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爸爸不是那誰誰，不然，我會大吼一聲，報出他的名字，保準把厄運嚇得一溜跟頭地跑到別人那里去。

在鐵西區小五路的某間平房里，我爸爸趴在炕頭哭，我媽媽趴在炕梢哭，我爬到爸爸那兒，他說，去你媽媽那兒，我爬到媽媽那兒，她說，到你爸爸那兒去。這個場景定格在我人生的開始，大概那天醫生確診我患上了青光眼，有可能導致終生失明。后來，媽媽帶我千山萬水地治眼睛，爸爸在家里上班加班，維持生計。我們經常會在異鄉的醫院里，或者某鄉村旅館里，接到來自沈陽的爸爸的匯款，還有搜羅來的寶貴的全國糧票。藥沒少吃，路沒少走，最后回到家，眼睛的視力終于還是徹底消失了。

記得，爸爸第一次，跟我鄭重地談話，也仿佛是對著我的未來談話：兒子，爸爸媽媽盡力了，治病的錢摞起來，比你還高，長大了，別怨父母。我有點手足無措，想客氣兩句，又有點心酸。

我爸爸叫周叢吉，老家在遼寧營口大石橋。上世紀60年代大饑荒時，跑到沈陽，當工人。他是個挺聰明挺有情趣的人。或許晚生幾十年，也能搞點藝術什么的。

他愛養花，我們家門前，巴掌大的地方，他伺弄了好多花花草草。上世紀70年代末，電視機像個飛碟似的，降臨在我們貧瘠的生活中。先是鄰居買了一臺黑白電視，我們整個向陽大院的孩子們都炸了鍋。每天，流著口水，盯著人家的窗戶。接著排著隊，幫他家劈劈柴，打煤坯，就為了晚上能搬上小板凳，去他家看《大西洋底來的人》或者《加里森敢死隊》。這時我爸爸，閃亮登場了。他騎上自行車，到沈陽的大西門電子零件市場，買線路板、圖紙，埋頭鉆研，終于有一天，咣地一聲，我家的“原子彈”爆炸成功了。桌子上，那堆三極管二極管，亂七八糟的線路，亮出了雪花飛舞的畫面，穿西裝的念新聞的主持人，在雪花里扭來扭去，我們家有電視了，九英寸，是我爸爸裝的，太驕傲了。

在工廠里，他也是把好手，車鉗銑刨各種工種全能拿得起。后來他被評定為八級工，大概相當于高級技術工人的職稱了。可是，我越來越不喜歡這樣的爸爸，以及工廠的噪聲和冶煉廠的黑煙。那時，我開始讀泰戈爾了，什么夏天的飛鳥，飛到我窗前。我們家門口，只有一個下水道，再向前是個臭垃圾箱，緊接著還是個下水道。爸爸每晚都要會見他的同事，講車床、鋼管、抽煙、喝酒，媽媽在外屋地(東北方言，對門廳兼廚房的稱呼)炒花生米。我們要等著他們吃完才能上桌。而且，像所有工人階級的爸爸一樣，讓全家人害怕他，是他人生價值的體現。比方我們在唱歌，這時他回來了，吆喝一聲，全家都灰溜溜的，屁都不敢放一個。

所以，每個人的叛逆，都是從反抗爸爸們開始的。

我很記恨他還打過我。有一次，我從外面回來，一下子把蓋簾里剛包好的餃子踢翻了，我爸爸上來就給了我一巴掌，我很委屈，因為眼睛看不清楚，就為了一點餃子。爸爸也很反對我讀書，有一回，媽媽帶我去書店，買了將近20元的世界名著，回家后，爸爸很不高興，說花了這么多錢，這個月你的伙食費可快沒了。有時候，我會偷偷設想，如果生活里只有媽媽，沒有爸爸，那該多么愉快。

不滿的情緒，和身板一樣在長大。戰爭終究無可回避地爆發了。

在我16歲的時候，我已經可以上桌喝酒了，一次，親戚來家，帶了一瓶西鳳酒，我喝得多了，躺在火炕上，內火外火交相輝映，和爸爸一言不合吵了起來，他也有點醉了，拿起拖鞋照我腦門上一頓痛打，用鞋底子打兒子，那是很有儀式感的老理兒呀。

我是新仇舊恨涌上心頭，加上酒勁兒，沖到外屋地，抄起菜刀，就往回沖。好幾個人攔著把我拖出門，據當事人跟我講，我一路喊著，我要殺了你。嗷嗷的，街坊鄰居都聽見了,真是大逆不道。后來，我爸爸問我媽，兒子怎么這樣恨我，到底為了啥?

