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時代楷模彭士祿事跡

由佚名分享時間：2024-04-16 08:39:40 加入收藏我要投稿點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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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楷模彭士祿事跡篇一

毛澤東同志聽后憤怒地站了起來說：“過去英國和其他外國人占領我國多年，我們再也不會讓任何人為了自己的目的使用我國領土!核潛艇，一萬年也要搞出來!”

1962年2月，彭士祿開始主持潛艇核動力裝置的論證和主要設備的前期開發。然而，當時一窮二白的新中國想要造核潛艇，簡直比登天還難!無圖紙資料，無權威專家，無外來援助，包括彭士祿在內的所有人，誰也沒見過核潛艇長什么樣，僅有的參考資料，是從報紙上翻拍的兩張模糊不清的外國核潛艇照片，和一個從美國商店買回來的兒童核潛艇模型玩具。在這種狀況下搞核潛艇不得不全靠“自教自學”。

“那時候，條件艱苦啊，我們都能夠干出來，不容易!”彭士祿深知，僅憑一腔熱血是不夠的，需要把自己和別人已有的經驗和技能進行轉化，同時大量吸收新的前沿知識。

彭士祿針對全室大多數人只會俄語不會英語、而外文資料又大多為英文的狀況，組織了集體英語學習。大家從早晨5點多鐘起床就背英語單詞，甚至上廁所時也在背，夜深了也要背上幾遍新學的單詞才去睡。這樣邊學英語，邊看與各自專業有關的英文資料，經過兩年的努力，全室基本上過了英語閱讀關，并且摸清了國外核電站、核動力裝置的基本情況。

“那時候，交通不便，我們吃住都在工地上。那里陰暗潮濕、毒蛇蚊蟲肆虐，生活非常艱苦。我們是吃著窩窩頭搞科研的，連窩窩頭都吃不上時，就挖野菜和白菜根吃。沒有電腦，僅有一臺手搖計算機，大家就拉計算尺、打算盤，那么多的數據都是靠這些工具沒日沒夜地算出來的。”彭老回憶說。

就這樣，通過邊學習邊實踐，他們逐漸扎實地掌握了核動力裝置的基本原理及各系統、各專業間的內在關系。默默攻關，這些“門外漢”悄無聲息地站到了核動力科學研究的前沿。

時代楷模彭士祿事跡篇二

“中央已決定選一批留學生改行學原子能核動力專業，你愿意改行嗎?”

“只要祖國需要，我當然愿意。”

對話發生的時間是1956年。問話者是到蘇聯訪問的時任外交部副部長陳賡，回答者是結束在蘇聯學習化工機械即將畢業回國的彭士祿。

當時，美國和蘇聯原子彈與氫彈已問世，蘇聯也有了核電站，而中國的核技術基礎幾乎為零。周恩來總理欲選擇一批優秀的留學生轉學核專業，為中國今后的核發展儲備人才。彭士祿就是被選中的人員之一。

自此次對話之后，彭士祿沒有選擇回國，而是開啟了在莫斯科動力學院為期兩年的學習。從那時起，彭士祿便與中國核動力事業結下不解之緣。

從主持設計建造我國第一座核潛艇陸上模式堆，到參與成功研制第一艘核潛艇，從引進第一座百萬千瓦級核電站大亞灣核電站，到組織自主設計建造第一座大型商用秦山二期核電站……盡管擁有“革命先烈彭湃之子、著名核動力專家、中國工程院首批院士，中國第一任核潛艇總設計師、中國第一個核動力裝置的主要設計者”等諸多響當當的頭銜，彭士祿卻說自己從事的工作都是墾荒，且非常敬仰‘孺子牛’的犟勁精神，他更愿意稱自己是“一頭核動力領域的拓荒牛”。

時代楷模彭士祿事跡篇三

1970年8月30日，在西南大山深處的“909”基地，由中國核動力研究設計院設計研制的核潛艇陸上模式堆順利達到滿功率，發出了中國第一度核電!這意味著，新中國第一艘核潛艇的心臟——核動力裝置開始運行了!

這一天，中國成為了世界上第五個擁有自主核動力技術的國家，大家欣喜若狂，而總設計師彭士祿卻在悶頭大睡，在這之前，他已經連續五天五夜沒有合眼。

彭士祿這個名字，鮮有人知。直到1988年9月27日，中國導彈核潛艇發射運載火箭成功，他才作為中國第一任核潛艇總設計師、中國第一個核動力裝置的主要設計者，走進人們的視野。而在這之前，他隱姓埋名30年，他的名字和他從事的工作一樣，都是中國的最高機密!他還有另外一個身份——無產階級革命家、烈士彭湃的兒子。

時隔50年，又是一個8月30日，重溫歷史，致敬這位中國核動力事業的“拓荒牛”。

“他是個大人物,全家都要為他隱姓埋名”

