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人像我一樣，是被這本書開頭的一段文字猛然擊中的——

“很快你就82歲了，身高縮短了6厘米，體重只有45公斤，但是你一如既往地美麗、優雅，令我心動。我們已經在一起度過了58個年頭，而我對你的愛越發濃烈。我的胸口又有了這惱人的空茫，只有你灼熱的身體依偎在我懷里時，它才能被填滿。”

傾聽這愛語的，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一個女人。傾訴者安德烈·高茲揣著一腔少年情懷，癡狂地愛著她。他“淌著眼淚”，深情回顧了他們從相識到相知、相愛的點點滴滴，說著“愛情，只有在與錢無關的情況下才是真正的愛情”之類的愛之箴言。而此刻，“美麗、優雅”的D已身患絕癥。因為曾經“承諾彼此柔情相待”，安德烈·高茲便在寫完了他的《致D情史》之后，毅然打開家中的煤氣，與愛妻共赴黃泉。

曾經想，或許，這就是不可企及的愛之結局了吧？她活著，就是在努力延長著他的壽命！我跟自己說，這又何嘗不是另一種形式的“承諾彼此柔情相待”呢？

“我們的楊絳”——這是我在蘇州十中聽到的一個親切的稱呼。在這座園林般的校園里，我尋覓著少女楊絳的芳蹤。總是忍不住地猜想，能讓錢鍾書說出“我見到她之前，從未想到要結婚”的女子，該是怎樣一個妙人呢？

她是個才女——她成名比錢鍾書早，最初別人介紹錢鍾書時會說：“楊絳的丈夫。”她翻譯的《堂吉訶德》，曾被鄧小平作為“國禮”送給西班牙國王；1989年，錢鍾書的《圍城》被搬上銀幕，當改編人員討論如何才能更好地突出主題時，楊絳立刻提筆寫道：“圍在城里的人想逃出來，城外的人想沖進去。對婚姻也罷，職業也罷，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錢鍾書覽畢盛贊：“實獲我心！”

她是個賢妻——在錢鍾書寫《圍城》的日子里，她為節省開銷，辭掉女傭，心甘情愿做“灶下婢”。握筆的手乍干粗活，免不了傷痕累累，“一會兒劈柴木刺扎進了皮肉，一會兒又燙起了泡”，但她明白夫君工作的價值，她說：“我賴以成名的幾出喜劇，能夠和《圍城》比嗎？”

她是個勇者——1997年早春、1998年歲末，她的女兒和丈夫先后去世，她傷心至極，便逼著自己“找一件需要我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的工作，逃避我的悲痛，因為悲痛是不能對抗的，只能逃避”。于是她決定翻譯柏拉圖《對話錄》中的《斐多》；她思考人生，在耄耋之年寫出《我們仨》《走到人生邊上》等力作；她用小楷抄寫錢鍾書的《槐聚詩存》，每天寫幾行，一寫就是半年，“通過抄詩，與他的思想、詩情親近”。

她活過一個世紀了！而他，又何嘗不在分享著她的“活”啊——活在她綿長的思念中，活在她深摯的文字里。

我想，如果安德烈·高茲沒有走出那一步，他今年剛滿89歲，與我們101歲的楊絳先生相比，他還是小弟弟呢！在我眼中，安德烈·高茲與楊絳都堪稱是與愛者“柔情相待”的典范，所不同的是，他們一個選擇了與愛者共死，一個選擇了與愛者共生。我無力對他們的選擇做出評判，我只想說，謝謝你們珍貴的提醒，愿天下愛者都能夠“彼此柔情相待”，愛到地老天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