富裕，但還能過上“中上”的生活。這是當時時代使然。魯迅這樣一代文豪還只能過這樣的經濟生活，其他文人就更等而下之了。

解放后，文人作家進了“作家協會”作為“專業作家”給養起來，有“官本位”級別的固定薪金和各種待遇，生活是安逸不愁了(改革開放后，一些文人作家適應了市場經濟，更有出千萬、億萬富翁的)，但也出不了魯迅這樣偉大的作家和作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