1925年，彭士祿出生在廣東省汕尾市海豐縣，是彭湃的二子。上世紀二十年代，出身工商地主家庭的彭湃，沖破階級的“枷鎖”，成為“中國農民運動的第一個戰士”。

“一個漆黑的夜里，奶媽背著我逃難。”這是彭士祿關于人生最早的記憶。1928年，他3歲，母親蔡素屏不幸被捕，英勇就義。1929年，彭湃在上海被捕，在生命的最后時刻，他高唱《國際歌》，慷慨赴死。那一年，年僅4歲的彭士祿成了孤兒。盡管彭士祿才4歲，他就已經成了敵人的“眼中釘”、全國懸賞搜捕的“通緝犯”。

為了躲避國民黨的“斬草除根”，彭士祿過起了姓百家姓、吃百家飯、穿百家衣的生活。他先后在幾十個貧苦百姓家生活過，每到一家，他都要改名。8歲時，彭士祿被國民黨當局抓進監獄。在那里，他吃的飯里滿是沙子、蟲子，渾身都是虱子、疥子，晚上睡覺蓋的是破麻袋。

1935年，在獄友們的掩護下，在監獄受了一年苦、差點被餓死的彭士祿終于出獄。之后，他從監獄轉到廣州感化院，患重疾又差點病死。10歲時，他開始沿著鐵道流浪，一度靠乞討度日。后來，彭士祿再度被捕，這一次，祖母周鳳將其營救出獄。此后他在黨組織的安排下，在香港、澳門學習和生活。直至1940年，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彭士祿第一次見到了周恩來和鄧穎超。周恩來見到彭士祿時凝視了一陣子，親切地拉著他的手說：“終于把你找到了。你爸爸是我的好朋友!”“要繼承你爸爸的遺志，好好學習，努力工作。”

后來，15歲的彭士祿來到了延安，于1945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回顧過往，彭士祿總是飽含深情地說，“坎坷的童年經歷，磨練了我不怕困難艱險的性格，我對人民永遠感激，無論我怎樣努力，都感到不足以回報他們給予我的恩情。”

“只要祖國需要，我當然愿意”

1951年，彭士祿以優異的成績獲得留學蘇聯的名額，前往喀山化工學院化工機械系學習。

1954年1月，美國東海岸發生了一件大事：一個巨大而靈巧的“黑色水怪”轉眼潛入太平洋，游過墨西哥灣、蕩過南美洲、橫穿大西洋，途經歐亞非三大洲后又回到了美國東海岸，而這一切所消耗的全部動力來自一塊高爾夫球大小的鈾燃料。如果換了石油作燃料，需要整整90節車皮的石油，消息一經公布，舉世震驚。這就是繼原子彈之后再度震驚世界的美國核潛艇“鸚鵡螺”號。

1956年，陳賡大將到蘇聯訪問，正準備回國的彭士祿被密召到中國駐蘇大使館。陳賡問他：“中央已決定選一批留學生改行學原子能核動力專業，你愿意改行嗎?”“只要祖國需要，我當然愿意。”彭士祿堅定地說。

“從未在晚上12點以前就寢過，我們要學的東西太多太多了，一頭扎進去，就像沙漠中的行人看見了湖泊那樣。當時，那種奮進不息、為祖國奪取知識制高點的心情是難以用語言描述的。”回憶這段時光，彭士祿這樣說道。也正是這段時光讓彭士祿與核動力結下了一生的緣分。

時代楷模彭士祿事跡篇四

尖端科學講究精細嚴謹，但彭士祿偏偏“大膽”。

在潛艇核動力裝置的論證和主要設備開發前期，許多人對核動力的知識都幾乎為零，他們有學電的、有學化工的、有學儀表的，對某個技術上的問題意見不一致，甚至經常發生激烈的爭論。出現這種情況，他就對研究人員說“不要吵，做實驗，用實驗結果說話。根據實驗結果，我來簽字，我負責!”

1970年7月，反應堆開始緩緩提升功率。每提高一檔功率，出現的險情也越多。問題不斷增加，反對繼續提升功率的意見也越來越多。在這種情況下，彭士祿力排眾議，繼續提升功率，8月30日，他決定實現主機“滿功率”。這一天，實驗現場圍滿了人，負責數據運算的黃士鑒并不知道彭士祿滿功率的計劃，下午六點多鐘，黃士鑒發現，竟然滿功率了!他以為自己算錯了，繼續算第二遍、第三遍，第三遍，他才確定。

彭士祿的“大膽”，并非有勇無謀，“拍板”也并非胸中無數。有一次，有人問他：“為什么敢于拍板?”他說：“其實，有個秘訣，一定要用數據說話。”牢牢掌握實驗數據，是他大膽決策的科學依據。也有人問他，“在潛艇核動力研制過程中，那么多次拍板，有沒有拍錯的時候?”彭士祿毫不掩飾地說：“有啊，怎么可能沒有。錯了，我就改過來，再繼續前進。只要三七開，有百分之七十的把握就可以干，不然，都準備好了，要我們干什么?”

