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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場稱呼學但為民 官場最忌諱的稱呼篇一

2023年04月24日 11:26 來源：南方周末 作者：孫甜甜 楊翹楚

“在一些部委，如果黨組書記和部長不是同一個人，有時下屬們也會叫黨組書記‘部長’。”

“別人叫他院長，他馬上就回答，尤其是大庭廣眾之下。如果是叫老師，他就好像沒聽見一樣。”

一些地方為了規范稱呼，甚至制作黨內互稱同志提示牌，擺放在黨委（支部）會議室、黨員活動室等場所的醒目位置。

某個晚上，一名中年男人叩開了郭振華家的門。“有個姓池的人找你。”女主人高聲招呼郭振華。“是池、池廳長？”郭問。“啊呀啊呀，池廳長您、您來看我們？”意識到來者的身份后，女主人恭敬地賠笑道。

這是官場小說《滄浪之水》的一個橋段，刻畫的正是官場中人對“稱呼”的嫻熟運用。

2001年，痛恨官場中丑惡風氣的閻真寫下了這本小說。盡管如此，這位北大畢業之后拒絕機關身份而選擇樂守象牙塔的文學教授，在現實中也不得不屈服于無處不在的官場“稱呼學”。

“一個科長一個小主任，官位叫出來他就高興一點。”閻真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我這么大年齡了，我叫我們單位的人，尤其是機關的科長、副科長和辦公室主任，我就叫他某某主任，盡量把這個位置叫出來。因為有些事要找他幫忙。”

類似閻真這樣的體會，某縣財政局的小丁也有。不久前她參加一次接待活動，直到見到《××調研組來縣接待手冊》，小丁才知道，她一直稱為“王處”的這位省財政廳領導，原來只是一個主任科員。

但她依然恭恭敬敬地繼續稱呼“王處”，因為她的局長也這樣叫。“局長說，當‘王處’還只是從下屬事業單位借調到省廳的科員時，他就開始喊‘王處’了！”

按中國的行政級別，這位局長和“王處”都是主任科員，相當于人們熟知的“科長”。正如人們從官場小說中所看到的那樣，在那些見諸文件的稱呼之外，官員之間還有另一套“稱呼”的學問，有許多難以言傳的細微講究。

“逢長必叫，叫大不叫小” 對于基層的許多官員來說，“逢長必叫，叫大不叫小”是相互稱呼時的慣例。閻真說，“在縣里，一個科級干部就很大了。一個局長其實是科級，但是我要叫他局長。股長比科長還要小，可在縣里也已經好大了，也是一個長嘛，也要叫出來。”

“叫大不叫小”的慣例不僅僅是基層的專利。一位資深媒體人對南方周末記者介紹，“在一些部委，如果黨組書記和部長不是同一個人，有時下屬們也會叫黨組書記‘部長’。正部級機構的領導叫主任或者局長的，他們的下屬會習慣于叫部長。”這不是為了追求虛榮，而是害怕與低級別的職務混淆。“部長級別高，而辦公廳主任也是主任。”

除去上述最基本的稱呼規則外，官員之間的稱呼還有許多微妙之處。“上級對下級常常以‘姓名+同志’相稱，但下級對上級當面一般卻只用‘姓+職務’或‘職務’。”華東師范大學的胡范鑄教授在他2000年發表的論文中指出。他的研究方向是應用語言學。

然而，有些時候這條規律并不適用。例如，一個機關的正副書記中有好幾位 姓王時，“叫某某書記是慣例”上述媒體人說，名字+職務的選擇很多時候“就是為了有一個很明確的區分”。

區分不同稱呼的，除了職務外，還有資歷與感情。一般來講，官員之間互稱官銜是較為客套和安全的，但一些職務不高的“老機關”卻常享有“豁免權”，可以將別人眼中的“王書記”省去姓氏，直呼其名。上述媒體人說：“在機關里稱名字，本身并不是冒犯，當然你要估量一下自己的地位，以及你和那個人到底有多熟。”

在官員中間，流行著種種特殊情況下的稱呼辦法。例如，對于姓付的書記，往往不能稱付書記，而要用名字稱“××書記”；當兩個書記同姓時，也要叫名+書記??熟練掌握著一套規則，幾乎是公務員的入門程序。

任中南大學文學院副院長的閻真發現，高校中的干部并沒有免俗于官場“稱呼學”。閻真說：“我認識的一個某學校年輕老師，新提了副院長，相當于副處級。他一天到晚說我們‘處干’（處級干部）如何如何”，“別人不說（叫）就不高興”。這位年輕的副院長自己可能都沒意識到，“別人叫他院長，他馬上就回答，尤其是大庭廣眾之下。如果是叫老師，他就好像沒聽見一樣。”

“老大”與“老板”

