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務進社區是人民法院在新形勢下以“執法為公、司法為民”為指導思想,將審判實踐與基層社區建設有機結合，融合各種社會力量，共同解決社會糾紛的工作機制。審務進社區的出現有其歷史基礎和現實必要性。

我國漫長的封建社會遵從儒家“無訟是求、教化為先”的思想，建立了依托宗族、鄉保等民間自治組織，將大部分糾紛消化于民間的糾紛解決機制。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及新中國成立后，人民政權又創造性的建立了被西方學者譽為“東方之花”的人民調解制度，將部分民事糾紛交由廣大的基層群眾自治組織來解決。

上個世紀

八、九十年代，當我國剛剛確立并開始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治國方略時，我們很自然地把法院和訴訟作為建立法治權威的制度性象征。然而，在這一進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偏差”現象，為權利斗爭而走上法庭成為社會“時尚”，人民調解制度等民間的糾紛解決機制被淡化、冷落，過多的訴訟一定程度上擴張并加劇了社會關系的對抗性和緊張，社會的寬容和責任感在簡單的權利對抗中出現失落貶值。

XX法院是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審判方式改革試點單位之一,曾在全國率先進行了民事審判方式改革。但隨著司法改革的不斷深入，我們發現一些優良的司法傳統逐漸被丟棄,隨之而來的是訴訟量猛增，法官疲于辦案，同時大量的社會矛盾僅依靠法院也無法解決。

XX法院通過深刻地反思，于2001年提出了以司法為民、親民、利民、便民、護民為中心思想的審判工作新思路，并在繼承我國民間調解優良傳統的基礎上，借鑒世界各國ADR（即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的成功經驗，設計了“審務進社區”的改革方案并積極付諸實施。本文從理論與實踐的角度出發，探討審務進社區的職能與價值。

第一部分、審務進社區的理論基礎

一、審務進社區體現了司法為民的現代司法人文主義精神 司法的人文主義精神是現代司法的內在、深層的精髓與內核，是司法的價值追求和終極目標。現代司法人文主義的核心是“司法為民”精神，體現為對主體精神與自由精神地尊重。

而現代司法人文主義的核心之所以表現為司法為民，是因為

一、司法為民是在全社會實現實質公平和個體正義的本質要求；

二、司法為民是司法公正與效率兩大主題的基本價值取向；

三、司法為民是檢驗司法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準確尺度。

四、司法為民是解決我國現階段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焦點熱點問題的有效方法。審務進社區正是司法為民思想的具體實踐，它反映了現代型法院對司法人文主義精神的崇尚，對實質公平、個別正義的追求，對人民群眾實際利益的關注。

它以審判與人民調解相結合的方式，以追求實質公平、個別正義為目標，在法治的前提下用對話弱化對抗性，求得各種利益的平衡，在秩序中追求整體發展；它以送法進社區的方式，縮短法院與社區居民的距離，增強法官的親和力；它以簡便快捷、當事人參與、具有人性化和人情化的程序設計，用預約開庭、快速審判通道等方式，實現以人為中心，而不是以國家為中心的糾紛解決機制。

二、審務進社區是社會價值和糾紛解決機制多元化的必然要求 &n

bsp;人類社會充滿了復雜的利益沖突，由于沖突的性質、形式和激烈程度不同，解決沖突和糾紛的手段、方式也必然是多樣的。與法的發展一樣，糾紛解決機制的樣式最終是受社會的物質生活條件和發展所決定的，社會主體利益的多元化必然導致糾紛解決手段的多樣化。

同時，在一個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有遠近親疏之分，在關系較親密的社會群體中，訴諸法律和訴訟是可以被盡量避免的；而隨著關系的疏遠，法的作用相應增大；但是當關系距離增大到人們完全相互隔絕的狀態時，法律又開始減少。社會主體之間的關系決定了他們對法律和訴訟的利用頻率存在明顯的差異，同時也決定了社會必然根據主體之間關系距離設計出不同的糾紛解決機制。