就在核潛艇進行最后調試工作時，劇烈的胃疼襲來，彭士祿全身都被汗水浸透了，醫生診斷為急性胃穿孔，這一次手術，彭士祿的胃被切除了四分之三，那一年，他才49歲!他說：“我喜歡這個工作，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就是死了也是值得的!”1988年，彭士祿又擔任了秦山核電二期工程董事長，成功實現了我國核電由原型堆到商用堆的重大跨越。

彭士祿曾在自述中寫到：“也許因是屬‘牛’的吧，非常敬仰‘孺子牛’的犟勁精神，不做則已，一做到底。活著能熱愛祖國，忠于祖國，為祖國的富強而獻身，足矣;群體團結，是合力，至關重要，最怕‘窩里斗’，分力抵消，越使勁越糟糕，最后變成負力，悲矣!盡自己的力氣去做正功，沒有白活。”

大國重器，以命鑄之。他們在祖國貧弱的年代，創造出了蔭護萬代的財富，用自己堅挺的脊梁，給了整個民族以力量。幾十年后，中國大地上已建起了一座座安全、高效、清潔的核電站。一代又一代核工業人不弛于空想，不鶩于虛聲，將青春年華化作深海中前行的潛艇、澎湃動力的核電站，無聲，但有無窮的力量。

時代楷模彭士祿事跡篇五

1958年，年僅23歲的吳天一和妻子響應國家號召來到高原建設青海。當時還有來自全國各地的建設大軍來到青海，吳天一發現這些建設者都不同程度有心慌、頭疼、胸悶等高原反應，有的甚至因此獻出了生命。作為一名內科軍醫，吳天一迫切地想要醫治好這些身體有病痛的高原建設者。

然而，高原病當時在我國醫學研究領域還尚屬空白，吳天一摸著石頭過河，經過長期研究，認為這是一種高寒低氧環境的特發性疾病。但是具體的發病原因以及相關應對之策還需進一步研究。這一研究，就是60多年。

“守護好高原人民和高原建設者的生命健康是吳天一的初心，也是他一生的價值追求，正如他所言：‘我一生只做一件事，高原醫學研究。’”青海省衛生健康委一級巡視員李曉東在宣講會上說。

據李曉東介紹，在超過半個世紀的高原醫學研究生涯中，吳天一院士常年與高山、冰川、雪地、草地為伴。“60多年來，他不僅走遍了青藏高原的大部分地區，還在安第斯山、落基山、天山、帕米爾和喜馬拉雅等地進行了長期的綜合考察和探索”。

1979年至1992年，吳天一主持了歷時10余年、覆蓋10萬人的高原病大調查，到過青海、西藏、四川、甘肅等地的大部分高海拔鄉鎮牧村。每到一個地方，吳天一就問哪里的海拔最高。在他看來，高原醫學研究必須要去高、偏、遠的地方，不落下一戶一人，才能準確掌握疾病分布和患病因素。

1982年，吳天一在進行高原病大調查時發生了一次非常嚴重的車禍。當時他乘坐的吉普車行至橡皮山時，因山體陡峻、路面濕滑，吉普車發生側翻，跌落近300米，他和司機血流滿面，幸而大難不死。“作為高原醫學人，沒有獻身精神，哪能獲取一線科研資料?”事后吳天一回憶說。

在開創和發展我國高原醫學事業的過程中，吳天一兩次與死神擦肩而過，全身14處骨折，40多歲雙眼患上嚴重的白內障，耳朵鼓膜被擊穿，年事漸高后，心臟還裝了起搏器。

60多年來，吳天一院士及其科研團隊推動我國高原醫學事業從無到有、從弱到強。他所創建的慢性高原病量化診斷標準，被國際高山醫學協會作為國際標準，并命名為“青海標準”，于20__年在國際上統一應用，為高原病防治作出了突出貢獻。這也是首個以我國地點命名的國際診斷標準。

今年已經86歲的吳天一坦言：“現在我年紀大了，主要責任是帶好我的團隊，培養好年輕的接班人”。

王晉說，吳天一院士常常勉勵他們——“時代在召喚、祖國在召喚、青海人民正展開雙臂歡迎你，你的事業就在這里，走進大地，走進生活，你就一定會成功”。

“走進大地，走進生活”是吳天一高原醫學研究的真實寫照。在進行高原病普查的時候，他騎著馬，趕著馱滿儀器的牦牛，餓了吃點牧民的青稞糌粑或自帶的干糧，晚上同牧民一起睡在攝氏零下三十多度的帳篷里，深夜點著酥油燈整理數據資料……