除了大庭廣眾下的繁多稱呼，一些官員在酒酣耳熱、竊竊私語時的叫法也各不相同。

上述那位媒體人曾在縣鄉一級基層政府的飯局上見識過，一名干部起身敬酒，朗聲說道“我們老大??”。當面叫一聲“老大”，除了幾分親昵，更展現出明確的權力排序。與之相對的，所謂“老二”不僅不用做面稱，甚至不能公開排出來。

“一個省里面省委書記是老大，但是你也不能說省長是二把手，因為在政府口，他也是老大；你也不能說副書記就是二把手，因為按照慣例，在黨內，兼省長的書記（才）是。”這位媒體人說。

然而到了市級干部，這種江湖氣的“老大”、“老二”便有時被透著商業氣息的“老板”所取代。

一位官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稱“老大”在基層會比較多，更江湖氣一些。一般稱“老板”的，至少是市長、市委書記這個級別的。如果稱一個縣委書記為“老板”，會顯得特別可笑，因為縣委書記就是個處級官員，所以往往會稱“老大”；如果稱呼一個鄉長“老板”也不行，因為級別同樣不夠。

真正難以處理的是如何稱呼那些因為種種原因被降職的官員。江蘇省級機關一位工作人員，曾經在南京的頤和路上遇到過當年的無錫市長毛小平，這位工作人員竟然一時語塞不知如何稱呼。“喊他毛市長、毛主任都不合適，喊小平吧，你不覺得‘小平’是特指的嗎？所以后來我只好說‘哎——哎——你好’。”2023年毛因為嚴重違紀被開除黨籍，他一度被認為在江蘇省供銷合作總社擔任副主任，后又傳出降為處長。

江蘇省委辦公廳的一位工作人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現在縣里也常常稱省城去的領導為“首長”，不分級別。“之前，只有中央來視察的領導，不方便提前透露姓名或者不適合直呼其名的，我們才在制作席卡和稱呼時稱‘首長’。當面這樣稱呼時，級別差距至少要有3級。但現在，稱‘首長’已經沒有這么嚴格了。”

他回憶，自己第一次被縣里稱“首長”時，感到很不習慣，有一種“僭越”的感覺，但后來發現叫的人和被叫的人都心安理得，也就順其自然了。

但那些真正的“首長”們，卻似乎對職務稱呼極其超脫。2023年6月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到深圳調研，當tcl董事長李東生匯報工作稱呼“委員長”時，就被他打斷，“叫‘老書記’就行，叫張德江我就更高興了。”

2023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在北京主持召開座談會，聽取專家學者對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的意見和建議。第一位專家發言剛提到“尊敬的王書記”，話沒說完，就被王岐山打斷，要求在場專家少說客套話，言簡意賅。

“同志”不夠親切？ 在胡范鑄教授看來，“稱呼學”的流行和稱呼的變化，不能簡單地理解為社會風氣“變壞”了，更反映著社會心理的變化。

改革開放前獨步天下的“同志”，起初是有著共同理想與信仰的政黨成員之間的共勉。孫中山在1918年發表《告海內外同志書》和《致南洋同志書》，其遺囑常被總結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1921年，中共一大通過的黨綱正式寫道：“凡承認本黨黨綱和政策??都可以接收為黨員，成為我們的同志。”這時的“同志”，還只在社會精英間流行。

1949年后，“同志”迅速成為正確甚至唯一正確的政治稱呼。毛澤東早在1959年就要求互稱同志。1965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黨內同志之間的稱呼問題的通知》，要求“今后對擔任黨內職務的所有人員，一律互稱同志”。

然而在社會秩序混亂的“文革”時期，即使同志這個稱呼也顯得不合時宜。胡范鑄說：“那時同志都不能隨便叫，叫什么都覺得不對，說錯了就會闖禍。”

盡管如此，出于表明立場、提防異己的原因，“同志”在民間成為了最保險的尊稱。在上世紀末的一些港臺劇中，劇中人物一旦踏上大陸土地，逢人即稱“同志”。在他們看來，“同志”似乎成了大陸文化的符號，否則就會被視作另類而引起麻煩。

今天的人已很難想象“同志”之稱所引起的重視。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公報中曾經明確，“黨內一律互稱同志，不要叫官銜；任何負責黨員包括中央領導同志的個人意見，不要叫‘指示’”。

1984年，“同志”有一次不同尋常的亮相。當時的《武漢晚報》刊登了這樣一則消息：“小平同志：我這樣的稱呼，似乎不太禮貌，若有不妥之處，請給予責備。”這是1984年4月武漢一職工向鄧小平寫的申冤信。鄧小平在信上圈閱道，“頭一次看到這樣的稱呼，我很喜歡，酌重處理！”

在經歷了極度混亂的社會秩序后，黨內又能互稱同志，成了當時具有標志性的思想解放事件。

時間進入21世紀，“同志”有了更豐富的含義，使用起來也顯得很突兀。“每個人都在重新尋求自己的角色定位，個人的自主意識提升。當今社會是稱謂語最豐富的時代。”胡范鑄說道。

2003年，全國各地黨委都曾專門制定、下發《關于進一步繼承和發揚黨內互稱同志優良傳統的通知》，要求“對擔任黨內職務的所有人員一律稱同志，不稱職務”。

例如，甘肅省的文件就要求，“對擔任黨內職務的所有人員一律稱為同志，黨內刊物、文件和其它書面材料也要按此辦理。各級黨員領導干部要身體力行，帶頭繼承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做黨內互稱同志的表率。各級黨組織要制定完善相應的制度，并針對存在的問題進行整改，形成黨內互稱同志的有效機制??”

