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的故鄉在沂蒙山深處的一個村莊．村外不遠處有一片山區少見的楓樹林．那楓林遮蔭幾十畝，春天擎起一片青春的綠云，夏日匯成一泓生命的湖泊，秋天又燃成半山灼目的火焰，把山村襯映得格外秀美。只是林子深處高聳著二十幾座墳冢，給林子平添了一種肅穆和深沉．

讀小學時，我第一次隨母親到故鄉過暑假，常看到一個跛腿漢子在楓林里流連．他有時細心地給墳堆拔草添土，有時則長久靜坐在墓碑旁，仿佛在默默傾聽著什么。像一座莊重的雕像．有一天，我終于按捺不住好奇心理，躡手躡腳走過去，問他在干什么？他稍一愣神，用粗糙的大手撫摸著我的頭，笑著說：“在聽樹林說話呀！”我滿腹狐疑地望著他，只見他年紀還不到50歲眉梢眼角的皺紋卻像刀刻斧鑿—樣深刻，臉上沒有一點調侃的神情．

來故鄉的次數多了，我們漸漸熱稔起來，他就在鄰村居住，是周圍幾十里最負盛名的鄉村醫生．這一帶幾乎出門就爬山，步步踩石頭，而作為鄉醫，又常要出診遠行，我不禁為他擔心，他一條腿跛得厲害，怎能吃得消那高低不平的山路？聽到我關切的詢問，他習慣地撫摸著我的頭笑著說，“沒事兒，這山巒溝坎都認得我，對我可親呢！”

周圍村莊的鄉親都說他的心腸熱，幾十年來不知救治了多少鄉親的疾痛，我的一個遠房舅媽就曾告訴我，有一次，家里孩子得了肺炎，恰好抗生素用光了，他冒蕾傾盆大雨，連夜磕磕絆絆跑了幾十里山路到縣里進藥．孩子的命保住了，他卻得了重感冒，足足半個月下不了床．這雖已是幾年前的事了，可舅媽講起來仍禁不住有些哽咽。

隨著歲數的漸長，我回故鄉的次數越來越少了。但每次重返故鄉，出于一種特殊的情感，總是忘不了為老人買幾本適于農村的醫藥書籍．每當收到這種饋贈，他總是高興得抖動著胡須，笑容也格外動情燦爛．他老得漸漸佝僂了腰背，已經夠不到撫摸我的頭頂了，腿也瘸得更為厲害，可他還在為山村鄉親治病，聽說還帶了兩個徒弟。

最后一次重返故鄉，是我在大學讀書期間，剛到村里就意外地聽到老人已然作古的消息。

那是前一年嚴冬的一個深夜，鄰村一個漢子突然得了急腹癥，為防止途中發生不測，老人堅持帶著急救藥品護送病人到縣里手術，他一路小跑地高擎著馬燈在崎嶇不平的山間小道上引路，兩個多小時趕完了15公里多山路．擔架順利抬進了縣醫院大門，他卻突然一頭栽倒在地上．老人從此再未醒來。

當時雖處那個“史無前例”的特殊時期，四鄉八村的鄉親仍用最隆重的傳統禮儀為他舉行了葬禮，把他安葬在那片楓林里。

關于楓林中那片墳塋的來歷，幾年前我已聽鄉親們講述過：還是在抗日戰爭結束前一年的一個拂曉，敵人突然包圍了這一帶村莊。當時這兒駐有八路軍一個野戰醫院，為掩護傷員和老鄉脫離虎口，幾十個醫務人員拿起武器和敵人進行了殊死的搏斗，但最終未能突破敵人的重圍。老人是這場戰斗的唯一幸存者，他身中6彈昏迷在血泊里，被掩埋烈土遺骨的老鄉發現后掩護下來。經過幾個月的調養治療，老人奇跡般地活了過來，但由于子彈打斷了腿骨，從此落下了終身殘疾。因為眼部隊行動不便，他要求就地復員給當地群眾治病。一干就是幾十年。

解放后，政府曾打算將烈士的遺骨遷入烈士陵園，經當地群眾一再要求，才把他們改葬在這座楓林里，與他們曾保衛過的人民廝守相伴。現在，老人又回歸到了當年的戰友們中間。

我又瞻仰了那片楓林．楓林深處，老人的新墳和戰友的舊墳排列在一起，像他們生前一樣比肩而立，親密無間。

我靜靜肅立在楓林里，一顆顫抖的心靈穿越時空的隧道長久地感應諦聽。一陣輕風掠過林梢，濃郁的枝葉發出沙沙的響動。我感到，此時此刻，我已聽懂了楓林那足以使我受用終生的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