在世界現代化的進程中，我們看到了一種否定之否定的過程：世界各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在接受了規則、實行高度的法治后，人們又開始重新發現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協調和對話的價值，對糾紛解決的自主性和機會合理性給予了更多的重視；在國家權力的行使已形成制度的慣性之后，各種非國家的組織、社區共同體或社團的作用，在糾紛解決中的作用正在日益受到重視。世界各國的ADR（即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的勃興則是最好的佐證。

在英、美兩國，不但在社區中、企業里設立了許多調解組織，而且法院也主動的、積極的運用自身的案件管理制度來鼓勵、促進甚至指令當事人采取訴訟以外的方式解決糾紛。有鑒于此，我們不能消極地等待其他國家走過的否定之否定的道路，而應該以多元化為制度設計的價值和目標，通過審務進社區實踐，將傳統的民間糾紛解決方式和社會組織有機地與現代司法訴訟制度融合為一個多元化的系統，以適應各種主體的多層次的實際需求。

三、審務進社區是法官職業化和司法現代化的現實需要 一般認為，法官的基本職能是解決糾紛，事實上大部分法官的大部分時間確也都是在解決所謂“公式型”案件。解決這些在現行法律上有“現成答案”的糾紛，并不需要過多的法律知識，處理這些案件需要的是生活的知識和經驗。

法官作為知悉法律的專家，其核心作用應當在于通過解釋規則，將法律的抽象規定適用于具體的案件使之事實化、具體化、個案化，將粗線條的法律規范適用于一個個具體的生活現象，這才是法官的使命。因此，法官不應當僅僅停留在解決糾紛的層面上，而應當通過疑難或僵持不下的案件，解說法律真諦，宣告法律是什么，即通過訴訟來產生規則。

在社會活動中，各種糾紛有多種解決的途徑，法官不應當成為糾紛的唯一解決人。通過審務進社區，法官應當將部分糾紛的解決權讓渡給民間組織，讓大量的民間糾紛能化解于社區，只有這樣，法官才能集中精力完成生產規則的職責，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職業化法官。

隨著世界各國司法的現代化，法院功能的重心也正在從糾紛的解決向參與社會利益和價值的調整，即向參與決策的方向轉化。社區組織參與糾紛的解決，既為法院分流了簡單民間糾紛，使法官有可能集中精力通過疑難案件的審理來解釋法律，彌補法律漏洞，同時法院向社區組織讓渡部分糾紛解決權，讓社區居民直接參與糾紛的解決，也體現了現代司法的民主性，增強民眾對法院的信任度。

四、審務進社區是應對當今社會訴訟“*”有效措施 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各級法院總收案數全面持續上漲，訴訟“*”的直接后果是法院積案居高不下，這嚴重損害了法院的威信和國家法制的形象。同時，訴訟“*”還間接導致了裁判質量長期低迷，上訴率不斷增加，二審維持率逐年下降以及執行危機。

訴訟*，不僅是中國司，他們之間矛盾較大且由來已久，本案之前雙方也曾為贍養問題在法院訴訟過，但雙方之間實質性的問題一直未得很好解決。為徹底化解這起家庭糾紛，主審法官邀請該社區中兩位了解情況的民調員在開庭前對雙方反復進行調解，拿出多種協商方案，解決了原、被告之間的主要問題，達成了贍養老人的協議。

因其中一名子女請求法院以判決的形式明確各人的權利和義務，主審法官又聘請兩位民調員擔任特邀陪審員，在社區中開庭，以雙方已達成的協議為基礎，當庭作出判決。判決后，石某的四個子女自覺地履行了贍養老人的義務。

3、實行人民調解協議公證、執行一體化機制。在人民調解員主持下達成的具有債權內容的調解協議，法院與司法行政部門協作，通過公證機關依法賦予調解協議強制執行的效力，債務人拒不自動履行協議的，只要債權人提出申請，直接進入執行程序。

4、設立快速審判通道。指定專門獨任審判員，以更簡捷的程序、更快的速度審理涉及人民調解協議的案件。通過審判，強化人民調解協議的約束力，支持和推動人民調解工作的發展。