但種種跡象表明，重視并未使互稱同志重回流行。2023年10月，《人民日 報》轉載了題為“黨內稱謂容不得江湖氣”的評論，說“不知從何時起，互稱‘同志’的人越來越少，甚至一些脫胎于江湖綠林，裹挾著濃厚封建陋習的‘老板’、‘總管’、‘大哥’等庸俗化的稱呼，在某些部門或單位已滲透到黨內。”

一些地方為了規范稱呼，甚至“制作黨內互稱同志提示牌，擺放在黨委（支部）會議室、黨員活動室等場所醒目位置”，以“營造民主平等、團結和諧的良好氛圍，形成暢所欲言、集思廣益的工作作風”。

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李永剛教授說，現在“同志”作為一種社會主義傳統保留下來，成為正式場合的莊重稱呼。但在現實官場中，在對稱呼進行“推敲”后，官員私下里往往不會互稱同志。在一位官員看來，現在如果見面還稱“同志”，不僅顯得怪異，還意味著拒人于千里之外，“下面的事都無法進行了”。

盡管存在著所謂的稱呼規則，但因地域、風俗及人情的巨大差別，官場稱呼并無放之四海皆準的規則。例如在湖南，一些稱呼就很獨特，官員們背后往往稱呼高級官員為“張嗲”、“李嗲”（“嗲”在長沙話中意為老者），同僚之間則會互稱“張哥”、“李哥”。

現在在一些地方，某些介于正式和非正式之間的稱呼如某局、某廳等，很流行。在一位觀察者看來，新世紀以來，官員群體的社會評價有所降低，經濟、社會地位、個人成就感、榮譽感都不可同日而語。張局、李局這種稱謂，一方面保有官場認同，同時也可以避免因為過于強調身份而引起他人反感。

官場稱呼學但為民 官場最忌諱的稱呼篇二

解析官場稱呼

社會萬象廉政瞭望舒煒2023-04-1

1有專家表示：“這么多人在這個官場稱謂上‘鉆研’，說到底，是虛榮心在作怪，還是官本位思想沒解決。

新中國成立以來，官場上的稱呼最開始是稱同志，領導之間也有直呼其名的，如恩來、少奇、小平等，這種比較親切的稱呼，體現出在一個黨內，為了一個事業，超越官職大小的一種關系。

其實，官方正式文件和場合中從未有過“官員”的稱呼，更多是用“干部”和“同志”來稱呼。在解放初期，毛澤東關于黨內稱呼問題作過專門的批示，意思是黨內不分職務大小一律都稱同志。但是，這樣的傳統并沒有堅持多久，一些干部更喜歡以稱職務代替名字。有專家表示：“這么多人在這個官場稱謂上‘鉆研’，說到底，是虛榮心在作怪，還是官本位思想沒解決。

“不過現實中，官場之間的稱呼卻有一些‘講究’，很多新晉公務員常常話一出口就得罪人了，他自己還沒明白過來。”有官員對廉政瞭望記者表示。

“千萬別直稱‘某巡視員’”

巡視員一般都是廳級干部，算大領導了，但在現實中，卻很少有人直接稱他們為某某巡視員。

“千萬別這樣喊，人家不樂意聽。更多時候，我們都還是會用他之前的職務來稱呼，比如王局、張廳、李主任等。”多名省級機關干部對廉政瞭望記者說，“但是正式行文時，要稱為巡視員。”

曾有一名媒體人回憶，自己剛入行不久時，跟著老記者去采訪某廳的一名副巡視員，很“莽撞”地直接管人家叫“某巡視員”，讓本來“和顏悅色”的對方“臉色陡變”。后來報社領導好幾年內都要拿這事給新記者做反面例子，讓自己好不郁悶。

但同為非領導職務，級別為處級的調研員在口頭稱呼上要隨意一些。“徐調、王調可以隨便叫，都不會在意的。”西部某市的一名處級干部王正偉說。“當然，并非說所有的調研員或者巡視員都是這樣，但我所打過交道的這類領導有數十名，基本符合這樣的情況。”

“歸根到底，還是一部分干部境界和心態的問題，你本來就是這個職務，人家這樣稱呼你是完全正確的。”王正偉的一名同事表示。

“大市長”和“二市長”