過去，由于文化差異，牧民們忌諱抽血化驗，吳天一穿戴上氈帽、皮襖、馬靴，地道的藏語一出口，牧民就親熱地拉他坐進了帳篷。

“吳天一院士正是以他堅定的理想信念和崇高的職業精神，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我們年輕一輩。就像院士所說，年輕一輩生在偉大的時代、偉大的國度，擁有偉大的使命和許多建功立業的機會，更應該珍惜這些機會，投身于偉大的事業中。”王晉說。

時代楷模彭士祿事跡篇六

1964年，我國開始研制殲8飛機，這是我國自行設計的第一型高空高速殲擊機。顧誦芬先作為副總設計師負責殲8飛機氣動設計，后全面主持該機研制工作。

在研制中，顧誦芬發現發動機噴流對飛機平尾效率有很大影響。當時，國內尚無噴流試驗條件和試驗方法，他帶領設計部門與風洞試驗單位聯合攻關，在國內第一次創建了戰斗機噴流影響試驗方法，發現了噴流影響規律，該試驗方法也成為后來確定發動機噴流影響的基本方法。

1969年7月5日，殲8完成首飛。雖然首飛成功，但在跨音速飛行試驗中出現了因氣流分離導致的抖振問題。用飛行員的話說，就像一輛破公共汽車，開到了不平坦的馬路上。對于引起振動的原因，大家看法不一，顧誦芬大膽地提出通過觀察殲8飛機飛行中貼于后機身和尾翼上毛線條的擾動情況來對癥下藥，他提出要親自上天觀察殲8飛機后機身流場。

這對從未接受過飛行訓練的顧誦芬來說是有很大風險的。而且因為姐夫黃志千就逝于空難，他們家有一個約定：不再乘坐飛機。試飛員鹿鳴東得知實情，感動地對顧誦芬說：“生死觀的問題對我們飛行員來說是早已解決的問題，只要能排除抖振，你們就不要考慮我，怎么飛我都干。”顧誦芬決心已下，瞞著愛人，登上了試飛員鹿鳴東駕駛的殲教6飛機。

為觀察清楚毛線條的擾動情況，兩機的距離和間隔都在5米左右。這樣的飛行對飛行員和顧誦芬來說是一種冒險。憑著他們足夠的膽量和勇氣，經過三次上天近距離觀測，顧誦芬承受著巨大的身體負荷，終于找到問題癥結，通過后期的技術改進，成功解決了殲8跨音速飛行時的抖振問題，他和鹿鳴東也就此成為了無比親密的戰友。

顧誦芬主持攻克了跨音速抖振、方向舵嗡鳴等技術難題，圓滿完成了殲8飛機研制任務，結束了我國殲擊機完全依賴引進的歷史。1985年，殲8飛機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特等獎”。

時代楷模彭士祿事跡篇七

得知自己獲得“七一勛章”，吳天一不禁想起15年前的那一天：20__年7月1日，青藏鐵路全線通車，讓他感到無比欣慰。

作為青藏鐵路二期工程建設高原生理專家組組長，吳天一曾數次帶隊奔波于青藏鐵路沿線，研究確定了一整套衛生保障措施和急救方案，推動工程全線配置了17個制氧站、25個高壓氧艙。5年里，14萬人的筑路大軍在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地區連續高強度作業，沒有一人因高原病死亡，被譽為“高原醫學史上的奇跡”。

14萬人，當時人手一本高原病防護手冊。手冊上“吳天一”的名字，猶如“生命的保護神”。

20__年4月14日，玉樹發生7.1級地震，年逾古稀的吳天一請纓帶領醫療隊直奔災區，奮戰了整整7天。

扎根高原、懸壺濟世，吳天一并未獨行——1958年，他和同為醫生的妻子攜手奔赴青海，這一待已是六十三載。在二老的以身作則、家風熏陶下，女兒、外孫選擇在西寧扎下了根，一家三代四人都在高原上從醫。

今年春天，吳天一欣然應邀到青海衛生職業技術學院講了開學第一課。面對臺下“00后”學子們的青春面龐，這位“80后”老人堅持站著講演。講稿是他自己寫的，結束語為：“青藏人民正展開雙臂迎接你，你的事業就在這里。”

這句對孩子們的殷殷寄語，在吳天一心頭，回響了一生。

時代楷模彭士祿事跡篇八

20__年是楊振寧的“望九之年”。6月18日至19日，南開大學陳省身數學研究所舉辦了一場“理論物理前沿討論會”，以此紀念該所的理論物理研究室誕生25周年，并為研究室創辦人楊振寧教授預先慶壽。30位中國科學院院士及近百位杰出的學者與會，使之成為該領域罕見的學術盛事。

