庶子出身 屢試不第

徐渭百日時，年老的徐鏓去世，徐渭由嫡母苗宜人撫養成人。不同于紅樓夢中王夫人視庶子賈環為“肉中刺”之態度，無子的苗宜人，對徐渭的教養是極其用心的。其“保愛教訓渭，則窮百變，致百物，散數百金，竭終身之心力，累百紙不能盡，渭粉百身莫報也”。（《嫡母苗宜人墓志銘》）。然也正是苗宜人，在徐渭十歲時，不顧他一再哭求，仍狠心將其生母發賣出去。此人倫悲劇，讓小徐渭深切體會到身為庶子之悲哀：在嫡母與兩位嫡兄面前，他并無地位可言；于外界，亦為世人所輕視。

徐渭十四歲時，苗宜人去世，他只得依附于長兄徐淮一道生活。但徐淮好煉丹，且不善理財，以致家財散盡。尤讓人寒心的是，他對朋友仗義疏財，卻不能為幼弟略作打算，以致成人后的徐渭，竟無錢娶妻，只得入贅潘家為婿。要知道，在父權社會中，入贅是一個男人最大的無奈和羞恥，更何況作為讀書人的徐渭了。更為可恨的是，徐淮死后，祖產居然被鄉里姓毛的無賴霸占，而作為唯一繼承人的徐渭（兩位嫡兄死時皆無子），卻因為其入贅之行為，而被剝奪了繼承權。徐渭內心的悲憤和憋屈自是可想而知，這也是他此后大半生皆汲汲于功名之緣由。對徐渭而言，科舉考試無疑是他改變其卑下之地位的唯一出路。

徐渭平生最為自信的，亦是自己的滿腹才學。他自幼天資聰穎，六歲讀書，“九歲能為舉子文，十二三賦雪詞，十六歲擬揚雄《解嘲》作《釋毀》”（《贈婦翁潘公序》）。當地的紳士們稱他為神童，比之為劉晏、楊修。殊不料，擁有“指掌之間，萬言可就”之驚世才華的徐渭，卻在科舉考試上極其坎坷、失意。自他二十歲時考中秀才后，此后參加三年一次的鄉試，連考八次，竟次次名落孫山，以致終身不得志于功名。

既遇恩人 何遭殃及

嘉靖三十八年，“威震東南，權傾一時”的胡宗憲欲聘徐渭為幕府“師爺”，不料落魄如徐渭者，初時竟是抗拒的，他“數赴而數辭，投筆出門”。徐渭為人疏狂，一是不愿受到束縛，二是對胡宗憲依附嚴嵩一黨非常不滿。然而，以他之見識，又很清楚胡宗憲所圖之大計，亦是關乎沿海萬千百姓之安危，此乃大節。何況他“自負才略，好奇計，談兵多中”，若不能為胡宗憲所用，亦是可惜。因此，他除了替胡宗憲起草疏牘奏章外，在軍事、政治和經濟事務上亦多有出謀獻策，據《明史》記載：“渭知兵，好奇計，宗憲擒徐海、誘王直，皆預其謀。”故后世有人評價，徐渭堪為天下第一師爺。紹興師爺之所以能在清時盛行三百年，徐渭作為同鄉亦起了極大的表率作用。

不過，雖胡宗憲因徐渭之助，得以建大功；然徐渭得胡宗憲之賞識，則更是他一生中的幸事，若非胡宗憲不拘一格用人才，他又何來一展才華與抱負之機會。同時，胡宗憲還是一位慷慨的“老板”，不但讓窮“員工”徐渭生平第一次過上“食魚而居廬”之富裕生活，且在他的張羅和資助下，還娶到年輕貌美的張氏為繼室。可以說，胡宗憲不僅是徐渭的伯樂，亦是他的恩主。