相較上述情況而言，在不少官員看來，對正職和副職稱呼，才更是一門“功課”。

廉政瞭望記者之前去東北采訪，聽當地官員在餐桌上聊起“大市長”、“二市長”來。當時是第一次聽到還有這么個稱呼，不解。

細問才明白：一個城市有一個市長，若干個副市長。向客人介紹時，過去不論正副只說蘇市長李市長，客人不甚明白到底是正的還是副的，于是，為了便于區分，說著方便，就把市長叫大市長，把常務副市長叫二市長。依此類推，可以叫出大縣長、二縣長；大書記、二書記之類。

當地人的解釋是，這個叫法透著東北式幽默，這也是一種創造。不過在軍隊中，對副職的稱呼一定要把“副”字帶上。把副職當做正職稱呼，那是絕對不允許的。比如，張副團長就是張副團長，你就不能叫張團長，團長只有一個。王副政委、丁副參謀長、熊副主任、江副連長，這些是電視劇《父母愛情》中的稱呼。

有時候，也是為了刻意套近乎，甚至可以通過稱呼的變化，來探查親密程度。有官員舉例說，“有的場合，在稱呼上級領導時只叫名不加姓了，如‘xx書記批示了什么，xx市長才和我吃過飯’，顯得自己和上級領導關系‘不一般’”。

有名干部曾自述道，自己在某縣委工作，37歲。鄉鎮和縣直單位的同志覺得：稱“老劉”吧，言外之意還有說人老氣橫秋、提拔無望之嫌；喊“小劉”吧，年紀也確實不太小了，好像也有點不夠尊重；最后只好依官場慣例，呼其官稱了。可我就那點官職，加上我知名度偏低，著實給別人帶來不少麻煩。于是，大家便依慣稱我為“劉主任”、“劉科長”、“劉秘書”、“劉會計”等等，或干脆送頂高帽——“縣委領導”。

姓氏和職務怎么搭配

2003年，上海特別發過一個紅頭文件，要求黨員干部做到對黨內擔任職務的所有人員一律互稱同志，黨內行文或報送其他書面材料也要照此辦理，曾得到媒體一度好評。

天津師范大學教授譚汝為發表過一篇文章，專門對官場上流行的簡稱作了分析。一般正職以姓氏加職務稱謂的第一個字，偶爾遇到姓氏諧音難題，如“范局”、“戴校”、“季院”、“史科”等，“此時就最好不要用簡稱了”。

同時，官場中人還特別注意上司姓氏與職務的語音搭配，如趕上傅、富、符、付、戴等姓氏的一把手，你叫“傅廳長”和“戴局長”，誤以為他是副職或臨時代辦呢。那咋辦呢？

據廉政瞭望記者了解，一些地方的做法是略去其姓氏，直稱官銜“廳長”或“局長”則可。但是有時候，領導只要扭臉出門走不了三步遠，一些下屬剛才的稱呼馬上改口，“張書記”立馬成了“老張”，“李局長”也變成了“李頭”。

曾有個段子是這樣說的。有一次，一個娛樂界的活動在某某鄉舉行，舉辦方的工作人員一口一個“李湘馬上要到了”，搞得觀眾翹首以待。當最后是一個漢子昂然出現時，人們才明白，工作人員說的是李鄉——李鄉長。還有一鎮長姓莫，有次上級打電話給鎮上，問：“你們哪個鎮長在？”接電話的人說：“我們莫鎮長（陜西方言，莫=沒）。”上級疑惑地反問：“怎么沒鎮長？”接電話的回答道：“就是莫鎮長。”

此外，還有一種名字加同志的叫法。有人說，如在干部交接大會上，彼此稱呼上就常常出現“xx同志”，會使語氣頓時加重了許多。這種叫法的重心在“同志”上，必定是有什么重大的使命準備托付了，或是有什么問題要提醒了。“如果有一天上級領導突然在你的名字后面加上同志二字，那么，你就要留神了。”

x廳x處之外，官場上還喜歡稱自己的上司為局座、老板。實際上，田家英他們當年即稱毛澤東為老板。如陳巖《往事丹青》說到：他當學徒時所在的悅雅堂有次下戶采購到一套《三希堂法帖》。正趕上田秘書在，他看了看說：“等定了價，給老板送去。”陳巖解釋，他們稱毛主席“老板”，毛主席身邊的人都這樣叫。

在民間，對中央領導人的叫法則充滿了時代感和親切感，“小平你好”和“***”這種更親切的稱呼，使對領導人的稱呼，一下子有了更新的含義，成為普

通人心中的一種標志。

官場稱呼學但為民 官場最忌諱的稱呼篇三

官場稱呼有講究：千萬別直稱“某巡視員”