校方在數學所大廈前特別打出橫幅，上書“楊振寧先生學術青春長在”。南開大學校長龔克解釋，楊先生本不喜做壽，因為真正做科學的人是“沒有年紀的人”。

1986年，剛剛創辦南開數學所的數學大師陳省身，邀請老友楊振寧到此創辦理論物理研究室。盡管“完全沒有思想準備”，楊振寧卻欣然從命，只因“陳先生的邀請是無法拒絕的”。

25年來，這間起初僅有一位、目前也只3位教授的研究室，已在國際上占有一席之地，培養的25名博士中，有人當選院士，有人成為大學副校長，有人拿到海外名校終身教職。

用研究室主任、中國科學院院士葛墨林的話形容，研究室如今算略有成就，“畢業了一批人、做出點事”，總算對陳、楊兩位先生有所交代。

葛墨林1986年由陳省身、楊振寧自蘭州大學聘至南開大學。他最初問陳先生該怎樣發展，陳先生提出要“不開會、無計劃、多做事”;再問研究室該做什么方向，陳先生回答“就做振寧的方向”。

楊振寧則說，不善做研究的人，看某個菜園里人多，就擠進去找個角落，花大力氣刨個坑。一定要找一個較空的園子，一刨就出個蘿卜。他為研究室設定的“楊——巴克斯特系統”相關的數學物理方向，當年并不被人看重，日后逐漸成了該領域的重要方向之一。

如今，葛墨林認為，南開理論物理研究室的師生，不僅在學問上受惠于楊振寧，人品、學風上也受益頗多。楊振寧“寧拙毋巧，寧樸勿華”的要求，影響極大。

25年來，這里一貫奉行“不宣傳”方針，數理學界之外，少為人知。數學所共計12位全職教授，理論物理室占四分之一，在葛墨林看來已不算小。陳省身初期就提出不希望擴大規模，永久教職保持很少。這個方針堅持至今。

“就叫研究室，也不擴大，不叫‘中心’。”葛墨林說。

此間風氣的一處體現是，本次討論會不少大腕到場，但葛墨林在開幕式上說：“恕我不能一一介紹各位的頭銜，大家都是重要的人物。”他給同行鞠了一躬，“一介書生，無權無勢，對大家無可貢獻，鞠個躬表示感謝”。

物理學家、清華大學校長顧秉林院士因公爽約，專門發來長信，但大會決定節省時間，不再當眾宣讀。由于學術報告安排極為緊湊，葛墨林提醒在座上了年紀的院士們，感覺累了就去休息，也可騰出座位，讓給后面站著聽講的年輕人。此語令與會者不禁莞爾。

時代楷模彭士祿事跡篇九

時至今日，五十五歲的劉伯明已經兩度肩負著全國人民的希望向太空征戰，而每次都圓滿完成任務的他為國家在航天領域立下了汗馬功勞。

哪怕是劉伯明的家人都想不到。曾經那個一度輟學去打工的劉伯明如今竟成為了中國人民的驕傲，甚至得到了被國家領導人親自頒發證書的殊榮。

短短十幾年的改變，竟然變化如此之大，那么當年的劉伯明到底經歷了什么呢?又因為什么事情讓他進入了航天事業呢?

1985年，一位英俊秀氣的青年從教室自信滿滿地走了出來，而后被通知已經通過招飛體檢的青年又參加了文化課的考試，最終這位青年順利地通過了考試，從家鄉齊齊哈爾來到了長春空軍飛行學院。

這位青年就是劉伯明，劉伯明面對前來送行的老師和父母深深鞠了一躬，因為沒有他們的支持自己也不可能通過飛行員的考試。

劉伯明的高中老師張福林這次也親自趕過來送劉伯明，他一直非常喜歡劉伯明這個聰明努力的學生，這次劉伯明通過錄取后第一時間就告訴了他這個好消息。

劉伯明在高中時期非常聰明，也非常懂禮貌，幾乎教過他的老師都會喜歡上這個安靜踏實又努力的孩子。

臨走前張福林對劉伯明說道“繼續努力，按照你高中時期的精氣神來繼續堅持，以后一定沒問題，如果感覺自己有進步就給我寫信，退步就不用了啊”。

在老師帶著深切的希望和打破離別的幽默之下，在場的人都開懷大笑，而劉伯明也在這樣的歡聲笑語之中堅定地踏入了學校，以后的每年只要劉伯明獲得了好成績都會給老師張福林寫信告知。

“他的信每次都挺長，有時候會跟我說訓練上的事情，感覺每次都很累，但是只要提到這個他都會接一句說老師，我能吃這個苦，請老師放心這種話”

