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振鏞，字儷生，號懌嘉，公元1755年出生，其父是乾隆帝時期的戶部尚書曹文植。曹振鏞是乾隆、嘉慶、道光三朝老臣，為官年齡達五十二年，在清朝官員中位于首位，無人居其左右。

乾隆四十六年中進士后進入官場，最開始選為吉士，任翰林院編修，后升侍讀學士。此后在嘉慶和道光兩朝歷任少詹事、通政使、體仁閣大學士兼工部尚書、首席軍機大臣、武英殿大學士、軍機大臣兼上書房總師傅、太子太師、太傅，并賜畫像入紫光閣，列次功臣之首。道光十五年去世后，道光帝親臨吊喪，下詔褒恤，賜謚文正，入祀賢良祠，擢其次子曹恩濙四品卿。可以說曹振鏞和其父曹文植掌控了乾隆、嘉慶、道光三朝大半個朝政，對于三朝的影響極大。特別是曹振鏞，因為某些原因，他的影響甚至上升到了整個清朝的角度。

李鴻章曾經說過：天下最容易的事，便是做官，倘使這人連官都不會做，那就太不中用了。為什么李鴻章會說出這樣的話呢？因為當官分三種：第一種是敢于直言，能辦實事的清官；第二種是魚肉百姓的貪官；第三種是碌碌無為，明哲保身的庸官。李鴻章之所以會說當官是最容易的事情，就是說的第三種官員類型。不表態，無建言，沒辦法。一說到干具體事，解決實際問題，就退縮不前，置身事外，能推就推，能糊弄就糊弄。概言之，就是不干事，也叫不作為。就算你沒有才能，就算你辦不了實事，只要學會推脫，就能安分的呆在自己的位置，做的好了，甚至可以升官。

這第三種官員的典型，就是曹振鏞。當然曹振鏞并不是沒有才能，但曹振鏞的為官之道便是多磕頭，少說話清人朱克敬《瞑庵二識》披露其自白云：曹文正公晚年，恩遇益隆，身名俱泰。門生某請其故，曹曰：無他，但多磕頭，少說話耳。

多磕頭，少說話的意思其實是，為官不冒進，不搶先，一切跟著皇帝的腳步走。說話要精簡，切中實際，并且要說的和上意。道光年間，道光帝是一個穩妥的人，科舉的士子撰寫八股文，只要格式正確，沒有太過出格的地方，就會判定其為好文章。曹振鏞作為道光帝的心腹大臣，嚴格跟著道光帝的腳步走，在評閱試卷時，將其作為標準，至于文章中是否有極其驚艷的治國之道，又或者是能安定天下的治世良方，倒是在其次。

曹振鏞不僅僅自己將多磕頭，少說話作為自己的為官之道，并且還將其教授給自己的門生子弟。《瞑庵雜識》記云：道光初，曹太傅振鏞當國，頗厭后生躁妄。門生后輩有入御史者，必戒之曰：毋多言，毋豪意興！御史本來職責是監督，如此一來，大部分都得過且過，不能完好的履行自己的職責。

正是因為曹振鏞這種為官之道，因此后世很多人對其都持批判態度。認為是他導致了清朝滅亡的開始，因此許多人都稱其為清朝的掘墓人。不過小編要說的是，曹振鏞擔任首輔的時候，整個清朝后期的官僚風氣已經形成，并不是因為他個人的原因，導致了整個清朝官僚系統的不作為。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大部分官員自動選擇了最穩妥的為官之道，因此將清朝滅亡的罪責放在曹振鏞身上，未免太過沉重。只不過歷史需要有人背黑鍋，而曹振鏞恰巧就是那個最合適的人選，因此才得了無數罵名。

從歷史上來看，曹振鏞為官期間，實際上還是有些功績的。道光年間，最大的歷史功績，便是平定了張格爾叛亂，維護了祖國的統一。而當時曹振鏞作為整個事件的應對策劃人，起了不少的作用。另外曹振鏞是鹽商之后，享有許多特權，但是后來有人提出鹽政改革，就使他失去了不少的利益。但是曹振鏞卻極為灑脫的說：焉有餓死之宰相家？一笑了之，將祖傳利益、家族利益撇在一邊，支持鹽政改革，大度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