文_本刊記者 舒煒

新中國成立以來，官場上的稱呼最開始是稱同志，領導之間也有直呼其名的，如恩來、少奇、小平等，這種比較親切的稱呼，體現出在一個黨內，為了一個事業，超越官職大小的一種關系。

其實，官方正式文件和場合中從未有過“官員”的稱呼，更多是用“干部”和“同志”來稱呼。在解放初期，毛澤東關于黨內稱呼問題作過專門的批示，意思是黨內不分職務大小一律都稱同志。但是，這樣的傳統并沒有堅持多久，一些干部更喜歡以稱職務代替名字。有專家表示：“這么多人在這個官場稱謂上‘鉆研’，說到底，是虛榮心在作怪，還是官本位思想沒解決。”

“不過現實中，官場之間的稱呼卻有一些‘講究’，很多新晉公務員常常話一出口就得罪人了，他自己還沒明白過來。”有官員對廉政瞭望記者表示。

“千萬別直稱‘某巡視員’”

巡視員一般都是廳級干部，算大領導了，但在現實中，卻很少有人直接稱他們為某某巡視員。

“千萬別這樣喊，人家不樂意聽。更多時候，我們都還是會用他之前的職務來稱呼，比如王局、張廳、李主任等。”多名省級機關干部對廉政瞭望記者說，“但是正式行文時，要稱為巡視員。”

曾有一名媒體人回憶，自己剛入行不久時，跟著老記者去采訪某廳的一名副巡視員，很“莽撞”地直接管人家叫“某巡視員”，讓本來“和顏悅色”的對方“臉色陡變”。后來報社領導好幾年內都要拿這事給新記者做反面例子，讓自己好不郁悶。

但同為非領導職務，級別為處級的調研員在口頭稱呼上要隨意一些。“徐調、王調可以隨便叫，都不會在意的。”西部某市的一名處級干部王正偉說。“當然，并非說所有的調研員或者巡視員都是這樣，但我所打過交道的這類領導有數十名，基本符合這樣的情況。”

“歸根到底，還是一部分干部境界和心態的問題，你本來就是這個職務，人家這樣稱呼你是完全正確的。”王正偉的一名同事表示。

“大市長”和“二市長”

相較上述情況而言，在不少官員看來，對正職和副職稱呼，才更是一門“功課”。

廉政瞭望記者之前去東北采訪，聽當地官員在餐桌上聊起“大市長”、“二市長”來。當時是第一次聽到還有這么個稱呼，不解。

細問才明白：一個城市有一個市長，若干個副市長。向客人介紹時，過去不論正副只說蘇市長李市長，客人不甚明白到底是正的還是副的，于是，為了便于區分，說著方便，就把市長叫大市長，把常務副市長叫二市長。依此類推，可以叫出大縣長、二縣長；大書記、二書記之類。

當地人的解釋是，這個叫法透著東北式幽默，這也是一種創造。不過在軍隊中，對副職的稱呼一定要把“副”字帶上。把副職當做正職稱呼，那是絕對不允許的。比如，張副團長就是張副團長，你就不能叫張團長，團長只有一個。王副政委、丁副參謀長、熊副主任、江副連長，這些是電視劇《父母愛情》中的稱呼。

有時候，也是為了刻意套近乎，甚至可以通過稱呼的變化，來探查親密程度。有官員舉例說，“有的場合，在稱呼上級領導時只叫名不加姓了，如‘xx書記批示了什么，xx市長才和我吃過飯’，顯得自己和上級領導關系‘不一

般’”。

有名干部曾自述道，自己在某縣委工作，37歲。鄉鎮和縣直單位的同志覺得：稱“老劉”吧，言外之意還有說人老氣橫秋、提拔無望之嫌；喊“小劉”吧，年紀也確實不太小了，好像也有點不夠尊重；最后只好依官場慣例，呼其官稱了。可我就那點官職，加上我知名度偏低，著實給別人帶來不少麻煩。于是，大家便依慣稱我為“劉主任”、“劉科長”、“劉秘書”、“劉會計”等等，或干脆送頂高帽——“縣委領導”。

姓氏和職務怎么搭配

2003年，上海特別發過一個紅頭文件，要求黨員干部做到對黨內擔任職務的所有人員一律互稱同志，黨內行文或報送其他書面材料也要照此辦理，曾得到媒體一度好評。

天津師范大學教授譚汝為發表過一篇文章，專門對官場上流行的簡稱作了分析。一般正職以姓氏加職務稱謂的第一個字，偶爾遇到姓氏諧音難題，如“范局”、“戴校”、“季院”、“史科”等，“此時就最好不要用簡稱了”。

同時，官場中人還特別注意上司姓氏與職務的語音搭配，如趕上傅、富、符、付、戴等姓氏的一把手，你叫“傅廳長”和“戴局長”，誤以為他是副職或臨時代辦呢。那咋辦呢？

據廉政瞭望記者了解，一些地方的做法是略去其姓氏，直稱官銜“廳長”或“局長”則可。但是有時候，領導只要扭臉出門走不了三步遠，一些下屬剛才的稱呼馬上改口，“張書記”立馬成了“老張”，“李局長”也變成了“李頭”。