作為高中班主任的張福林其實非常看好自己這個看了三年的學生。

每次張福林收到劉伯明的信件回到家中總是第一時間來讀信，信中的劉伯明會把近期發生的事情和自己面對學業的困擾都告訴他的老師，張福林每次讀完信都會既心疼又希望劉伯明能夠堅持下來。

因為作為劉伯明的老師，他非常清楚這對于劉伯明來說是一次改變人生的機會。

所以每次給劉伯明的回信中張福林都會想辦法開解他，跟他說一些最近發生的事情和家鄉的變化，包括每次都會鼓勵劉伯明。

在張福林的心里，他是相信劉伯明的，因為高中時期的劉伯明一直都是一個能吃苦又踏實的好學生，所以他希望劉伯明能把握這次機會。

兩人的信件來往持續了整整四年，這份簡單卻又濃厚的師生之情陪伴了劉伯明整個大學生涯，對他來說這是一種精神寄托，更是家人師友親切地期盼，所以劉伯明非常重視也非常努力做好自己的學業。

劉伯明在學校每天早上都要進行一萬米的晨練，剛開始的他很難跑下來，但是每次都是咬著牙堅持下去，后來慢慢適應之后的劉伯明每天早上不跑還感覺不習慣。

劉伯明的父親劉志生曾經在北京親眼見到了兒子真實的訓練是怎樣的，“坐在一個高空上面，那個椅子會來回旋轉，然后下來還要辨別方向，甚至要一整天頭朝下睡在一張斜的床上”。

劉父每次提起兒子的訓練都是一臉的無奈和心疼。

時代楷模彭士祿事跡篇十

20__年12月，劉伯明入選神舟十二號任務飛行乘組。這次任務是空間站關鍵技術驗證階段第四次飛行任務，也是空間站階段首次載人飛行任務。

“這次任務出艙時間大幅增加，任務更加復雜、艱難，挑戰和考驗也不會缺席。我們會完成好每一次出艙任務，浩瀚太空必將留下更多的中國身影、中國足跡。”劉伯明說。

信心和底氣，來源于刻苦的訓練。

在加壓后的訓練服里，每一次“舉手投足”都非常吃力;身著水下訓練服模擬失重訓練時，每次都要訓練幾個小時……

“每次訓練完，吃飯連拿筷子都感到困難，困得吃不下飯，只想睡覺。”劉伯明說，但訓練之后，還不能放松，要一遍一遍在腦子里過“電影”地熟悉程序。

面對考驗，劉伯明總會想起讀書時通往學校的那9公里無數次“摔倒又爬起來”的求學路。

“慶幸自己趕上了一個偉大的時代，是千千萬萬的航天人鋪就了飛天之路，是祖國和人民把我們送上了太空。”劉伯明說，“我期待億萬國人隨我們一起體驗，我心飛翔!”

地球是人類的搖籃，但人類不會永遠生活在搖籃之中。

此刻，在被譽為人類探索宇宙“前哨站”的空間站中，劉伯明或許正遙望著更深邃的太空。

時代楷模彭士祿事跡篇十一

仿佛是為飛翔而生的。41年前，聶海勝誕生于湖北棗陽陽垱鎮一個小村莊。兒時的一天，他在山坡上放羊，躺在草叢上睡覺，突然夢見自己長出一雙大大的翅膀，忽閃忽閃飛上了藍天。那時，他是一個貧困的山里娃，從來沒有見過飛機。

41年后的今天，當在八兄妹中排行老六的他年逾不惑時，那個無緣無故長翅膀的夢終于圓了，圓在“太空一往返，中華五千年”的九天，圓在13億中國人民的心田!

而飛翔的天路坎坎坷坷。小時候，聶海勝家里窮啊，他經常穿姐姐的舊衣服，打赤腳。每天最多能搜撿到的就是雜面餅和紅薯面做的黑窩子，蘿卜干、咸菜、大醬是家中餐桌上的主菜。父母常常為幾元錢的學費東挪西借。兔子，有時成了交到老師手中的“學費”。有一次，他把一條摸來的二三十斤重的大魚賣給老師，拿兩元錢交了學費。他學習很刻苦，寢室里一般都準時關燈，有時背誦內容沒記住，他就在校園的路燈下讀書。他數學成績特別好，考試經常第一個交卷，而且經常是滿分。

16歲上初中時，父親病逝，貧困的農家更是雪上加霜。但聶海勝仿佛知道要為飛翔做準備。他刻苦學習，初中畢業考上了縣重點高中，成為全鎮兩個考上的學生之一。學校給了他助學金，每次放假，他還去打工、做農活，掙上十幾塊錢，攢夠了上高中的學費。