跟爸爸的戰爭，讓我成熟了。明白人長大了，就應該離開家，到外面去適應生活。能走多遠就走多遠。我去了天津、長春，一年回家一兩次，爸爸勸我當個按摩大夫，很靠譜，風吹不著雨淋不著。我不以為然，尤其是他設計的，我偏不干這行。這時，爸爸也達到了他一生的頂點，由于技術出眾，當了一個小工廠的副廠長，還承包了個項目，不過不久，就下來了，他經常唏噓，那時有人送紅包，不敢要，拿工廠當自己的事情去做，結果也沒落下好。

1994年，我大學畢業，爸爸去沈陽火車站接我。從浪漫的校園里，從光輝的名著里，從對姑娘們的暗戀里，我又回到了破敗的鐵西區，幾口人擁擠在一起的小平房。爸爸抱怨當初我不聽他的話，學文學，結果工作也找不到。于是，他帶著我去給校長送禮。這時，我看到他卑微的另一面，見了宛若知識分子的校長，點頭哈腰，大氣也不敢喘，把裝了1000元的信封和酒塞入人手里，拉起我，誠惶誠恐地走了。回家，還念叨著，校長是遼寧大學畢業的。后來，中間人告訴我們，沒戲。我爸爸畢竟是工人階級，有覺悟，一聽不好使，就去校長家，把錢要了回來。

對于家鄉的失望，讓我們越走越遠，然而父母老了，他們只能在身后，踉蹌著嘮叨些盼望和祝福。BP機出來了，手機出來了，電腦出來了，他們無視這一切，還專注地天天看著電視，用座機給遠方的兒子打長途電話，害怕電話費昂貴，又匆匆地掛斷。有一年，我在異鄉，接到了爸爸的一封來信，他很當真地告訴我，知道我在寫文章，他想提供給我一個故事。說我們老家，山上本來有一大片果園，最近都被人砍了。故事完了，他問我，這件事能寫成一篇好文章嗎?

還有一次，爸爸來電話，說身體不好，讓我趕快回一趟家。等我回家一看，他啥事也沒有。他神秘地告訴我，給我找了個媳婦，馬上要見面。原來，我家出租了一間房給一個在澡堂里工作的姑娘，不久前，她妹妹從老家來了，也想進澡堂上班。我爸就動了心，偏要撮合一下，那姑娘礙于住在我家，不好推辭，就說先見見面。這下，我爸當真了，千里迢迢，把我召回。

我說，我沒興趣，他就瞪眼了，那你還想找個大學生呀?怕他生氣，我只能答應見見，小姑娘剛從澡堂下班，就過來了，房間里就我們倆，她問我，在北京干啥，我說，賣唱。她說，那有空去北京找你，那邊的澡堂子怎么樣?我不知道她具體想知道的是啥，就囫圇著說，大概水很熱。

我也是看過加繆的人了，也是聽過■的人了，咋還落到這么尷尬的境地?

這事情以后，我是發著狠逃離家鄉的，如果沒國境線攔著，我能一口氣跑到南極。

2000年以后，爸爸有一次搬鋼板把腰扭了，于是，提前退休。他脾氣不好，不愿意去公園跟老頭老太太聊天下棋，天天悶在家里，躺床上抽煙看電視。結果，得了腦血栓，一次，在外面摔倒了，周圍人不敢去扶，有人拿來被子蓋在他身上，直到有鄰居告訴媽媽才被抬回來。從此，他走路要扶著墻，小步小步地挪。每次，我和妹妹回家，要走的時候，他都會嗚嗚地哭一場。這讓我想起二十多年前的他，渾身充滿了力氣的鐵西區強悍的棒工人，拍著桌子，酒杯哐啷哐啷地響。他放出豪言：你們長大了，都得給我滾蛋，我誰也不想，誰也不靠!

現如今，媽媽說，我們就拿他當做個小孩。這個小孩耳朵有點聾，說話不清楚，顫顫巍巍地站在家門口，盼望著我和妹妹這兩個在外奔波的大人早點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