因此，當隨著嚴嵩的倒臺，胡宗憲因受牽連而遭到革職，且次年被捕入京，不久便冤死于獄中時，對徐渭而言，不啻晴天霹靂。他既恐自己有被牽連之可能，又為自己無力解救胡宗憲而覺得痛苦，憂懼交加之下，以致精神徹底崩潰。陶望齡說他“及宗憲被逮，渭慮禍及，遂發狂，引巨錐剚耳，刺深數寸，流血幾殆。又以椎擊腎囊碎之，不死。……至是又擊殺其后妻，遂坐法系獄中，憤懣欲自決”。

他自殘之程度，簡直讓人聞之駭然、聽之變色。然而不管徐渭殺妻出于何種理由，終究為律法所不容，因此，雖在諸友人積極營救下，他得以免于一死，但也經歷了七載被囚生涯。出獄后，徐渭關注國事之心雖依然如故，然而已不再有政治上的抱負，但他教授李成梁之子李如松兵法，卻是無意中又造就了一代名將，可謂功在大明。

徐渭為人狂放不羈，因與好友張元忭性格不合，彼此交惡后半生。但張元忭去世時，徐渭卻“白衣往吊，撫棺慟哭，不告名去”（《明史·徐渭傳》），足見其乃真性情中人也。臨終前，他將張氏父子與嫡母、胡宗憲一起列為平生四大恩人。故張元忭之子認為徐渭與其父“非世俗交耳”。

詩家不幸 藝術幸耶

徐渭在詩文、戲劇、書畫等各方面皆成就非凡，故有明一代，雖人才輩出，唯徐渭以其落第文人之身份，與解縉、楊慎被并稱“明代三才子”。他是中國“潑墨大寫意畫派”創始人、“青藤畫派”之鼻祖，其畫能吸取前人精華而脫胎換骨，不求形似求神韻，山水、人物、花鳥、竹石無所不工，以花卉最為出色，開創了一代畫風，對后世畫壇（如八大山人、揚州八怪等）影響極大。鄭板橋曾親刻一印“青藤門下牛馬走”，亦足見對其何等之崇拜。書善行草，寫過大量詩文，能操琴，諳音律，愛戲曲，所著《南詞敘錄》為中國第一部關于南戲的理論專著，另有雜劇《四聲猿》《歌代嘯》及文集傳世。

萬歷二十四年（1596年），袁宏道于陶望齡家中作客時，無意中發現了徐渭的詩文，“不覺驚躍”，“叫復讀，讀復叫”，為其“恣臆談謔，了無忌憚”的詩風所傾倒。對徐渭之書畫、詩文、戲劇作品，他無一不給予極高之評價，說“與夫一種磊塊不平之氣，字畫之中，宛宛可見”，且認為“文長眼空千古，獨立一時”，更稱其為“有明一人”。也正是袁宏道之大力宣揚，徐渭才得以聲名大震。

其時，從生前寂寞到身后揚名，距離徐渭去世時間僅三年之隔，不得不讓人懷疑，這是造化之手對徐渭的又一次刻意捉弄。徐渭此人，正如陶望齡的評價，“古今文人，牢騷困苦，未有若生者也”，其一生亦是掙扎于兩難之中：譬如嫡母苗宜人，對他既有養育之恩，又有逐母之恨，可謂親情難兩全也；譬如張元忭，對他既有救命之恩，又有斷交之憾恨，可謂恩義難兩全也；譬如胡宗憲，對他既有知遇之恩，但又有附逆之恨（他敬重且視之為知己的姐夫沈煉及其二子，正是慘死于嚴黨之迫害），可謂忠義難兩全也；譬如他明明自負于才華，卻偏偏失意于科舉考試，可謂志向難酬也。再如夫妻之情，尤多波折，四次婚姻，皆是慘淡結局，兩次入贅，一次是買賣婚姻，唯最后一次張氏，是正常的婚聘程序所娶，卻最終為徐渭所疑殺。足見，他的人生就是一個巨大的悖論，可憐一代奇才，面對如此無常之命運，最終亦難避免人格分裂之結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