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個著名的社會心理學實驗——“米爾格蘭姆服從實驗”被好萊塢搬上了大屏幕。為什么這個心理學實驗這么震撼人心呢？

1960年5月11日，以色列情報部門摩薩德歷經15年努力，終于將二戰期間直接負責屠殺猶太人的德國戰犯阿道夫·艾希曼逮捕，并秘密運送到以色列受審，由此而引發了人類思想史上的一場大辯論。

在法庭上，艾希曼反復辯解說，他只是執行了命令而己。在生活中，他是個不抽煙、不喝酒、不受賄、不玩女人的所謂“好男人”；但在受他管轄的匈牙利，幾十萬猶太人被送進了集中營的毒氣室，而且每一個死亡令都是他親自簽署的。

著名思想家漢娜·阿倫特出席了艾希曼受審現場，并由此發表了其影響深遠的作品《邪惡的平庸》。她用這個詞來指代參與者的順從，面對罪惡聽之任之，助紂為虐。漢娜認為，其實在很多時候，邪惡的事多是由普通的凡夫俗子干的。很多納粹黨員入黨時根本不知道希特勒的計劃，大多數人只是納粹命令的消極執行者。艾希曼在很多時候也沒有意識到自己在犯罪，他是滔天大罪下的一介平庸小官。

公審艾希曼也讓耶魯大學心理學教授斯坦利·米爾格蘭姆感慨不已。他想知道：人類的良知在權威面前到底能不能堅守？1961年夏天，他在耶魯大學心理學系做了個研究，那就是著名的“米爾格蘭姆服從實驗”。

實驗要求兩個被試者一起來到實驗室，一個被要求擔任“老師”進行提問，另一個擔任“學生”回答問題。如果學生答錯問題，老師被要求對學生進行電擊（學生坐在對面的房間里，但實際上他不會受到電擊）。期間的一些喊叫聲是米爾格蘭姆播放的，聽起來就像是那個學生處于痛苦之中喊出的。假若那個“老師”在研究的過程中表達出希望停止電擊的意愿，實驗人員會促使他繼續下去。

結果發現，在第一次的實驗中，65%的被試者執行了最痛苦的、最后的450伏電擊——即許多被試者明顯處于巨大的心理壓力狀態下，對于繼續進行電擊感到不自在，焦慮甚至痛苦。

為什么這些“施罰者”會如此“殘忍地”去傷害自己的同胞呢？理由很簡單：

“我是被命令去做的啊！我有什么錯？”

“這就是科學實驗啊，這樣做可以保證科學實驗的準確性。”

該實驗震驚了整個心理學界，它證明了人性中的善惡往往是在一念之間，在強大的權威面前，我們有時很容易放棄良知，被動地去做那些邪惡的事情。如今，該實驗已經是大學心理學教科書的經典內容。

不過，心理學家們對于實驗對被試者所造成的心理傷害耿耿于懷。我在伯克利加州大學的同事——戴安娜·鮑姆林德，當時就曾連續發文抨擊該心理學實驗的倫理道德問題。即使米爾格蘭姆公布實驗的“受害者”其實是由研究者扮演，實際上并沒有遭受電擊，慘叫是假裝的，在后來還是飽受爭議。米爾格蘭姆教授也因此被美國心理學會取消了一年的會員資格，理由是“實驗的不道德因素”。

盡管長期以來，米爾格蘭姆的電擊實驗被普遍認為是警告人們不要盲目服從權威，但我個人認為，該研究結果所反映的并不單是人們的盲目服從，更多揭示的還是人性中“善與惡”的道德沖突——實驗中很多施罰者其實是在痛苦中執行著權威的命令。

積極心理學發現，人類的道德包括共情的傾向，仁慈、友善地對待我們的同胞、親屬和本群組成員，這是我們善的天性。但與此同時，我們人性中也有惡的成分——排外、殘暴、惡毒地對待與我們不一樣的人，或者嫉妒、攻擊、陷害妨礙我們利益的人，這都屬于惡的傾向。可以說，米爾格蘭姆的研究更多的是反映了植根于人們心目中矛盾的道德傾向——人們一邊飽受所謂人道的折磨，一邊享受著作為控制者的施暴行為，也許“善與惡”之間的距離比我們想象的還要近一些。

當年在以色列的法庭上，艾希曼曾痛哭流涕地說，為什么當時沒有一個外在的聲音來喚醒他內心的良知？今天看來，在很多人都卷入到一場集體犯罪中的時候，也許確實需要有人來呼喚這些人內心的良知。然而，在類似的情形下，可怕的是普遍的沉默。

在服從實驗中，似乎只有真正受過相同傷害的人，才會義無反顧地站出來。如今興起的積極心理學，能承擔起“良知的呼喚者”的重任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