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問中國后，我突然心血來潮，想學英語。但是那時學校里根本不開外語課。廣播電臺雖然剛剛開始播放英語課程，可是誰家里有收音機呀!學英語對于一個農村孩子來說，真不亞于去天上摘星星。

爹是大隊革委會主任，我便要求爹在有線喇叭里放英語。爹聽后連連搖頭，說：你這是要我犯錯誤啊!大喇叭一響，人人都聽到了，要是有人說我放敵臺，我就是有三十六張嘴也說不清呀。爹看我沮喪的樣子，就想了想說：你要真想學，倒是有一個人能幫你。

誰?我急忙問。

陳奕人。

天，爹怎么會想到他?陳奕人是被北京的紅衛兵押到我們村監督改造的，一直住在我們家。聽說他以前是大學的英語老師，人干干瘦瘦的，似乎風一吹就能倒。我從來沒有與他說過一句話。可是現在，我想學英語，方圓百里，也只有找他了。

這天吃過晚飯，我來到西廂房，拍拍門，叫道：陳奕人!話音剛落，就見陳奕人噌地鉆了出來，戰戰兢兢地問：革命小將，有什么指示?

我想笑又不能笑，板著臉問道：你會英語嗎?

他一愣，忙搖搖頭說：不、不會。

不會!我不相信地瞪大了眼睛，說，你要是撒謊，可就是與無產階級對抗。一聽這話，陳奕人嚇得腿一打顫，忙說：報告，我、我過去會一點，可是，全、全忘記了。

我一聽有門，又嚴肅地說：從今天起，你教我學英語?

陳奕人仰起臉，結結巴巴地說：報告，我真的忘記了，我、我、我不能再散布資產階級的東西了。

我火了，說：你老實一點!英語這玩藝兒，無產階級也要占領。你難道還要頑抗到底嗎?不敢不敢。

那好，今天你先準備準備，明天正式開始。說罷，我威武地轉身離去。

第二天，我來到了西廂房。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陳奕人的全部家當：一床薄薄的被子，一個掉了瓷的臉盆，一個破紙箱子。最貴重的大概就是那個外表貼了橡皮膏的小小的收音機了。我一屁股坐到陳奕人的床上，他呢，則站在床前。隨后他從那只破紙箱子里翻出一本《英語課本》遞給我，我一看，是清華大學內部的書。他說：沒有別的課本，就用這個吧。

從此，我跟陳奕人從ABCD起開始了英語學習。我每天都是坐著，他則一直站著。我看他年歲大了，有時就對他說：你坐下來講嘛。他則誠惶誠恐地說：習慣了習慣了。說罷，仍是站著講課。

別看陳奕人平時像只怕見貓的老鼠似的，但有時遇到我讀錯了音，寫錯了單詞，他就會立時倒豎眉毛，兇得像個惡神，罵道：你怎么這么笨?可是一說完，他就覺得說走了嘴，可憐巴巴地望著我，還一個勁地賠禮道歉，說：我該死!我該死!我不應該對革命小將這個態度。

爹知道陳奕人在教我英語后，就在大隊革委會上說安排他在家寫系統的檢查，由我來監督。從此，陳奕人就可以不怎么下地干活了。

這樣過了幾年，一天，縣上突然來人，將陳奕人帶走了。這事兒發生得太突然，他走時連個招呼都沒來得及和我們打，究竟是福是禍

不知為什么，我的心里油然升起了對陳奕人的一絲掛念。

1977年，高考恢復。我報考了北京外語學院。筆試通過后，是口試。口試結束后，幾個考官竊竊私語，我不由一陣緊張。一個考官問我：你的口語是跟誰學的?

我剛要說是跟陳奕人學的，但轉念一想，不知他的問題有沒有解決，千萬不要因為受他牽連而上不成學呀，于是說：自學的。

那個考官微微一笑，道：是這樣的我們主任看過你的材料，想見見你，你跟我來一下。我糊涂了，我和他們主任非親非故，他為什么要見我呢?

我跟隨考官來到了三樓主任的辦公室。一進門，我就愣了，大辦公桌后面坐著的不是別人，竟是陳奕人。怎么，他是外語學院的主任?

陳奕人看我愣著不動，沖我笑笑，說：范老師，進來，坐呀。

他稱我老師!我回頭看看，除了我，沒有其他人。

陳奕人站起來，走到我身邊，親切地拉著我，問我村里的變化，問我爹的情況。我一一作答后，不解地問：陳主任，你怎么稱我作老師?

陳奕人沉默了，半晌，才緩緩地說道：你是我的老師，一點不為過。那年你找我學英語時，是我思想最苦悶的時候，我不止一次地想到了死。是你，使我看到了知識沒有過時，中國還有希望，讓我放棄了自殺的念頭。這是一個原因。二來是我當時已經幾乎荒廢了專業，是你的求學，讓我又被迫地撿起了英語，將那些單詞語法又找了回來，也才能使我今天有能力重新走上工作崗位。從這個意義上講，你真的是我的老師啊?

說著，陳奕人在桌上攤開一張宣紙，抽出一支毛筆，飽蘸墨汁，一揮而就四個大字難忘師恩，隨后遞到我的手上。我鼻子一酸，忙將陳奕人按到椅子上，把這張紙重又還到他的手里，并對著他恭恭敬敬地鞠了一個躬，愧疚地說：陳老師，謝謝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