海勝自小平衡能力和心理素質就好。高中時，學校旁有一條排水管道，離地有一層多樓高，同學們都不敢在上面走，惟獨海勝能輕松走下來。而且，他從小就喜歡飛機，家里雖然窮，但經常從同學那里借來一些關于飛機的書。有一次上美術課，老師布置搞一些小創作，他的作品是用泥巴做的3個飛機模型，當時就獲得了老師的表揚。

聶海勝說：“吃苦多的人，遇到什么都想得開。”高中畢業時遇上了航校招飛行員，他被錄取了。臨行前，海勝像往常一樣，只背了一個書包，沒有更多的行李。他不讓母親送行，是怕母親難過。當年，他成了同行中第一個放單飛的人，教官讓他給其他學員講講飛行體會，不善言辭的他只說了一句話：“啥也不想，只管飛!”

12日，聶海勝改任空軍某殲擊機飛行員。第二天，他在飛行中就遇到了事故。他正駕著殲擊機在4000多米的高空執行任務，突然砰地一聲爆響，發動機停車了。殲擊機一下子轉速下降、機體下墜，艙內溫度劇升。聶海勝一邊鎮定地向地面報告，一邊試圖排除故障。所有的辦法都嘗試過了，飛機還在下墜。地面指揮讓聶海勝棄機跳傘，但他沒有放棄，做了最后的努力，試著讓殲擊機滑行。當殲擊機距地面只有400多米時，他不得不按下了彈射開關，然后覺得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當聶海勝睜開眼睛，才發現自己落在了稻田里，殲擊機摔在100多米遠的山溝里，扎進土里十幾米，著火爆炸了。而他本人除了掉了一只鞋以外，完好無恙。后查明，此次事故是由發動機壓縮器上的葉片出了機械故障造成的。鑒于聶海勝在危急時刻沉著冷靜地處置險情，想盡一切辦法挽救飛機的勇敢精神，當年部隊為他記了三等功。

1996年初夏，聶海勝放棄了提拔的機會，參選航天員。愛人聶捷琳開始不同意，主要是安全問題。平時話不多的聶海勝一靠“磨”，二靠多干活，最后體檢的時候贏得了妻子的支持。

在參選的1500多名優秀戰斗機飛行員中，他過五關斬六將，憑著良好的體質和優秀的飛行能力，最終走進了航天員的隊列。

神舟五號飛船發射準備階段，海勝被選入3人首飛梯隊。“神五”發射前一天宣布由楊利偉上天后，海勝對他說，沒問題，你去吧，你的東西我們都給你帶回北京。當楊利偉巡天歸來返回航天員大隊時，聶海勝和翟志剛擠到楊利偉身邊，剛說了一句“你真棒……”，三人就緊緊抱在一起，眼淚刷刷地流。

20__年春節剛過，聶海勝及其所在的航天員大隊就開始投入“神六”載人飛天的緊急訓練之中。“神六”飛行不是“神五”的簡單重復，兩名航天員將在軌道艙里開展空間技術試驗，多天后才返回，面臨的風險更大，對航天員的訓練要求也更高。聶海勝在飛船標準調整后，體重有點超標。他堅持5000米長跑和大運動量訓練。最終成功將體重保持在67公斤的標準之內，并具備了飛天的所有條件，成了首次多人多天飛行的航天員。

隨“神六”飛天的兩名航天員在飛行過程中要配合得天衣無縫。這就意味著作為神舟五號首飛梯隊成員，一切都要從頭開始練起。

“神五”、“神六”大部分訓練是相同的。“神六”飛行時間長，針對這個增加了臥床訓練，躺了五天五夜。第一天感覺腰疼，后來感覺越來越輕，時間長了就習慣了。聶海勝說：“我就是很平淡地這樣走過來的，情緒起伏不是很明顯，航天員不會有大喜大悲的情緒。”

這次飛行是真正意義上的在太空生活和工作，聶海勝說，楊利偉已經實現了飛天夢想，我們需要進一步去了解太空，了解外層空間，了解外星球，為以后更深一步的研究打下基礎。我們還處在一個起步的階段，應該說這個事業，我不來也會有人來，但是我能來的話為什么不來呢?當然，這個事是有風險的，但什么事情都有風險。既然選擇了，我愿為之奮斗。

時代楷模彭士祿事跡篇十二

我很希望跟我們年輕同志交流，現在我們的航空技術，跟國外還有比較大的差距，很希望年輕人能為我們國家的航空制造事業做出創新型的貢獻。所以我想說說我們的歷程。

我出生在祖國飽受凌辱的上世紀30年代，“七七事變”發生以后，不到三個星期，我第一次經歷了日本鬼子飛機的轟炸，那時候日本飛機列隊地往西飛，炸彈爆炸不僅是聲音大，而且震動很厲害，家里的玻璃窗都發顫，當時嚇得我們不知所措，也沒有防空知識，所以趕緊從屋子里出來往院子里跑。幸好我們的鄰居，他剛從德國回來，他在德國經過了防空訓練，他就立刻喊“別往外跑，趕緊在屋里，躲在桌子底下”。所以經歷了這一場以后，在我幼小的心靈里邊就埋下了，沒有防空力量將來受盡人家欺負，所以暗暗地下決心我將來要搞飛機。