5、全面推行預約開庭和調解。對于一些外地當事人，以及在正常工作時間無法到庭參加訴訟的當事人，應根據申請，預約在節假日進行開庭、調解。

對于老、弱、病、殘的當事人，各業務庭承辦人及時上門服務，辦理立案手續或就地開庭、調解。2002年2月，一位住在郊區的當事人打電話來說由于工作原因，自己只能在中午趕到法院，下午還要趕回上班，希望能在中午開庭，該案的主審法官放棄了午餐和休息，利用中午時間開庭，并當庭促成雙方達成調解協議，在方便當事人訴訟的同時，快速地審結了案件。

6、社區人民調解員協助送達法律文書機制。請人民調解員參加法律文書留置送達，在送達回證上證明有關情況，必要時還可委托人民調解員進行送達。

據不完全統計，由于人民調解員的協助，2002年中一次性送達成功率提高40%。

7、實行社區服務令和監管令。整合家庭、學校、社區和法院的力量，讓未成年犯在社區中參與一定的無償勞動，悔過自新，加強責任意識，用勞動彌補犯罪行為對社會帶來的危害，并預防其重新犯罪。

法院與條件成熟的社區簽訂協議，在全區建立若干社區服務基地，并協助教育基地成立幫教小組。法院向被暫緩判決以及被緩、管、免的未成年犯發出社區服務令，命令其到指定的社區服務基地服務。

社區服務基地與未成年犯及其家庭簽訂協議，明確雙方的權利與義務。未成年犯在基地幫教小組的監督下進行三至六個月的社區服務勞動。

幫教小組對未成年犯的社區服務情況進行考評，表現良好的，酌定從輕或減輕處罰。對暫緩宣判的未成年犯，由法院向未成年犯家庭或所在學校發出監管令，家庭或學校盡了監管了職責，未成年犯表現良好的，酌定從輕或減輕處罰。

目前，已有五名少年根據社區服務令在社區中服務。少年周某因交友不慎而參與搶劫，了解該少年本質較好且以往無不良行為，少年庭對其依法宣告緩刑，并為其選擇一社區履行社區服務令。

經過二個月的社區服務及幫教，周某不僅經歷了抗擊“非典”的考驗，協助社委會為居民提供服務，還代表社區參加了運動會取得了較好成績。社區工作人員對他人熱情的服務及無私奉獻精神，對周某起著潛移默化的影響，凈化了他的心靈。

在其最近一次思想匯報中，他寫道：“到社區的二個月是我有生以來過得最充實，也是最有意義的二個月……。”

8、策，宣傳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和家庭美德，提高人們的法制觀念和道德水平，更好的體現法治與德治的互動關系。

（三）“審務進社區”在新形勢下形成了社區中解決各類糾紛更加堅實可靠的“第一道防線”。要將法院對社區組織的法律業務指導職能與社區組織的調防功能有機結合，充分發揮司法機關、行政機關和其他社會組織解決社會矛盾的作用，實行優勢互補，形成齊抓共管地化解民間糾紛、進行法制宣傳的社會大網絡，及時、高效、經濟、快捷、便利地將各類民間糾紛化解在初始狀態、預防群體性矛盾發生與激化。

（四）“審務進社區”促進了訴訟調解與人民調解的有機結合和協調發展。人民法院的訴訟調解與人民調解工作既有區別，又有聯系，兩者之間相互銜接、相互補充、相互促進，將有效地形成一種良性的互動關系。

訴訟調解與人民調解有機統一，在各自不同的階段、以不同的特點發揮著化解民間糾紛、維護社會穩定的作用。人民調解工作的完善，需要人民法院在業務上給予指導；同時，做好人民調解工作，也能為人民法院公正高效地審判案件奠定良好的基礎，有利于實現“公正與效率”主題。

因此，我們要進一步深化審判方式改革，建立和完善與人民調解工作相銜接的簡捷、經濟的訴訟程序。 總之，“審務進社區”工作必須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圍繞人民法院“公正與效率”世紀主題，依托社區民調網絡，將司法審判工作與基層社區建設相結合，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相結合，整合資源，形成合力，化解糾紛，真正將司法為民落到實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