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從來不去參與論戰、對打、對罵的,這讓我多年來能夠保持一顆平常心。也因為這顆平常心,我才敢拍《三槍》這部賀歲片,敢把姿態放得這么低,讓許多人大跌眼鏡。
我不是辜負大家的期望,換句話說,我拍另外一部片子一樣會被大家討論,想說的人總是要說話的,這就是多元化的社會,跟十幾年前不一樣。
以《紅高粱》為例,那時最尖銳的討論就是我“販賣中國的落后與愚昧給外國人看”,這樣說了我十幾年。為那句話,我委屈地說了30遍,在各種場合反復說,但是一點用都沒有。
我那時年輕,血氣方剛,覺得人家是冤枉我。我憤憤不平,是因為我聽到外國人不是這樣說的。你們誰走到2000個外國人跟前,拿著話筒跟他們對話,會聽到他們一個個談的都是對這部電影的感受。我參加電影節很多次,包括美國、英國、法國、日本各個國家,沒有聽到一個人這么說,都是咱們自己這樣說。我說,你們是替人家瞎操心。
我記得那時常常說的一句話是:“再過20年,我們還討論這個問題嗎?”現在的確不討論這個問題了,對吧?到今天它就是個滯后的話題。
中國現在是什么樣,全世界都知道了,不需要通過一部電影去反映。中國要跟國際社會接軌,會越來越透明,還存在著靠張藝謀的一部電影把某些陰暗面揭露出來嗎?
這不是我說了多少遍就能改正的,也不是給張藝謀平反了,說錯怪張藝謀了,就能解決的,而是我們學會了用正常的創作角度來看問題。到2000年以后,誰會再說《紅高粱》販賣中國的落后愚昧?
這么透明的社會,中國有什么事情全世界都知道,包括我們的地震災害———我們第一時間向全世界開放。還是這個道理,我認為現在談論這部電影的事,會隨著社會的發展而改變。
這樣的討論你再過十年來看,大家還津津樂道不?對任何一部電影的導演,不管你說他是傻蛋,還是偉大,要十年之后再來看。創作有它自己的藝術規律,除了這個之外,沒有任何附加的東西,這才是創作。
對《英雄》的批評集中在“為暴君和集權辯護”,甚至認為影片展示的是“法西斯美學”。評論家王彬彬不能認同《英雄》將代表集權和殘暴的秦始皇描寫成忍辱負重的英雄。
現在很多關于《三槍》的討論,其實都不是針對電影本身。它引發爭論的原因其實是知識分子站在一個高度上談,附加了很多自己的東西;普通人站在另外一個高度談,每個人又有不同的喜好、不同的角度。我覺得,這都是電影創作外的東西。
你還記得2000年雅典奧運會上的“中國八分鐘”嗎?回來以后一片罵聲,多少人都說千萬不要交給張藝謀,張藝謀會把咱們的形象弄完蛋的。多少知識分子斬釘截鐵地說出這樣的話。但是,凡是我能夠查到的評論,凡是我認識的外國人的評論,都不是這個意思。他們都是很好的評價,都說看到了開放的中國。
知識分子的話語權有時挺高,這個說,那個說,說得很多很多,驚動了上層,所以才有了一個決定:全球招標奧運總導演。后來全球競標,我就參加競標了。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開幕式,我還是不敢說中國知識分子怎么想的,人家外國人看開幕式,就是看一個文藝表演。
關于《三槍》的許多討論,我注意到了,我不認為是就電影來討論的。我開始就說要拍一個賀歲片,讓大家高興高興。我在電影院也看到,南北的觀眾在影院笑了不下30次。
很多觀眾都這么跟我說:“張導演,其實這是個文藝片,不是商業片。”上海一個觀眾跟我說:“你把前面三分之一拿掉,后面基本上就是一個文藝片。”觀眾是看得很明白的,但這個問題在“首都文藝界”那個圈子里是說不清的。
我說很多人不懂電影,為什么?電影是一定要分類型來談的,這個話題可以把許多人說的外行話分出來。全世界都這樣,電影就是藝術類和商業類。
在參加藝術電影節時,我碰到過這樣的事情:放《我的父親母親》,電影音樂響了一點,評委們都不喜歡,說這樣有一點煽情,有一點偏商業性。當時,鞏俐是主席。評完獎之后,她私下跟我說:“導演,你的音樂要是沒有那么響,會好一些。就是音樂有一點好萊塢的樣子,不然有可能拿金獎的。”
我們中國是不分電影類型的,要求所有的演員、所有的作品承擔全面性的適應。確實,我這次是姿態放得很低地去拍一個所謂的搞笑電影的,因為我沒有拍過這類電影。老百姓喜歡看賀歲片,這對導演來說是一個鍛煉。這個作品能拍到什么程度,我也有數。但是,現在的事實是,導演鍛煉是不可以的,大家會很憤怒,認為這是對觀眾的危害等等。像這樣的批評,已經不是在談電影了。
我已經五十而知天命了,還說什么呢?我稍微有一點脆弱、稍微有一點委屈,這些人就把我打趴下,找不到北,也拍不成電影了。
隨著社會的發展,我希望中國會有很好的影評界。電影產業沒有影評人這個階層,是特別不正常的。好就好在還有網絡,有大家的很多發言,不再像原來集中在某些媒體的話語權當中。所以今天你看到每個人可以自由地發言,暢所欲言所帶來的那種激烈的對抗性,都是很有趣的。
我覺得這種現象可能在我身上會持續很長時間。也許到我老了,拍不動了,我可以回頭很自豪地說:“我是在中國爭議最多的導演。我的作品不敢拿藝術定高低,但是為我的作品而寫的字、說的話,估計是第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