曾有個段子是這樣說的。有一次，一個娛樂界的活動在某某鄉舉行，舉辦方的工作人員一口一個“李湘馬上要到了”，搞得觀眾翹首以待。當最后是一

個漢子昂然出現時，人們才明白，工作人員說的是李鄉——李鄉長。還有一鎮長姓莫，有次上級打電話給鎮上，問：“你們哪個鎮長在？”接電話的人說：“我們莫鎮長（陜西方言，莫=沒）。”上級疑惑地反問：“怎么沒鎮長？”接電話的回答道：“就是莫鎮長。”

此外，還有一種名字加同志的叫法。有人說，如在干部交接大會上，彼此稱呼上就常常出現“xx同志”，會使語氣頓時加重了許多。這種叫法的重心在“同志”上，必定是有什么重大的使命準備托付了，或是有什么問題要提醒了。“如果有一天上級領導突然在你的名字后面加上同志二字，那么，你就要留神了。”

x廳x處之外，官場上還喜歡稱自己的上司為局座、老板。實際上，田家英他們當年即稱毛澤東為老板。如陳巖《往事丹青》說到：他當學徒時所在的悅雅堂有次下戶采購到一套《三希堂法帖》。正趕上田秘書在，他看了看說：“等定了價，給老板送去。”陳巖解釋，他們稱毛主席“老板”，毛主席身邊的人都這樣叫。

在民間，對中央領導人的叫法則充滿了時代感和親切感，“小平你好”和“***”這種更親切的稱呼，使對領導人的稱呼，一下子有了更新的含義，成為普通人心中的一種標志。

新聞加點料

中國官場最忌諱的稱謂有哪些？

一般副職官員對這個“副”字，心懷抵觸，喜歡大家把這個字免掉，在稱呼上先行“扶正”。聰穎年輕的女部下，往往投其所好，只要正職不在場，這“副”字在面稱中輒悄然蒸發。但偶爾大意，在大庭廣眾之中，稱呼副職竟將“副”字省卻，坐在旁邊的正職一聽，怒火中燒：“我剛出去開兩天會，你們

就想搶班奪權啊！”

再次，由于“副”與“父”、“婦”同音，不免產生了一些意料不到的諧音后果。譬如某局有5位副局長，按年齡資歷為序，分別姓“祖”、“薄”、“舒”、“紀”、“岳”，局辦2位副主任分別姓“嚴”和“辜”。負責收發保管文件工作的科員，每天起碼得到5位副局長辦公室和2位副主任辦公室各去兩趟。于是，每天兩次輕叩屋門，親切招呼：“祖副”、“薄副”、“舒副”、“紀副”、“岳副”、“嚴副”、“辜副”。外人一聽，這是嘛日子？全家老爺們兒都到了！

官場稱呼學但為民 官場最忌諱的稱呼篇四

官場“稱呼學”

某個晚上，一名中年男人叩開了郭振華家的門。“有個姓池的人找你。”女主人高聲招呼郭振華。“是池、池廳長？”郭問。“啊呀啊呀，池廳長您、您來看我們？”意識到來者的身份后，女主人恭敬地賠笑道。

這是官場小說《滄浪之水》的一個橋段，刻畫的正是官場中人對“稱呼”的嫻熟運用。

2001年，痛恨官場中丑惡風氣的閻真寫下了這本小說。盡管如此，這位北大畢業之后拒絕機關身份而選擇樂守象牙塔的文學教授，在現實中也不得不屈服于無處不在的官場“稱呼學”。

“一個科長一個小主任，官位叫出來他就高興一點。”閻真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我這么大年齡了，我叫我們單位的人，尤其是機關的科長、副科長和辦公室主任，我就叫他某某主任，盡量把這個位置叫出來。因為有些事要找他幫忙。”

類似閻真這樣的體會，某縣財政局的小丁也有。不久前她參加一次接待活動，直到見到《××調研組來縣接待手冊》，小丁才知道，她一直稱為“王處”的這位省財政廳領導，原來只是一個主任科員。

但她依然恭恭敬敬地繼續稱呼“王處”，因為她的局長也這樣叫。“局長說，當?王處?還只是從下屬事業單位借調到省廳的科員時，他就開始喊?王處?了！”

按中國的行政級別，這位局長和“王處”都是主任科員，相當于人們熟知的“科長”。正如人們從官場小說中所看到的那樣，在那些見諸文件的稱呼之外，官員之間還有另一套“稱呼”的學問，有許多難以言傳的細微講究。

“逢長必叫，叫大不叫小”

