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要想通過以上的描述斷定清朝官員平日工作繁重累死不償命你可就錯了，因公勞累只是個假象，一個關鍵證明是早朝完畢后官員可各自回家不必坐班，似乎還遠不及當今的打卡白領那般辛苦奔命。皇家上朝時間雖然很早，不時會迫使官員天沒亮就得匆匆趕場，但一旦早朝儀式結束，官員可以立刻回家睡上一大覺，直到日落才醒也沒人管你。如不打算睡覺，剩下的時間也完全歸你支配，真可以說是想干啥就干啥。

與上朝這類公事相比，惲毓鼎大量時間會花費在與科舉同科或鄉親好友之間的團拜上面，寫一些私人應酬的書法也消耗大量精力。比如有一陣很多人送來扇面給惲毓鼎要求題字，桌面上扇面常常堆積如山應接不暇。此外回復信函和閑逛琉璃廠淘舊版書也是重要的活動。據他自己的統計，僅1908年一年就收到各省的信件達五六百封，內容全是委托辦事，謀取差缺等事。這些信雖不必一一回復，但拆閱處理也須耗去相當長的時間。

表面上看，官員受公事牽扯精力并不像預想的那樣多，但私事應酬卻是如一張大網，常常罩得人喘不過氣來。從日記上看，趕赴私人飯局幾乎占去了惲毓鼎每天的大部分時間，幾乎到了煩不勝煩的地步，而且多屬人情世故之舉，不可輕易拒絕，有一次從正月初一到二月初三，一個多月的時間里，“無日不有應酬，無日不有飯局”，以致“疲困浮動，頹然病矣”。所以日記中時常發出自責的聲音。在1905年3月的一則日記中，惲毓鼎就自責說：“自去冬至今，會無謂之客，赴無謂之局，終日征逐，身心俱疲，求六時靜坐看書而不可得，以致胸懷擾攘，往往夜不能寐。十余年所用心性工夫幾全數放倒，若不亟自收拾，將為小人之歸矣。”也就是說再這樣消耗下去和小人沒什么區別了，這可是相當嚴重的一個事情，有一次惲毓鼎絡繹不絕地接待了十幾位客人，搞得腿部疼痛不能舉步。他不由自主地開罵起來，覺得自己“究竟無一正經之事，無一關系之言，費光陰，耗精神”，發出冤苦的抱怨。

1906年2月20日午前惲毓鼎連續接待了五撥兒客人，感到頭暈氣短，等客人剛離去，就嘔吐起來。于是他發出了一陣感喟，說西人彼此見面時會就事論事，聚會后也不迎不送，宴會上談論閑情私事，公事免談。中國卻恰恰相反，那些來訪的人，明明有想說的事，卻先做無數浮泛的言辭加以鋪墊，廢去許多口舌后才進入正題，已耗去無數精神。等到了該說之事，說起來又反反復復，沒完沒了，喋喋不休，聽起來讓人厭煩無比，其實幾句話就能說清。如此下去，主人哪里會不困，哪里會不怕會客？他說遇到一個朋友托他辦事，翻來覆去說了七八遍，送到大門，又照說一次。他感嘆這種人必不能決大疑、成大事。所以他“每懸想荒江老屋，耕讀自娛，不復問人間事，恐生平無此清福也”。

我們從一個清朝官員日常生活的瑣碎細節里發現，處理公事的部分其實占很小的比例，大量的時間會消耗在私事應酬的漫長程式里。這些私事有些可以自行支配，有些則如無法擺脫的勞役，其中甘苦只有當事人自己才能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