一個堂叔叔，為了祝賀我十歲生日，送了一架橡筋動力的桿身航空模型小飛機，但是這個飛機不是很結實，飛幾次就壞了，我父親看我這么喜歡飛機，他帶著我到上海，那時候解放前的上海，一家航模商店。那個商店是香港人開的，所以那個航空模型跟它的材料都是進口的，當時那個店主拿出一架一米翼展的橡筋動力的航模，就從柜臺上起飛，撞到天花板下來還能繼續飛，我看了非常熱愛。我父親看到我這樣的情況，就咬咬牙給我買了一架，那時候好多塊錢，回家以后我們的親戚都議論，說我父親對我太慣了。

這個飛機拿回來以后，天好的時候，就在外面飛，下雨就在屋子里飛。當然飛飛撞撞的，飛機就壞了，壞了就自己修。但是有一些問題不好解決，它的機身結構是用輕木條粘起來的，那輕木當時我們國家是沒有的，都是進口，那怎么辦，我就只能用火柴桿來替代粘起來。膠水那時候也沒去買，但是知道是用膠片在丙酮里邊化開以后，凝固了就可以當膠水用，而且干得很快，這樣我就用這東西補飛機。飛機的蒙皮又要薄，而且很結實、韌，那么這紙我們家有，因為我父親那時候看古書，有的重要的他要用這種紙描下來，所以這樣粘下來，我慢慢就能自己修理那個航空模型。再加上我父親給了我一套不全的《小學生文庫》，那里有一本，那是三十年代專門講航模的書，我看了很感興趣，反復地讀，所以這樣我對航模慢慢就鉆進去了。每年的寒暑假，我的時間大部分消磨在做航模上。

到高中畢業，那時候是要上大學了，我考大學呢，選了三個學校，都有航空系，一個是浙大、一個是清華、一個是交大，很有幸都考上了，但是我母親怕我遠離上海的家，因為我們家里就我這么一個孩子，所以不贊成我去浙大、清華，最后就是進了上海交大。

到我要畢業的時候，1951年初，那個時候我們正碰上抗美援朝，抗美援朝需要飛機，所以國家決定要建航空工業。那么我在1951年初的時候，我們學校的系主任跟我說過是不是你就留在交大吧。我跟母親一說，母親當然高興，但是當時國家的形勢建設是急需的，是放在首位。所以當時把上海的大專畢業生都集中在交大學習了一個多月，學習的主要題目呢，就是怎么樣為人民服務，怎么能畢業以后服從分配，參加國家的建設。

當時就也不管我原來答應留在上海，叫我立刻上北京，所有交大航空系畢業生三天之內離開上海到北京報到。我是愿意出去走走，我不愿意在學校教書，但是對我母親刺激太大。三天以后，按規定坐了火車去北京，當時我父親跟母親都送我上車站。可是回來以后，后來我父親寫信告訴我的，我母親晚上基本上睡不著覺，經常是坐起來拉開窗簾看看外面，想我是不是有能突然回來的這個機會。由于她不斷地在想我，引起了很大的思想負擔，我父親想了個辦法，給她安排在圖書館里做抄寫工作，希望能分散她的注意力，但是最終也沒有辦法，最后就轉入了抑郁癥，后來發展到非常嚴重的抑郁癥，1967年去世了。所以對這個事兒我是感到很后悔，我為了搞航空把我母親給犧牲了。

到1956年的時候，國家的號召向科學進軍，那么航空工業也考慮到要搞飛機設計。當時我的領導一個是徐舜壽同志，還有一位黃志千同志，他們倆當然是積極支持，積極地建議國家要趕緊建自己的飛機設計室。因為我們當時跟蘇聯的關系，蘇聯只是保證我們能制造出飛機來，而不告訴你怎么去設計飛機。他給我們制造的飛機呢，基本上是他要退役的飛機，沒有新的東西。另外一點他們比較霸道，就是給我們制造的飛機，我們覺得不合適的要改，他也不同意。那么受到這些影響以后，所以我們覺得，我們必須自己干自己的飛機，我們飛機的設計權，要掌握在中國人自己手里，不能聽從國外的。當時蘇聯專家的意見是你們建立設計室是可以，必須跟飛機工廠、制造廠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所以那個設計室必須建在沈陽，我當時也很愿意搞設計的，所以我沒有任何負擔地就從北京到了沈陽。