對于基層的許多官員來說，“逢長必叫，叫大不叫小”是相互稱呼時的慣例。閻真說，“在縣里，一個科級干部就很大了。一個局長其實是科級，但是我要叫他局長。股長比科長還要小，可在縣里也已經好大了，也是一個長嘛，也要叫出來。”

“叫大不叫小”的慣例不僅僅是基層的專利。一位資深媒體人對南方周末記者介紹，“在一些部委，如果黨組書記和部長不是同一個人，有時下屬們也會叫黨組書記?部長?。正部級機構的領導叫主任或者局長的，他們的下屬會習慣于叫部長。”這不是為了追求虛榮，而是害怕與低級別的職務混淆。“部長級別高，而辦公廳主任也是主任。”

除去上述最基本的稱呼規則外，官員之間的稱呼還有許多微妙之處。

“上級對下級常常以?姓名+同志?相稱，但下級對上級當面一般卻只用?姓+職務?或?職務?。”華東師范大學的胡范鑄教授在他2000年發表的論文中指出。他的研究方向是應用語言學。

然而，有些時候這條規律并不適用。例如，一個機關的正副書記中有好幾位姓王時，“叫某某書記是慣例”上述媒體人說，名字+職務的選擇很多時候“就是為了有一個很明確的區分”。

區分不同稱呼的，除了職務外，還有資歷與感情。一般來講，官員之間互稱官銜是較為客套和安全的，但一些職務不高的“老機關”卻常享有“豁免權”，可以將別人眼中的“王書記”省去姓氏，直呼其名。上述媒體人說：“在機關里稱名字，本身并不是冒犯，當然你要估量一下自己的地位，以及你和那個人到底有多熟。” 在官員中間，流行著種種特殊情況下的稱呼辦法。例如，對于姓付的書記，往往不能稱付書記，而要用名字稱“××書記”；當兩個書記同姓時，也要叫名+書記……熟練掌握著一套規則，幾乎是公務員的入門程序。

任中南大學文學院副院長的閻真發現，高校中的干部并沒有免俗于官場“稱呼學”。閻真說：“我認識的一個某學校年輕老師，新提了副院長，相當于副處級。他一天到晚說我們?處干?（處級干部）如何如何”，“別人不說（叫）就不高興”。這位年輕的副院長自己可能都沒意識到，“別人叫他院長，他馬上就回答，尤其是大庭廣眾之下。如果是叫老師，他就好像沒聽見一樣。”

“老大”與“老板”

除了大庭廣眾下的繁多稱呼，一些官員在酒酣耳熱、竊竊私語時的叫法也各不相同。

上述那位媒體人曾在縣鄉一級基層政府的飯局上見識過，一名干部起身敬酒，朗聲說道“我們老大……”。當面叫一聲“老大”，除了幾分親昵，更展現出明確的權力排序。與之相對的，所謂“老二”不僅不用做面稱，甚至不能公開排出來。

“一個省里面省委書記是老大，但是你也不能說省長是二把手，因為在政府口，他也是老大；你也不能說副書記就是二把手，因為按照慣例，在黨內，兼省長的書記（才）是。”這位媒體人說。然而到了市級干部，這種江湖氣的“老大”、“老二”便有時被透著商業氣息的“老板”所取代。

一位官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稱“老大”在基層會比較多，更江湖氣一些。一般稱“老板”的，至少是市長、市委書記這個級別的。如果稱一個縣委書記為“老板”，會顯得特別可笑，因為縣委書記就是個處級官員，所以往往會稱“老大”；如果稱呼一個鄉長“老板”也不行，因為級別同樣不夠。

真正難以處理的是如何稱呼那些因為種種原因被降職的官員。江蘇省級機關一位工作人員，曾經在南京的頤和路上遇到過當年的無錫市長毛小平，這位工作人員竟然一時語塞不知如何稱呼。“喊他毛市長、毛主任都不合適，喊小平吧，你不覺得?小平?是特指的嗎？所以后來我只好說?哎——哎——你好?。”2023年毛因為嚴重違紀被開除黨籍，他一度被認為在江蘇省供銷合作總社擔任副主任，后又傳出降為處長。

江蘇省委辦公廳的一位工作人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現在縣里也常常稱省城去的領導為“首長”，不分級別。“之前，只有中央來視察的領導，不方便提前透露姓名或者不適合直呼其名的，我們才在制作席卡和稱呼時稱?首長?。當面這樣稱呼時，級別差距至少要有3級。但現在，稱?首長?已經沒有這么嚴格了。”

他回憶，自己第一次被縣里稱“首長”時，感到很不習慣，有一種“僭越”的感覺，但后來發現叫的人和被叫的人都心安理得，也就順其自然了。

但那些真正的“首長”們，卻似乎對職務稱呼極其超脫。

2023年6月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到深圳調研，當tcl董事長李東生匯報工作稱呼“委員長”時，就被他打斷，“叫?老書記?就行，叫張德江我就更高興了。”

2023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在北京主持召開座談會，聽取專家學者對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的意見和建議。第一位專家發言剛提到“尊敬的王書記”，話沒說完，就被王岐山打斷，要求在場專家少說客套話，言簡意賅。

“同志”不夠親切？

在胡范鑄教授看來，“稱呼學”的流行和稱呼的變化，不能簡單地理解為社會風氣“變壞”了，更反映著社會心理的變化。

改革開放前獨步天下的“同志”，起初是有著共同理想與信仰的政黨成員之間的共勉。孫中山在1918年發表《告海內外同志書》和《致南洋同志書》，其遺囑常被總結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1921年，中共一大通過的黨綱正式寫道：“凡承認本黨黨綱和政策……都可以接收為黨員，成為我們的同志。”這時的“同志”，還只在社會精英間流行。

1949年后，“同志”迅速成為正確甚至唯一正確的政治稱呼。毛澤東早在1959年就要求互稱同志。1965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黨內同志之間的稱呼問題的通知》，要求“今后對擔任黨內職務的所有人員，一律互稱同志”。

然而在社會秩序混亂的“文革”時期，即使同志這個稱呼也顯得不合時宜。胡范鑄說：“那時同志都不能隨便叫，叫什么都覺得不對，說錯了就會闖禍。”

盡管如此，出于表明立場、提防異己的原因，“同志”在民間成為了最保險的尊稱。在上世紀末的一些港臺劇中，劇中人物一旦踏上大陸土地，逢人即稱“同志”。在他們看來，“同志”似乎成了大陸文化的符號，否則就會被視作另類而引起麻煩。

今天的人已很難想象“同志”之稱所引起的重視。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公報中曾經明確，“黨內一律互稱同志，不要叫官銜；任何負責黨員包括中央領導同志的個人意見，不要叫?指示?”。

1984年，“同志”有一次不同尋常的亮相。當時的《武漢晚報》刊登了這樣一則消息：“小平同志：我這樣的稱呼，似乎不太禮貌，若有不妥之處，請給予責備。”這是1984年4月武漢一職工向鄧小平寫的申冤信。鄧小平在信上圈閱道，“頭一次看到這樣的稱呼，我很喜歡，酌重處理！”

在經歷了極度混亂的社會秩序后，黨內又能互稱同志，成了當時具有標志性的思想解放事件。

時間進入21世紀，“同志”有了更豐富的含義，使用起來也顯得很突兀。“每個人都在重新尋求自己的角色定位，個人的自主意識提升。當今社會是稱謂語最豐富的時代。”胡范鑄說道。

2003年，全國各地黨委都曾專門制定、下發《關于進一步繼承和發揚黨內互稱同志優良傳統的通知》，要求“對擔任黨內職務的所有人員一律稱同志，不稱職務”。

例如，甘肅省的文件就要求，“對擔任黨內職務的所有人員一律稱為同志，黨內刊物、文件和其它書面材料也要按此辦理。各級黨員領導干部要身體力行，帶頭繼承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做黨內互稱同志的表率。各級黨組織要制定完善相應的制度，并針對存在的問題進行整改，形成黨內互稱同志的有效機制……”

但種種跡象表明，重視并未使互稱同志重回流行。2023年10月，《人民日報》轉載了題為“黨內稱謂容不得江湖氣”的評論，說“不知從何時起，互稱?同志?的人越來越少，甚至一些脫胎于江湖綠林，裹挾著濃厚封建陋習的?老板?、?總管?、?大哥?等庸俗化的稱呼，在某些部門或單位已滲透到黨內。”

一些地方為了規范稱呼，甚至“制作黨內互稱同志提示牌，擺放在黨委（支部）會議室、黨員活動室等場所醒目位置”，以“營造民主平等、團結和諧的良好氛圍，形成暢所欲言、集思廣益的工作作風”。

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李永剛教授說，現在“同志”作為一種社會主義傳統保留下來，成為正式場合的莊重稱呼。但在現實官場中，在對稱呼進行“推敲”后，官員私下里往往不會互稱同志。在一位官員看來，現在如果見面還稱“同志”，不僅顯得怪異，還意味著拒人于千里之外，“下面的事都無法進行了”。

盡管存在著所謂的稱呼規則，但因地域、風俗及人情的巨大差別，官場稱呼并無放之四海皆準的規則。例如在湖南，一些稱呼就很獨特，官員們背后往往稱呼高級官員為“張嗲”、“李嗲”（“嗲”在長沙話中意為老者），同僚之間則會互稱“張哥”、“李哥”。

現在在一些地方，某些介于正式和非正式之間的稱呼如某局、某廳等，很流行。在一位觀察者看來，新世紀以來，官員群體的社會評價有所降低，經濟、社會地位、個人成就感、榮譽感都不可同日而語。張局、李局這種稱謂，一方面保有官場認同，同時也可以避免因為過于強調身份而引起他人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